这是个新世纪太阳升起，滋长心灵人格绿树的时代；这是个中华现代转型——崛起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动荡动乱频仍，文化植被稀薄化、人的心灵沙漠化的时代。当心灵和人格的绿树不断被摧折，当仇恨、无知、愚昧、奸佞、依附、趋浪赶潮如猛兽洪水驱逐心灵的阳光，贫乏的大地也就更加裸示了。大地——时代的贫乏并没有随时光一道流逝，而给新新世纪——新的年代留下了深巨而的精神内伤，留下了长长的阴影。在灿亮的晨曦中，带着生命悲欢带着体温的他们，在重重山地——历史的折皱里向我们走来……

这是一部被人遗忘的赣南客家人的生活史，精神史和心灵史。

小说以二十世纪上半叶江西赣南集镇信泉为背景，以客家文化精神的起伏消长为主轴，以老中医黄盛萱一家三代人的不同命运为故事轨迹，描写了不同类型乡村知识分子独特的悲凉命运，展示了这些任务的灵魂和文化精神，展示了二十世纪初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乡村开始出现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自由情怀和令人扼腕的归宿，原生态地展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生活变化的辉煌和悲怆。

序 重建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

卷一 前本烽燧幽兰

卷二 还是前本浊波清流

卷三 续本残春病木

卷四 不是正本的副本长河天籁

后记 起看苍穹觅黄花

一

一阵亢奋的枪声撕裂了碧蓝明净的天空，在绵延群山久久回荡。

时值初夏，春莳扫尾，男人们早按捺不住把活儿推给女人，拖着陷在水田里半个多月发胀发沉的双腿，从四面八方涌向石街。古历每旬三六九赶圩，早已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项。赶圩成了信泉人的莫大享受。石街成了信泉圩的代称。

这天圩日，一百多问店铺又爆满，骑楼下巷道里蘑菇般冒出无数的水酒铺子。人们呼呵呵地喝热酒，龇牙咧嘴地大声叫嚷。一伙一伙凑合着，一壶酒一壶茶挨到日头西坠，石街重新空阔起来。

民国开始，短短十多年信泉却冒出了一溜连店铺，一天比一天热闹，冒出了许多生意角儿，有的手脚伸到二百里外的赣州城，在那里雄赳赳地竖起了亮眼招牌。新的名角名流又出现了。

这地方像芦苇地，惹风惹烧，返生也快。泥土烧焦了，山石烧裂了，然而，眨眼之间山又绿了，又是一派莽莽苍苍。喘息的功夫，信泉又成了一个红火的商镇。如今客家人成了气候。当初客家人只是怀揣中原先祖的一块神牌，一卷神圣的族谱，一团先祖荣光的梦幻，像钉子一样扎下来，最终都成为胜者强者，成为信泉的主心骨，完成了由边缘到中心的转变。相传，发配广东充军的陈氏的一脉初到信泉便遭灭顶之灾，剩下一个丫环怀抱主人的婴儿死里逃生，背包里没钱没粮只有一部浸透汗水血水的家谱。十八年过去，这对“母子”带着百多号陈姓后裔重返信泉，以“联魏攻赵”之术，终于挫败了土著大姓，“义门家风”的门榜从此在信泉昂立。此时土著也明白无力回天，于是改变初衷与其和平相处，最反叛最归顺的两道粗绳缠结在一起。转眼就到了民国初年。

当枪声初起，大家都不在意。许多农家都有乌油锃亮的鸟铳，围猎老虎、山牛、野猪、鹿子的枪声和震天的吆喝此起彼伏。枪声太平常了。

可是，这枪声古怪，密集而脆亮，商会会长黄宇遂立时听出了其中的钢铁味，不由自主地格愣一下，觑着眼看斜对面的庆仁店。老板娘叶宁玉坐守柜台，对会长露齿一笑。

这当儿章泰生遛狗刚刚回来，六条剑毛狗围着他嗷嗷低鸣。看到了黄会长脸上的惊讶，他立时记起刚才密集的枪声。这枪声是外来的，他不由胆战心跳，从头到脚又漫过一阵鸡皮疙瘩。不过，他很快便平静下来。天塌众人抬，这里毕竟有一两百店铺哪。他装着不在意地说：“黄会长，怕是他们又猎上了一头老虎，我的狗鼻子灵。”

浓郁的中药味像条河弥漫了半条街。庆仁店主章泰生来自药都——江西的樟树。正当他在赣州生意火爆，却突然携带漂亮的妻子叶氏溯江而上，落户信泉，在黄盛萱老先生诊所之侧开了药铺，挤进石街商贾之林。黄宇遂笑笑，在庆仁店站了站，向隔壁的慎微堂走去。

枪声又一次震响。一会儿一群黄衣扛步枪的大兵护卫一顶红顶轿子，吆喝着进了镇公所。胡玉镇长慌忙走下沿阶对着轿门抱拳作揖：“丁旅长好早，贵人踏贱地，真有失远迎！”勤务兵掀开轿门。高大的丁旅长慢悠悠地摸着黑髭须探出身子，眯着眼睛打量完了这山里闹市，咕哝哝连骂“他妈的”。

石街人潮如涌，早淹没了任何威风的呼喝。

二

三四万人中似乎只有章泰生心头狂跳，枪声仍在他心里噬咬。他闻出某种危险的意味，示意小舅子别翻晒药草，叫叶氏进里间喂狗。他坐守柜台不时伸长脑壳盯着隔壁店门口正在捉脉的老先生。

慎微堂主黄盛萱坐得端正，没挪屁股地一个接一个抓脉，认真地望闻问切。思忖一会，他握起毛笔一气写下病症和处方。他光头，脸偏圆，双手细柔，两道弯得中看的黑眉，洁净的细白布长衫十分清亮，一点看不出他已五十出了头。章泰生也就安定下来。

一会儿章泰生又听见年轻的胡玉镇长嘿嘿哈哈的嗓门：“开道，让开哕！”他没抬头，眼盯药柜，嘴里照着药单子念叨，一只手抓药，一只手称药。然而，他的眼风却执拗地在镇长身后搜寻。

果然是个兵，而且是个挎大盒子枪的大兵，这兵跟他面熟。他心里一阵恐慌。丁旅长还不放过自己呀！

大概叶宁玉也察觉来者不善，悄悄抽掉了锁链，六只剑毛狗虎狼般扑向外面，围着大兵龇牙窜跳。大兵吓得赶紧拔手枪，可抓枪的手脖儿被狗咬住了。章泰生赶紧喝住狗，道歉说狗不会咬人，胡玉瞪了他一眼对兵赔笑：“它们欢迎你哪！”

大兵恼怒地说：“你这老板呀开什么玩笑！”

章泰生装着不认识，谦恭地对他们抱拳作揖，粗着嗓门骂狗，趁势放下半卷的门帘，口里笑道：“坐坐，请上坐！”

镇长带着大兵走向隔壁，章泰生松口气全身发软抓一张椅子坐下，白衬衫已湿透了。他听见镇长尊敬地说：“萱公，赣州李军长派丁旅长看你来啦！”

原来丁旅长专程请老先生赴宴。

大兵把丁旅长的手谕呈上，催促说：“请老先生立即到镇公所赴宴！”

黄盛萱正静心抓脉。老花镜搭在肉嘟嘟的鼻尖上，眼睛却抬了抬把来人看过了。他抓过张处方纸，笔尖在笔砚上蘸了又蘸，一气写道：十七诊，五月十日，脉弦滑、苔薄腻、肝脾两虚，尚乏调协之机，再拟着肝运脾法：平地木一两、山海螺一两、田萁黄一两、蒲公英一两、大小蓟草各五钱、潞党参四钱、陈木瓜三钱、橘叶皮各三钱、土茯苓一两、大川苔二钱、延胡索三钱、金钱草一两、六一散五钱(包)、大红枣七只。二十帖。收笔，套上笔筒，他和气地说：“到隔壁庆仁号抓药。庆仁号药齐。”

黄盛萱似乎把面前二人给忘了。镇长耐着性子笑道：“丁旅长山高路远到我们贱地，有事与老先生商量，脉是号不完的，表叔你就暂放放吧！”

黄盛萱微微笑道：“这里不是敝宅，招待不周请谅。来而不往非礼，圩日实在走不开。来的病家不是亲就是友，治病如救火，黄某向来不敢怠慢半分！丁旅长李军长是量大之人，改日再商议如何？”

他挥挥手又招呼一病家坐在面前号脉。

大兵显怒地说：“丁旅长是有脾气的！你们怕也听过丁猛孚的名字吧！”

镇长忙说：“丁旅长名字如雷贯耳，他在瓜子岭一战重创袁世凯部，战功赫赫，又协助李军长守护赣州。萱公你就给个面子吧！”

章泰生这才全身轻松起来。他笑眯眯地过来恭请二位到里间用茶，亲热地帮着劝老先生，也委婉地给老先生帮言。

黄盛萱把来者搁在一边，自顾号脉写单子。

大兵恶狠狠地吐言：“别舍不得几个臭钱，惹火了我们，这诊所别开了！”

黄盛萱呸地吐出一堆口水。

这俩人走后，黄盛萱轻声对章泰生说：“这丁猛孚太小看了信泉！”

正午，黄盛萱的续弦赵湘如打着红纸伞提着盒篮——有盖有耳分层的大竹篮送饭来了。

赵湘如两手相抚端坐在老先生对面，看着他吃饭。老先生头上冒出一层汗珠。她抓了镶边蒲扇为他轻轻扇凉。他说：“叫盛苕准备好钱给朝勋兄弟送去。外面不比家里，拖宕不得。盛苕经管这么多年，人太瓷实缺少心眼。你来不久，埋头做你的事。”  赵湘如点点头，掏出小手帕，宽大的衫袖落在胳膊肘儿，露出洁白丰润的前臂和白玉手镯。她说：“你歇歇，几盆花我来浇。”P1-3

读完李伯勇先生的这部长篇小说，赫然在目的，是书末标明的写作时间：从“1993年5月第一次构思”到“2004年8月2日-10月24日三稿”，前后竟达十一年之久，这真是“十年磨一剑”！这沉潜功夫，这坚韧耐力，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的浮躁的文学界，大概是并不多见的。

我同时不无呐疚地想到，我从2004年允诺为之作序，到此刻提笔写序，竟也拖-了五年。

这不仅是因为忙，因为作者不像其他朋友那样善于催稿，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有一种逼人思考的力量，每读一次都是思绪绵绵，浮想联翩，因此，几番提笔，都始终理不出头绪，总想真正静下心来，好好消化了再写。事情也就这么耽搁下来。这又成了我的一个精神重负：不仅对不住这位老实的老朋友，而且似？-也有负于作品所写到的那些父老乡亲。我终于提起笔来，却依然不知从何说起。憋了两三天，直到今天早上躺在床上，左思右想，才突然想到，今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九十周年，或许正可以由此而开题吧。

记得作者说过，他的创作深受鲁迅和周立波的影响，而他又是在以“回到‘五四’”为追求的八十年代的文学氛围中走上文学之路的；那么，从和“五四”文学传统，特别是和鲁迅文学传统的关系的角度来讨论李伯勇的创作，大概是不会太离谱的。

这是人们所熟知的：鲁迅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开创了一个“为人生的文学”的传统：“这是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的，并且写出它的血和肉来的真的文学”，“这是关注下层人民，着重揭示病态社会的人的精神病态的文学，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因此，这又是“撄人心”的文学，是要搅动人的灵魂，迫使人们去思考，去追问人生的文学。(参看拙作《与鲁迅相遇》，第四讲：“为人生的文学”)。特别值得提出的，还有“五四”“人的发现”中的三大发现：对妇女的发现，对儿童的发现，以及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的发现；而对农民的发现，就直接引发出也是鲁迅所开创的“乡土文学”的传统，并由此建立起了新文学与乡土——中国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的血肉联系。应该说，这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本质性的特征，也是它的特殊优势所在。我曾经说过，正是“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都市文学”的相互对照、补充、渗透，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本格局。前者产生了鲁迅、沈从文、赵树理、艾青，后者有茅盾、老舍、巴金、张爱玲、曹禺，中国最重要的作家都集中在这两个文学世界的创造，这大概不是偶然的。

应该说，八十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还是延续了这样的文学格局的；但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就逐渐向都市文学倾斜，这是和整个中国社会的都市化进程相适应的，也是城市市民逐渐成为文学的主要接受者这样的文化变迁的一个反映，因此，其本身是具有合理性的。问题是，同时发生的却是对乡土的淡漠以至忽视与遗忘，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的削弱，而其背后，更是前面所提到的“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如大胆看取人生的真的文学的传统，关注下层人民的传统，以及“撄人心”的文学功能，都逐渐淡漠，忽视，以至被遗忘：这才是真正让人忧虑的。

原因自然是相当复杂的，不是这里所能讨论的。我只想指出一点：这是一种社会思潮在文学上的反映，是和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与想象直接相关的。在相当一段时间，占主流地位的“现代化”观念和想象，就是要以“先进”的西方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来取代“落后”的中国农业文明和乡村社会。这样，“乡土中国”、“乡土文化”就自然成了要被淘汰、消灭的对象；“乡土”之根既被拔掉，“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在一些人看来也就自然成了“伪命题”，至多也只能成为一个“历史”的存在。这些年，随着创造符合国情的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任务的凸现，人们开始反思前述曾经是不可置疑的现代化想象模式；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的提出，“乡土”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于是就有了“重建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的文学命题与相应的文学创作的实践——这正是构成了李伯勇的创作的社会、思想、文学背景，他的“幽暗家园”四部曲长篇小说《轮回》、《寂寞欢爱》、《恍惚远行》，以及本书《旷野黄花》)都是这样的重建和乡土联系的自觉尝试，其意义和价值也正在这里。

但当李伯勇们重新面对乡土时，却发现脚下的这块乡土已经变了：大自然正在被污染，乡村民风民俗已经变形，随着打工潮带来的农村的空洞化，由亲情、乡情维系的乡村生活和乡村伦理也开始瓦解。这都是李伯勇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建立在传统格局上的乡村正在解体之中。从许多村道长满了齐膝的蒿草就可得知乡村的凋敝”。由此产生的是“归属感”的失落：到哪里去寻找“心灵的依归与安妥”？(李伯勇：《潜行，并燃烧着》)这个问题，既是中国农民的，也是李伯勇们自己的，更是我们民族的。于是，就有了“乡土文化重建”的呼吁，以及在这样的文化重建中文学所能发挥的作用的思考与实践。我想，这大概就是李伯勇先生创作《旷野黄花》的最初动因吧。

但真要重建乡土文化，却又遇到了一个问题：你真的了解自己的家乡的文化吗？你真的认识脚下这块乡土吗？是的，这是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李伯勇们的生命和它有着天然的联系。但也正因为是天生、天然，就容易被忽视，天天厮守于此，就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没有感觉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乡土文化的认识实际上是受着意识形态的制约和遮蔽的，不仅是历史事实的遮蔽，更有价值判断的错失与混乱。于是，李伯勇终于发现，自己身为赣南人，在农村生活了几十年。其实这“动荡而沉默的赣南大地”对于他依然是陌生的。应该说，发现并承认这一点，对李伯勇是十分痛苦，并且是有几分尴尬的。

因此，李伯勇要重建自己的文学和乡土的联系，就首先要做“探寻”的工作，这需要敢于正视，善于发现历史与现实的胆识，是一个思想解放，不断“破蔽”的过程。他在面对赣南的历史与现实时，需要破什么蔽呢？在现有的历史教科书里，赣南就只是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因此，今天人们理解中的赣南文化就是革命文化，而且是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历史的光辉的。这样的理解，是有根据的，也有它的合理性。但在革命的光辉背后，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些“污秽与血”呢？鲁迅早就说过：“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我们当然不会也不应因为这些“污秽与血”的存在而否定革命本身，但难道我们又可以为了肯定革命而将这些客观存在的污秽和血着意遮蔽，不去从中总结历史的教训吗？另一方面，当我们把革命的合理性绝对化、唯一化，也会造成遮蔽。比如说，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把不同于“革命救国”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选择，视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以至“反动政府的帮凶”而全盘否定，抹杀，以至强迫遗忘。事实上，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无论是在赣南，还是我所熟悉的贵州，全国各地，都有大批的学子，走出乡土，甚至走出国门，他们在现代都市学习和海外留学中，接受了现代教育，具有了现代新思想，有的又回到家乡，以“服务乡梓，传播新文化”为己任，踏踏实实地从事地方的教育、体育、卫生、法律、工业、商业、新闻、出版、学术、群众文化工作，办学校、医院，开设律师事务所、书店、报馆，兴办企业……以自己的默默贡献，给古老的乡土带来了新的活力，为传统文化(如赣南的客家文化)注入了现代精神，创造了新的现代乡土文化，开拓了乡土的现代化之路。而且还要看到，“乡土的现代化”是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二十世纪以来，一直吸引着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之奋斗与献身。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被这样的历史任务召唤出来的。而上世纪三十年代蒋经国所领导的“新赣南”建设运动也应该视为“乡土现代化”的重要实验。所有这一切努力，都已经融入了历史，融入了现代乡土文化，成为其有机构成，它是一个整体，是不能阉割的，是一份丰富的精神遗产，是不能否认、遗忘和抛弃的。因此，完全可以理解，李伯勇在经过艰难的探寻，终于发现了这虽然依旧沉默，却蕴涵如此丰厚的“赣南现代乡土文化”时，他的惊喜与震撼。他说他找到了“被遮蔽、被漠视和被遗忘的乡村中，有过的向现代化转化的丰富和辉煌”，而且把握到了今天历史的脉动：“在更宏阔的历史背景中凸现现代化的起点，这正是当下社会现实的一个显著特征。”他也因此而找到了表现的对象与思想内核、创作主旨：他要写的“旷野黄花”就是这些“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和奋斗过的人”，这些“乡土现代化”的先驱者，并且要“以人生悲剧、社会悲剧的艺术形式，揭示把守自己的可能与不可能，挖掘并张扬乡村现代自由精神”，以为今天的乡土文化重建提供精神资源。

李伯勇的这一发现，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对脚下的这块“土地”认识的深化：“二十世纪以来，我们民族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一体化、人类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的乡土事实上已在变化，向现代转化，出现了诸多具备现代精神的人和事”。(《扎根和超越》)也就是说，我们所面对的乡土已经不再封闭，它是和中国，以至世界的更加广大的土地联结一起，息息相通的，我因此曾提出过一个“大土地”的概念。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乡土的认识，把握和表现，应该是“出于本土，又高于本土”，有一个大坐标的参照，全国，以至全世界的映衬，和更深层次的思考。(参看拙作《“土地里长出的散文”》)这也就是李伯勇先生所说的，既要“扎根”，又要“超越”。提出与强调这一点，是有一种现实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因为我们今天提出“乡土文化的重建”，有一个全球化的背景。可以说，正是全球化凸现了乡土的意义。这是全球化的一个悖论：在消抹差别，追求统一的同时，它还需用差异性、地方性、乡土性和多样性来加以支撑；失去了地方性、乡土性和多样性，全球化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必然造成灾难。(参看拙作《追寻生存之根》一书的附录。篮子：《归来的学魂》)因此，我们今天对乡土性的重新发掘与表现，应该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追寻一种更合理，也更有张力与活力的世界新文明、新文化的一个努力和贡献，它也必然超越狭义的乡土概念，而具有追寻精神家园的意味。或许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要创造的新乡土文学，不同于鲁迅时代的乡土文学的新的历史、时代的特点。

在获得了这样的既“扎根”又“超越”的新的眼光以后，作为作家的李伯勇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将这样的对历史、现实的新认识，新发现，新体验，转化为文学？在我看来，这需要解决两个问题：文学观念的问题和写法的问题。

重建文学和乡土的血肉联系，首先要重建文学观念。记得我们年轻时候的文学观念，曾深受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一个论断的影响：“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我们因此而十分看重文学的历史品格，反映和表现社会、历史的功能，并特别追求文学的史诗性和厚重感。而在我们看来，最能体现这样的史诗性的无疑是长篇小说，于是，在那个时代，长篇小说是特别受到青睐的，我们都如痴如醉地沉湎在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文学世界里，并进而走进他们所描述的俄国和法国的历史中。我们也同样通过茅盾的《子夜》去感受三十年代的上海社会，通过梁斌的《红旗谱》认识革命历史，通过柳青的《创业史》体会变革中的中国农民的命运。当然，这样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追求发展到极端，也确实产生了一些弊病，例如对文学的娱乐性功能的遮蔽，对历史的图解以至扭曲，对文学风格的多样性的压抑，等等。于是，就有了突破这样的文学模式的另外的文学追求，形成了新的文学观念，思潮，这同样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并且也确有好的文学实绩。问题是，我们又把这样的新的追求(文学的娱乐化、私人化等)推向极端，而完全否认了文学的历史品格，同时否定的还有文学的思想品格，仿佛历史与思想是和文学绝缘的，甚至是妨碍文学的发挥、发展，损害所谓文学的纯正性的。这就使我想起了曾经和贵州的一位朋友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其实，在中国传统中，文学、历史和哲学本是融为一体的，在十九世纪末，接受了西方的影响，才逐渐有了文学、历史、哲学的学科分工，以后，又陆续引入了诸如社会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这样的新的学科范畴，逐渐形成了分工明确的学科体系。而到了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又出现了交融的趋向。这样的“合——分——合”是很有意思的；而在以后的很长时期内，恐怕都会是既分且合的。(参看拙作《“土地里长出的散文”》)应该说，今天重新提出“文、史、哲合一”的中国传统，是有现实的需要的。我读李伯勇先生的这本《旷野黄花》的一个突出感受，就是作者要实现他的表现“乡土现代化”历程中的赣南，为乡土文化重建提供精神资源的创作意图，就必须向历史和哲学延伸，并有机融入社会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的知识和方法。我注意到，作者提到有评论家说他的创作是“田野作业”，而“田野作业”正是考古学和人类学的一个基本方法：这大概不是偶然的。(《扎根和超越》)

文学观念之外，还有一个如何按照文学的特点和规律去创作的问题。这恐怕也是李伯勇考虑得最多，最为用心之处，并且已经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追求：文学表现历史，“并非是对宏大历史主调的应和与重复，而是对被宏大的历史所淹没和遗漏的个体生命的深刻体验之表达”。这里包含了双重反思：一是对前文提到的将文学的历史表现变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主调”的图解的反思，一是对现有的历史叙述的问题的反思，作者因此引述了我的一个看法：“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而真正埋在历史参与者与波及者们记忆深处的，正是这至今也没止息的内心的痛苦”(参看拙作《“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或许正是在历史叙述忽略、遮蔽之处，文学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如李伯勇先生所说，文学所要表达的是“被宏大的历史所淹没和遗漏的个体生命的深刻体验”，而且追求“原生态地展现”。这里所强调的“个体生命”、“体验”与“原生态”，都是文学的关键词。记得我在一篇文章里，也曾表示过类似的意见：“文学处理的是人类生活世界的原初的、感性的经验图景，是生活的原初境遇，是人在具体历史中的存在，人的感性的存在，关注其不能为理性的观念、分析所包容的特异性与个别性，并且不仅关注人现实的生存境域，更有着对人的生命存在本身的超越性关怀。因此，文学是真正直面人自身——人的存在本身，人性本身的，而文学的感性表达所特具的模糊性、整体性、多义性、隐喻性，也正是能够展现人的生存困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参看拙作《大学文学》。第二编，中国现代文学，导言》)我读李伯勇先生的《旷野黄花》，最被吸引的，就是那一个个鲜明的“人”的形象：无论是黄姓家族的黄萱盛、黄朝勋，还是陈姓家族的陈学余，尽管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却都是具体生活情境中的，感性的，特异的存在，处处闪现出作者所说的“人性之光，生存之光，时代之光”，再加上渗透于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客家人民间习俗的具体可触的描述，都产生了一种逼近历史现场的效果。而作者对他们在人生道路选择中的困境的逼视，无论是黄盛萱的“可为可不为”，黄朝勋的“可为而为”，还是陈学余的“知其不可为而为”，黄腾的“可为无不为”，更是具有某种生存论的意味，使作品获得了一种生命的厚度：这都是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如果还有不足，大概也是这样的个体生命的特异性，在某些人物的刻画中，还不够充分；比如，在我的阅读感受里，就觉得黄家的第三代黄腾这个人物的处理，就多少有些从概念出发，未能显示其生命及人生选择的个人性，及其内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让我特别动心的，还有作者自己的生命在作品中的投入，而且我分明感觉到，在写作过程中，作者自我生命的成长，我因此为李伯勇先生感到高兴。我以为，这或许是更能显示写作的意义和更具启发性的：所谓“重建文学和乡土的血肉联系”，本质上是重建我们自己的个体生命和脚下的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文化和父老乡亲的精神联系，是我们自己——作者和读者的“寻根”。

2009年4月14日-20日

一

从1997年写成，2001年修改，2004年再修改，到今年10月第四次统稿，一晃12年。这是我出自自觉，修改间隔最长修改次数最多的一部长篇，而且从1993年开始构思到现在，围绕这部作品的思索没有中断过，即持续性思考相随至今。依凭它能让我时时回望生我养我的赣南乡土。平时包括读书和与文友交流在内的日常生活都会不期然触发我联想此作的人物和内容，而且我还及时而认真地记下新的的体会(思考)，从而我得到精神的喜悦和满足。可以说，这种频频发生的来自现实思想和精神的“触发性思考”，自然带着明显的“现实体温”，不但让我不时徜徉于此作的艺术世界，而且融入了我的精神历程，成就了我的一种精神方式。因而我激情不减，数次修改激情充沛而不会感到枯燥厌烦。这也说明这部作品具有开放的思想艺术基质。当然不是说我根据时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变化而使我不断地对作品做适应性、随顺式修改，而是在作品已经确立人物和基本立意(主题)即基质的基础上，通过作者我(现实)的传导，多次进行“割爱式”删减，让主题更雄劲而内在，人物更鲜活，语言更准确，叙述更凝炼而顺畅，意蕴更饱满。我老是觉得社会场景人事沧桑呈一种显豁的轮回状况，自己叙写的有着鲜明时代和地理文化及环境特征，20世纪前50年的人物，依然活在当下，他们在我身边轮番出现。但是他们因其“背景”已全然消失而成了真正的“游魂”。我时时与这些“游魂”相厮磨，相关思考也一路持续下来。

二

初稿定名《热土游魂》之前，我历经了一段最初的触发和写作酝酿。它源于我所在县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个冤案。解放前夕一个家庭成分高的青年大学生(作品中的黄腾)回乡组织起义迎接解放，不久便遭到区政府设“鸿门宴”射杀，当时地方报纸说是镇压了一个地主反革命武装(作品中的人民自救第六团)。(后来我得知，在赣南几个县当时也发生了相似的情形。)在“文革”结束大量平反冤狱的80年代以来，为黄腾和此案鸣不平的呼声很高，其中积极的推动者，就是当时“第六团”一般成员中有不少后来或是县里的县级和中层干部，或是在海外的成功人士，当然这些已进入老年的人也是为自己去掉一缕“精神阴影”，消释一个旷久的情结，但他们更表达了一种扎根于社会的良心和良知，以“平反昭雪”抚慰冤死的亡灵。良知和良心仍是我们社会基础性的存在。当时我的心灵受到震撼，也一度照许多人的心愿，像“文革”中许多老干部蒙冤一样，把黄腾定位于一个献身革命而蒙冤的大英雄，我想象他具有大写革命者的熠熠丰采。我当时就想到以“热土游魂”为题目，定位于为家乡冤魂还原真贞的意味。我无意中还是暗合了当时曾流行一时的平反昭雪的文学主题。

依我写长篇必经的准备阶段，我开始了从容的“田野作业”——实地采访和体验。我进入了黄腾所生活的乡土环境——也是赣南一个较大的圩镇，通过许多七八十岁老人的口述，接触了赣南客家——民间状态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现了许多我以前不熟悉甚至不知道的赣南真实生活——生活真相，一个沉默却真实的客家赣南文化赣南开始在我面前敞现。

赣南是客家人的聚集地，千百万年来我们的祖先不间断南迁聚集赣南，不断给赣南注入新的生机活力，形成了以客家乡绅为中间阶层的乡间社会结构，已培育出自强不息把守开拓开放融洽的客家文化精神，是中原文化的延伸和新创造。20世纪初不少客家人子弟毅然留学日本，回来从政从教或从商办实业，毫不逊色地走在时代前列。即使在那样交通不便(只有水运)的偏僻圩镇，也与世界现代进程相连，现代化有了起步，敞现了由客家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生活趋势。

黄腾(40年代后期)虽在广州读大学，但他的血液和基本情感与家乡相连，他组织的“起义”就是在他家乡实现的。我注意他背后的客家文化形态。经过初步采访，我却产生了与许多人不同，也跟我当初的设想(立意)相左的看法，认为黄腾尽管有一定的知识分子思想成色，但从其主导面，他还是属于激进左倾知识分子，无知、片面、幼稚、毛躁，不是他做英雄的时候他偏要做英雄(其时武力胜者即英雄的社会位置已排定)，他更无从知道知识分子的时代已将终结，即属于知识分子的自由自主空间已趋向关闭，其实他本人由于趋附革命并没多少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他照搬革命初期(1930)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加某种知识分子气息所获得的成功，恰恰成了置他于毁灭的枷锁。于是同样以“热土游魂”为题，立意的重心不再是“被冤屈——拨乱反正，恢复其革命真贞”，而是转到黄腾的性格与精神的内在探寻上，趋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我的这种转向当然跟我平时阅读和思考——关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紧紧相连，也跟“黄腾”自身的性格命运内涵相吻合。

我所接触并感觉到的赣南生活形态、文化形态和精神状态，与我要写的黄腾仍是相割裂，我立即感到，从“当代知识分子命运”这一时代主题着眼，黄腾这一人物形象——原先拟定的主题是不足于支撑起一个有着真正思想魄力的长篇。换言之，一个大于黄腾命运的文学主题如同一座山峰默默地耸立在我的面前。

三

初次采访我不期然发现了另一个压过黄腾的悲剧性人物，一个比黄腾生活经历、性格命运涵盖力更广，更具震撼性冲击性的人物(作品中的民国县长陈学余)进入了我的视野。他20年代初参加了共产党，遭到国民党逮捕，家里用钱赎出，后又去读书，从政，做过民国县级法院院长，释放过红军连长，打压过乡村流痞，后又做县长，生活节俭，体恤民众，勤政廉政，一生为实现和平土改而奋斗，临近解放，当年那个被他释放的人已是解放军师长，特意叫他不要再当县长，可去学校教书，但他还是回到县里执意通过土改法案，随后辞职回家，他最后死于家乡人告发(他是国民党县长也必死)。他身上的理想情操深深震撼了我。至今在他的家乡仍有不少人以崇仰之情谈论他。很快他替代黄腾成了我思考的焦点，并且认定“把守精神”是其亮眼的精神品质。它与黄腾相联系就有着“把守的可能与不可能”的丰富内涵(黄腾其实没有把守自己)。显然，在陈学余身上所体现的历史意识、文化精神内涵是黄腾所不能比拟的。陈学余是向着现代转型的赣南客家精神的产儿。某种程度他人生的辉煌与暗淡，幸与不幸，更能体现赣南客家的开创与把守精神——向现代转型的赣南客家文化精神——的悲壮和悲凉。于是我又调整了立意。

我转为以陈学余为主轴继续采访，采访范围扩展到他工作过的多个地方——赣南内外多个市县，查阅县志和文史资料，我接触和掌握了更多的有价值的素材，在更大的时空考察陈学余的所作所为。陈学余在赣南数县工作过，那些地方跟他的出生地一样对他性格命运都具有重要影响，积极也好消极也好，都化成了他把守的内在情愫，实现理想的定力，而他确立这种理想往往逆潮流而行，在不可能——面临失败甚至加重自身毁灭——情境中仍作飞蛾扑火般的一搏！他坚持的是自己的理想，亮的是人的精神——客家人的精魂。

一个业已消失的，真实而陌生的赣南灵魂默默地在我面前展现！

由发现陈学余进而发现赣南，让我觉得，自己对脚下的土地——生我养我的乡土的了解太少太表面了。长久以来我们生活在一个主流意识形态造就，光荣、简单却虚幻的家乡，与一个虚假的家乡相拥，误把虚无之乡置换了实有之家乡，而漠视了一个真实的家乡。我们就是生活老死在家乡也不会真正了解家乡。这种无根的生存和生活成了我们的常态。这不是一个人几个人一部分人，而是一代人几代人或者说我们时代的严重缺失，既是时代的不幸也是我们的不幸。这样的欠缺并不会随时间流逝自行消失，而是直接对现实起作用，当下我们的种种生活世相精神状态(如缺乏诚信，一味功利，只顾自己罔顾他人，言行不一，心灵无所寄托)都源于这种“先天不中后天失调”，因而完全有必要从更广更深层面重新认识乡土。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取名“热土游魂”也就具有另外的更为深广的意味，对黄腾又有了新的认识。此时陈学余“加入了”我拟定的“游魂者”行列。

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我一人上路，一个县接一个县采访，还认真地读了赣州市(80年代出版)好几本文史资料，进一步体察了产生“陈学余”的存在环境，而且获得大于“陈学余”的认识。我喜悦不尽。比如百废待举中对新生活的渴望成了整个社会的共识，抗日战争胜利后决绝地脱下戎装回家搞实业，具有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出现，这块土地上已滋生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情怀个人精神，等等。以赣南——中国而言，20世纪上半叶已展现现代性，中国现代化地平线应移到20世纪之初，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我把当年苏维埃革命和主政赣南的蒋经国的生活和作为(包括其挫折)都视为赣南现代文化的有机组成。1930年发生在赣南的苏维埃革命有其正当性，也属于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些给赣南客家精神的现代锻造注入了强劲的思想资源。“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鲁迅)，它在锻造赣南精神的同时，也给赣南精神留下深深的阴影，这也不应该否认的。当然赣南同全国一样仍处在社会转型的动荡时期，腐朽与新生同在，社会病灶突显。

客家乡绅形象(作品中的黄盛萱)、自由知识分子形象(作品中的黄朝勋)及富有文化色彩的地方名流，他们都进入了我的视野，与黄腾、陈学余一道在我脑中活泛起来。为能更准确理解、把握和表达，我集中阅读和重读60多本当代文史哲学术书、评论书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本有思想魄力的书，对我的构思启发很大。

比如我从钱理群先生的《“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里得到启示：“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而真正埋在历史参与者与波及者们记忆深处的，正是这至今也没止息的内心的痛苦。”我以为作为文学，应该原生态地展现和表达“被宏大的历史所淹没和遗漏的个体生命的深刻体验”，这也是刻画我的主人公所必须的。

比如我从别尔佳耶夫著述中得到启发。他说：(传统)共产主义者生活在由他们所创造的虚幻的光怪陆离的神话般的抽象几何形状的世界中，他们完全看不到人的个性和事实上的复杂多样性。20年代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为着神圣的革命而把世界和人简单化(黑白两极化)，作为一种策略手段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催化了精神简单化、人心退化这一消极后果。

又比如我从赵汀阳《论可能生活》得到启示：生活首先是一个存在论事实。生活的意义在于创造可能生活。可能生活就是幸福生活。如果一种可能生活具有自成目的性，那么它是生活意义的一种显示方式。可能生活是现实世界所允许的生活，但不等于现实生活。可能生活是理想性的，它可以在现实生活之外被理解。可能生活可以定义为每个人所意味着去实现的生活。

这样，把守就是开辟可能生活成了我意识到的历史和精神蕴涵而注入此作的创作之中。

我做读书笔记，并开始写构思笔记。这也是营造这个长篇的精神氛围，凝聚以人物为主轴的精神意象，积累创作能量的过程。

四

人物和主题相互扭结，一个具有全新内涵的“热土游魂”的长篇构思在我脑中成型。

它的立意是，以人生和社会悲剧的艺术形式，展示把守(理想和自己)的可能与不可能，张扬乡村现代自由精神。寻找被遮蔽被漠视和被遗忘的乡村中，有过的向现代转换的丰富与辉煌，寻找乡村中已滋长而又丧失的现代性，展示悲剧人生和人性魅力，展示蕴藉的本土精神资源。在时尚、思潮一边倒，时代简单化极端化即贫乏化的特定情势下，在历史情境中性化显现中，把守的可能性，开辟可能生活的现实性，以及这种可能性、现实性不断被外在、内在的力量所否定、所摧毁的历史过程和心灵过程。作品被赋予“前本”和“副本”，决定了它并非对宏大历史主调的应和与重复，而是对被宏大的历史所淹没和遗漏的个体生命——个人生命和精神历程——的深刻体验之表达。在世俗——趋众趋时之中，人的主动选择——个人的把守空间已经很小，但仍有把守者在，把守者的自由情怀和辉煌正是这个喧嚣世界的蓝色天空和清新绿叶。

在写作上我分为四卷，每一卷一个“现实时间段”，以一主要人物为侧重，同时兼顾其他人物的呼应及人生轨迹，所以全书呈拱型结构，从而原生态全方位地显现赣南那个时代的历史风貌和人心流向。闪现人性之光，生存之光，时代之光。

——陈学余的人格修养，其勤政廉政，终其一生钟情于梦寐以求的“和平土改”，不正是属于他的“可能生活”——精神高度吗？他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境中开辟可能生活，并以此作为自己人生最大幸福——精神的寄托。

——黄盛萱(中医、乡绅)在家族的发达(历经与当地土著旷日持久的争夺)中，在反复的“红”“白”冲击中，产生赎罪意识，有坚定的退守精神，当然其退守也包含着消极的意义。他是传统客家精神向现代客家精神转化的乡村把守者，在把守中开创，在开创中把守。他身上如人格、把守、进取、融合等掺进了现代精神的新质素。

——黄朝勋留学日本，学西医和法律，因抗日而提前回国，他敬业，血液里有父亲自守的自由基因，独立不羁，敢于选择，勇担责任，在动荡时局中，他屡次放下医业从事律师业(干预社会)，他在意的医业总不得成功，而不是人生目标的律师业反而给他带来名利，社会现状让人激进，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医业过平静的生活。他比他父亲走得更远(包括阅历和精神)，他身上所体现的民间化个人化——可能生活成了家乡一道新的生活风景。然而他这一愿望——他自己建造的水中楼阁最终也付之东流。

——黄腾(青年大学生)在前辈创造的环境中取得了某种成功他对家乡的了解十分有限，他浮躁，自负，浅薄，其内在精神比父辈差得太远，他(前面已提及)的悲剧是时代贫乏精神贫乏的产物，他的命运也见证了时代的贫乏、精神的贫乏。

初稿写到四分之三时(好些小地名我都采用了真实地名)，我才明确主要人物的主导性精神特征，黄盛萱是“可为可不为”，黄朝勋是“可为而为”，陈学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黄腾是“可为无不为”。

不管怎样恶劣的环境，总是有人在开辟可能生活——幸福生活。它与金钱和世俗无关，而与自由公平正义——健全的个人精神有关。自由公平正义不正是开辟可能生活的精神动力吗？

陈学余黄朝勋成了最重要人物，而黄腾的分量减轻，只是以一个主要人物出现。他们曾经是赣南大地鲜活却又让人扼腕长叹的灵魂……

五

1997年夏秋我以《热土游魂》为名满怀激情地写出了初稿。我抑制不住兴奋分别告诉了雷达等师友。1998年2月雷达来信说：“《热土游魂》思路之缜密，结构之繁复，较之《轮回》，大有长进，我相信这是一部独特的东西，不论何时出版，其价值不会埋没。早晚的事。生活和体验均是你自己的，文化情调也绝对是南国的。要充满信心。”

因此作我又结识了李建军先生。2001年2月，李建军先生看了书稿之后(此时我以《边风与黄花》为题目)，在电话中同我交谈了看法，稍后他又寄信说：“作品有较深的内涵，你写东西很沉静，细心，在当代作家中别具一格，所写也很厚重。但叙述上过于稠密，细致，欠可读性。”“你要舍得割爱。一部小说要经过多次修改。如今的读者都是电视时代的读者。”2001年我消化了他的许多意见，进行了修改。

大概我走了赣南许多市县，感受了广袤裹的旷野，这时我觉得“热土游魂”的题目不能表达作品中的内涵。我想了几十个书名，最后定名为《旷野黄花》。“黄花”指那些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和奋斗过的人，指涉传统文化之花，客家精神之花，黄家之花，红军之花，信泉之花，人性之花，自由之花，中华民族的现代之花。写作和修改的过程就是一次又一次追寻并展现“黄花”的过程。

2003年12月，周泽雄先生在读了《旷野黄花》(修改稿)来信说，小说结构是一流的，思想也是厚重的，他也指出欠可读性问题，并具体地指出赣南方言的运用等问题。

其时我开始写信跟钱理群先生讨论“精神创伤”和重新认识乡土等问题，自然又谈到这部长篇。2004年11月，他来信说，我的思考“仍能引起强烈的共鸣”，“我们所处在其中的中国，并不为我们所认识……在某种意义上，30年代的赣南乡村改造与建设也应是这一运动的一个部分。”他希望我“耐心等待，同时不放弃自己继续写作的努力”。他欣然允诺作序。

王晓明先生给予了积极的帮助。诸多师友的帮助使我更坚定了信心，却也显现《旷野黄花》虽“落地”，但未成为“正果”，一直牵扯着我的神经的心结。这是部让我激荡又让我平静的长篇小说，是我挚爱的“精神之子”，也是对生我养我的赣南母亲的赤忱回报。

六

2004年8月，当得知我2003年创作的长篇《恍惚远行》即将在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油然涌起再次修改《旷野黄花》的冲动。它不仅是我90年代中期以来创作的“幽暗家园”四部曲(另外三部为《轮回》《寂寞欢爱》《恍惚远行》)的有机组成，更是我自认为最为厚重的一部，我始终坚信它的思想艺术价值。所谓“正果”，不是指印成了铅字成了文化商品，而是指经过修改使作品较完满地体现作者的追求，于是我进行了第三次修改。

借助电脑(我是写完《恍惚远行》(2003)之后学会使用电脑的)，我这次修改能够斟字酌句反复琢磨。原以为会很快，实际却相反，很慢，不得不慢，每天修改的字数大大少于当时我每天手写的字数。我又一次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性格命运。我更加觉得，一部有内在思想价值的作品，迟几年迟些年面世也许更好。关键在于作者对所写的东西深层次意蕴的把握和开掘。这种“深层次意蕴”不仅在于素材_的坚实绵厚，人物性格命运对时代的穿透性、覆盖性和超越性；而且在于，作者对所处时代及其发展的内在精神的确切感知与把握。

平时包括阅读在内的生活仍不时激发我对此作的思考。比如书中我几次写了赣南客家的家庭和族群祭祀，正印证了英国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所说，即使一个反复重复的仪式(如加冕)，其“意义”的深刻变化取决于背景的本质。在一个本质上静止不动的时代，未曾变化的仪式或许真正反映并巩固了稳定性，但在一个充满变革或危机的时期，仪式有可能故意被维持原貌……同样的礼仪可能呈现出集体性的渴求昔日荣光特征。所以它既是赞歌也是挽歌。又如当读到谢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在信奉各种各样主义和思潮的知识分子当中，公平地说，做人做事的气质和风度，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有魅力”，我联想起自己笔下的黄朝勋，油然会心一笑。又比如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说，对于祖先的重视和对于子嗣的关注，是传统中国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念，甚至成为中国思想在价值判断上的一个来源。此作主人公及客家男女，不管怎样生活，内心都保持这一情结，他们“就不再是孤独的，而是有家的，他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在扩展、生命的意义在扩展，扩展成为整个宇宙。因而他们在死亡面前从容不迫”。凡此等等，我有一种踏实感。

七

中国文联出版社接受了我这部作品。2009年4月恰好钱理群先生也寄来了以《重建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为题的序文。我非常感奋。钱先生指出：“这本书有一种逼人思考的力量”，他又指出“黄家的第三代黄腾这个人物的处理，就多少有些从概念出发，未能显示其生命及人生选择的个人性，及其内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这是准确中肯之言。同时我也惊讶，自己最先关注和拿捏，费力颇多的一个人物竟有概念化之嫌。或许我不由自主地也把黄腾简单化了，在“简单化”意念下凸显(刻意)其简单化单向度的行为举止。意识形态化必定造成对人对生活的简单化、单向度理解。这说明我在“简单化”语境中长久浸润，我也深受“简单化”的深巨影响，把我在如此境况中产生的体验到的简单化单向度“复制”到过去时代的人身上，自然造成了人物的概念化。

趁出版之前我又一次进行了梳理，梳理了黄盛萱、黄朝勋、陈学余、黄腾等三代人的县乡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立意不变，人物主导性格不变，又删除了许多枝蔓和赘句赘语。尤其我注意删减许多刻意突显黄腾“简单化”的言语，以减少我已经意识到了的遗憾。

这些日子我连读了几遍，仍为我笔下的人物命运热泪盈眶感慨不已。要是援用贾樟柯的话，“无论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经历这个时代的个人是不能被忽略的。”通过这些人物和生活场景，我重现了历史记忆，我向“隐没于历史深处，已经倍感模糊的传统致敬”(《贾樟柯电影手记》)，向已锲入传统的父老乡亲致敬。自然，修改跟写作一样，我又一次经历“自我生命的成长”(钱先生语)，体会到一种如莲的喜悦。

在这里我仍以2001年修改时的一段话表达我的心情：这是个新世纪太阳升起，滋长心灵和人格绿树的时代，这也是个动荡频仍、文化植被稀薄化、人的心灵沙漠化的时代。当仇恨、无知、愚昧、奸佞、依附、趋浪赶潮如猛兽洪水驱逐精神的阳光，贫乏的大地裸示了。大地的贫乏在新的年代留下长长的阴影。在灿亮晨曦中，我的父老乡亲带着生命悲欢带着体温，在重重山地——历史的折皱里向我们走来……

2009年10月13日寓所

李伯勇把握到了历史的脉动，经过艰难的探寻，找到了被遮蔽、被漠视和被遗忘的乡村中，有过的现代化转化的丰富和辉煌。《旷野黄花》有一种逼人思考的力量，每读一次都是思绪绵绵，浮想联翩。

——著名文学评论家钱理群

《旷野黄花》思路之缜密，结构之繁复，生活和体验均是李伯勇自己的，文化情调也绝对是南国的。李伯勇的小说命意独特，思考深邃，风格坚韧而沉静，富于文化底蕴。他力图写出南方土地的精灵。这是一部独特的富有价值的作品。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

对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国人自立精神（包括其缺失和丧失）的询问和探寻是李伯勇创作的文学母题。他通过《旷野黄花》这样一种文学方式和精神方式，寻找中国乡村知识分子曾经有过的辉煌，寻找中国乡村曾经初步出现而又丢失的现代性。

——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泳

李伯勇的写作是健康而积极的。他的文字里流贯着感时忧世的道德热情，显示出作者高尚的乡愁痛苦和重建理想生活的强烈渴望。李伯勇的写作姿态和思想深度，难能可贵。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建军

《旷野黄花》的结构能力当属一流，小说进程如水之就下，滔滔汩汩，略无窒碍，足见作者手笔之大，手眼之高。

——著名文化学者周泽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