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故事；人间可怕的歧视；世上罕见的无知；亟待救助的群体！

艾滋病在我国已进入快速增长期，由于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潜伏期长，目前无药可救，对人类造成的危害很大！

为了使大家了解和掌握预防艾滋病、性病的知识，作者将自己经历过的鲜为人知的事，用故事和照片的形式告诉大家，艾滋病就在我们身边。

作者从事艾滋病、性病预防工作多年，常常地感到大家对艾滋病和性病的传播、预防知识了解甚少。艾滋病在我国已进入快速增长期，由于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潜伏期长，目前无药可救，对人类造成的危害很大！为了使大家了解和掌握预防艾滋病、性病的知识，作者将自己经历过的鲜为人知的事，用故事和照片的形式告诉大家，艾滋病就在我们身边。虽然无药可治，但可以预防。与艾滋病病人正常的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没必要谈艾色变。当发生意外损伤时，可以立即采取补救措施，避免感染艾滋病病毒。提出关爱艾滋病病人，就是关爱自己；远离毒品，防止静脉吸毒传播；谨慎输血、卖血，防止血液传播；规范自己的性行为，防止性传播；珍爱生命，防止母婴垂直传播。使大家在阅读故事中了解艾滋病、性病的预防知识。很有可能你会和某一个故事中的他或她经历相仿，那就按医生说的做吧！

艾滋病

 “狼”来了，你怕不怕

 卖血致富，人财两空

 输血救命，反而丧命

 从我做起，洁身自爱

 艾滋病就在你身边

 擦亮眼睛，警惕骗子

 平等关爱，让生命充满阳光

 尊重科学，远离恐惧

 意外损伤，立即处理

性病

 关爱自己，杜绝淋病

 为了生命，远离“梅毒”

 缠人的“疣”，烦人的“疣”

 讳医忌医，非淋害人

 不同遭遇，同患“疱疹”

 男妓“肉芽肿”，躯体腐烂了

 山妹“软下疳”，监狱哭泣声

 夫妻信任，共治“滴虫”

 “霉菌病”，脚丫传

 一夜风流，害人害已

 良好卫生，不染疹疮

 正规治疗，祛除“阴虱”

附录

 八成市民认为艾滋病离己很远

 下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如果是你

 歧视比艾滋更可怕 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艾滋病感染者

 专家呼吁：减少艾滋病报道中的耻辱和歧视现象

 女子因资助艾滋病患者两次被解雇

 故意传播艾滋病，该当何罪

 无防范被艾滋病人针头刺伤 一线护士直面病人常遭暴力侵犯

 职业暴露感染艾滋病问题1

 职业暴露感染艾滋病问题2

 艾滋病死亡人数超乙肝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华裔科学家何大一：艾滋病比“非典”对中国威胁更大

 再说中国特色的艾滋传播与歧视

 以新的理念看待艾滋病防治工作

 美国回归“禁欲” 中国赶“性解放”时髦

 “防艾”仅靠安全套：以偏见消除无知？

 日本曾提供美军7万慰安妇(摘要)

 梅毒，一个被低估的公共卫生问题

后记

 十年高耀洁 十载抗艾路

写在后面

 善心如水

狼来了，你怕不怕

也许，我们无法了解真正的第一例艾滋病病人的实情。因为据专家推测，早在20世纪60年代，艾滋病在非洲一些地方已出现，现在只能把有记载的国内外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予以重述，以飨读者。

故事一

国外有记载的第一例艾滋病病人是怎样发现的、确诊的、实况又如何？

1980年6月的一天，同性恋者盖尔坦为了争取享有与异性恋者一样的合法权益，很兴奋地参加了集会，并在美国纽约街头游行。散会后他感到非常疲倦，他想可能是游行的路途太远了吧，休息几天疲倦感就会消失的。

岂料，疲倦感不但没好转，反而加重了，继而又出现长时间的咳嗽，间断性腹泻，体重逐渐下降，三个月降了十多斤；厌食，不定期的发烧，服药也不见效，他无意中又发现大腿上，出现了一块隆起的暗红色斑块。

他决定到医院找医生看看，医生面对这个消瘦、憔悴、疲惫不堪的小伙子，检查完之后，皱起了双眉，表现出无奈的样子，最后在诊断书上写了结果“卡波西肉瘤”。

医生们几乎束手无策。因为盖尔坦全身的免疫系统几、乎完全崩溃，所有的医疗手段在他身上都无济于事。医生们眼睁睁瞅着盖尔坦日渐衰竭，在痛苦中悲惨地死去。

随后，盖尔坦的两名同性恋伴侣也相继死去了。

直至此时，美国的医学界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后来被称为“超级癌症”的疾病已经在悄悄地蔓延。是年秋冬季节，患玟种怪病的人越来越多，且集中于洛杉矶、纽约、旧金山等大城市。由于这些病人都是男性同性恋者，出现的症状、体征又同是免疫缺陷，几乎完全一致，于是，人们把这种病称为“男性同性恋免疫缺陷综合征”。

医学界诧然、惊慌了！有些人认为，这是上帝的惩罚！正当异性恋者暗自庆幸自己没有遭遇这种病之时，一些采用静脉吸毒的隐君子和妓女们患了这种疾病。

医学界急忙从生活方式、性关系以及饮食、宠物和家庭化学消毒对人的影响等方面着手检查病因，终于分离出致病的病毒，并在1982年将这种疾病正式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缩写为AIDS，中国人译为“艾滋病”。

对本病的研究成果表明，本病系性传播、共用针头传播、医源性传播、母婴之间传播等，而艾滋病病毒进入健康人体之后，通过破坏人体内的白细胞来彻底摧毁人体的免疫功能，使患者在发病后，其形体惨不忍睹、日渐衰竭而死亡。

需要指出的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病人并非一个概念。前者是指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后的带毒状态，后者则是已发展成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未发病时与常人无异，潜伏期可达5～10年以上，这时期也可以把病毒传播给他人。

所幸的是艾滋病病毒、艾滋病不会通过拥抱、握手、水源、食物或空气传播，否则，我们人类会遭到灭顶之灾。盖尔坦死去了，他绝不会想到，他成了第一个被文字记载下来的艾滋病罹难者，他身后会跟上那么一串长长的队伍。

艾滋病的死亡通道里简直是人满为患！他死后不到10年的时间，美国已有20万人死于艾滋病，超过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

故事二

国内第一例艾滋病病人，只能说是第一例有文字记载的艾滋病病人。

1985年6月6日，在中国人的观念上这是一个“吉利”的日子，艾滋病偏偏选择了这一天。

随美国旅游团来了一个美籍的阿根廷人，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刚入境没几天就显得疲惫，继而出现呼吸急促，不时干咳，还出虚汗。旅游团曾在上海、南京、西安逗留，在南京时他就开始发病了，一到北京他疲倦、乏力、气短得已不能支持正常的活动，他决定买机票回美国。

购买美国航空公司机票时，他被要求出示医生证明，因为航空公司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不能承受长途的飞行。于是他到北京协和医院就诊。

协和医院诊断为“肺炎”。不过按照对肺炎的常规治疗，病情得不到控制，又发生了呼吸衰竭，病人虽然有明显的“肺炎症状”，但又有许多临床表现按肺炎无法解释清楚。

医生按病人提供的电话号码拨通了他在美国亲属的电话，或许他们可以提供有关病人更详细的病史资料。当一个陌生的声音从大洋的彼岸另一端传来时，协和医院的大夫握着电话听筒的手倏然僵硬在那里，目瞪口呆，半晌没有说出一句话，许久，才说出一句：“Thank you.”(谢谢)

天啊！这是一名艾滋病病人。

遥远与现实有时仅隔一道幕布，这个死亡的代号，这个残酷的恶魔，刹那间就在我们眼前出现了，病人很快死了。又过了几天，他的病历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这是中国公开发表的第一份艾滋病病历。

可是，人们看到这份病历时，一点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可怕之处。一个“老外”得了艾滋病，死在中国，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他死与咱们中国人有什么相干？心里说，这病离咱们还远着呢。

后来，事情渐渐不妙了，中国也发现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病人。但许多人还是满不在乎，“自我感觉良好”。不嫖娼、不卖淫、不吸毒，离那些“高危人群”远一点，哪能染上艾滋病？

其实不然，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艾滋病病人脸上也没有刻着字，发病前这些人看上去和健康人没有区别。我国艾滋病患者公认已超过了100万人，且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着。谁能保证在自己的周围没有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艾滋病病人呢？每一个人都应当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及预防方法，不能高枕无忧。P4-7

8月13日，第1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研究该领域多年的中国资深艾滋病政策研究学者、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法律政策工作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楣没有亲自参加大会，但是他专为这次会议作了一篇论文，阐述中国艾滋病政策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经验和教训，呼吁艾滋病工作的政策、制度更加合理。

近日，李楯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20年来我国防艾政策的四次转变

记者(以下简称记)：作为有着世界1/5人口的人口大国，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数字一直备受关注。按照国内最新的统计数字，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人数到底有多少？

李楯(以下简称李)：2003年由中国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共同制作和发布的《联合评估报告》中称：“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万。”2006年年初，新的联合报告表示：“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65万人(54万～76万人)。”

记：我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在20年中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李：从第一例艾滋病报告在中国出现，到现在已经20年了。20年来，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有过四次转变：

最初知道这个病的时候，因为认为艾滋病只是国外带来的社会问题，早期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做好入境检测，不管是从国外进中国的人还是中国出去在外面生活了比较长时间的人，入关时必须接受检测，要把艾滋病拒于国门之外。

后来我们发现，中国自己有比较大面积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出现。在云南边境的一个小村落里，100多人因为吸毒静脉注射感染了艾滋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回应是严格禁娼禁毒，认为这样就能遏制艾滋病的传播。

接下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发现在卖血的人中有大量感染艾滋病的人，首先是在河北，然后是在河南、安徽、山西、陕西、四川等地方。干是我们制定了《献血法》和血站管理的一系列规定，我们觉得，管住血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第四次变化，是卫生行政管理的官员宣布了“四免一关怀”的政策，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还去看望了艾滋病患者。此后，我国的艾滋病防治行政法规被批准，并于2006年3月1日开始实施。

记：这些措施都带有当时的时代特点，但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抑制住艾滋病的蔓延。

李：以我国政府曾颁布的纲领性文件《艾滋病防治中长期规划》为例，其中坚持了以禁毒、禁娼为防治艾滋病的“治本”之法，而与之相矛盾的是，也将“行为干预”写入了规划及其实施指导意见，政府在政策和法律层面接受了在艾滋病预防上的“安全套”(就是给性工作者等提供避孕套)、“美沙酮替代”(就是给吸毒者提供法定毒品)、“洁净针具”(就是给吸食海洛因的人提供吸食海洛因的工具)三项行为干预的做法。由此造成了中国法律自身内部的相互抵触。

中国20年艾滋病防治政策的演进，除受中国人自己的认知能力和价值观的影响外，更多的是受了来自外部(联合国组织、别国政府及社会)的影响，来自中国对外部艾滋病防治主张的“误读”和外国艾滋病防治政策对中国的“误导”。

国际组织的防艾模式在我国“水土不服”

记：防治艾滋病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请你具体谈一下国际组织对我国防艾政策的影响。

李：国际组织在中国推行一种被称之为“K(知识)A(态度)B(信念)P(实践行为)”的调查与研究方法，用以解释与艾滋病传播相关高危行为产生的原因，并由此推导出艾滋病的防治策略，决定艾滋病防治在中国的资源配置。但我们认为在中国实行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每个人的生存，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其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制约的。从女性性工作者使用安全套的情况看，因为她们身处性别不平等、被剥削、被污名化的环境中，她们的实践行为实际上最主要的是个人的赚钱谋生动机与这种情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如果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不考虑、不干预其他种种因素，仅仅是灌输，那么，即使女性性工作者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再多，态度再端正，信念再坚定，也很难再进一步做出预防的实践行为来，更难以持续做到“100%使甩安全套”。

记：还有哪些国外的防艾模式不适合我国国情？

李：国际组织无视中国国情地讲“发挥NGO作用”，“推进100%安全套、美沙酮替代和洁净针具等行为干预”，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收效甚微。因为行为干预的区域由政府划定，其工作对象不可能超出政府所能掌握的范围，深入到社会的底层和亚文化区域。这种悬浮空中、难以植入本土的“行为干预”成为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动员，而非需求者和公众的主动参与，不能大面积地覆盖绝大多数可能有高危行为的人。因此，一旦“项目”结束，一切就化为乌有。

西化的救助模式很难惠及基层感染者

记：影响中国艾滋病防治的问题关键是什么？

李：产业化、麦当劳化，是影响中国艾滋病防治的严重问题。在中国，它阻碍了公众(特别是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群)的积极参与，压抑了中国人在艾滋病防治中的创造性行动和地方性经验的形成。

记：如何理解产业化问题？

李：到2004年，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国外政府及其他机构在中国用于艾滋病防治相关领域的资金投入大约有30多亿元人民币，2004年以后，每年的相关投入应在10亿元人民币左右。如此大量的投入，基本浮在中、上层各政府机构，很少在基层社区落实，那些处于底层或边缘的弱势人群很难得到帮助。大量的人员出国学习、考察，举行研讨会，用英语做报告。但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大多在农村，他们不但不会英语，接受的中文教育也有限，他们至今生计艰难。

记：麦当劳化是否是指运作过程西化？

李：说艾滋病项目的麦当劳化，是说几乎是所有的艾滋病项目的程序和模式都是由外国人创立的，而在中国的国际组织派驻机构中负责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官员不懂中国话、不识汉字，无法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交流，甚至是连中国政府的各个组成部分和职能划分都搞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出来的防艾项目，自然离实际很远。

中国政府防治艾滋病的力度逐年加大

记：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态度从开始的一无所知到现在有了专门的艾滋病防治法规，其间不过短短20年。这跟中国政府为此作出的积极有效的努力有关。在近年来，有哪些“中国经验”值得借鉴？

李：近年来，中国政府对艾滋病防治的力度逐年加大。在中国，从来没有对一种疾病的防治有过如此大量的资金投入。2005年，继胡锦涛总书记亲自去看望艾滋病人之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的艾滋病高流行地——河南和艾滋病人及其家属一起度过春节。这表明，我们的政府是一个真正重视老百姓生命健康的政府。也是在这一年中，中国政府在艾滋病的政策和法律的推进、资金的投入、与国际机构的合作及对感染者及病人的救治方面，力度都是空前的。

中国对艾滋病防治投入的宣传力度也是空前的，这件事动用了广播、电视、报纸等可以想得到的所有宣传手段，甚至从地铁广告也可以看出来这种全民宣传的态势。

中国政府颁布了“四免一关怀”的政策，让艾滋病感染者的救治由国家负责，这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实实在在的。此外，中国还从原则上确定了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不歧视政策”。中国早在1988年发布的《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中即明确规定：“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人、病毒感染者及其家属。”这个真正意义上从始至终一以贯之的原则，从未改变，它从根本状态上改善了艾滋病感染者的生存状态。

还有，政府提出并认可了这样一件事：公众可以参与到艾滋病防治体系中来，由政府向民间组织提供资金支持。现在，卫生部等部门已经开始着手支持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群的小额投入项目。

防止艾滋病蔓延必须加大基层投入

记：外国的专家说，艾滋病的最主要的传播渠道是性传播。在我国，是这样的吗？

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卫生部的估计数中，世界上因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占感染者总数的80%。尽管从艾滋病一传入中国，外国人和中国的防疫部门就提出警告：性传播将是艾滋病在中国的主要传播途径。但20年过去了，至今官方公布的艾滋病报告数中性传播只占9%，加上“途径不详者”也仅占32.4%。实际上，目前通过医源性、血源性的途径感染艾滋病占很大比重。

记：那政府在遏制艾滋病蔓延中应如何发挥其积极作用呢？

李：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只管吃药，不管吃饭”，是解决不好问题的，必须改变艾滋病防治中的“末端治理”。政府有责任设置普遍覆盖全体国民的、城乡一体的、最低限度的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协调政府和民间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关系，以国家财政支持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

记：我们应该在防治艾滋病方面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道路来。在你的多年研究中，是否已经找到了这条路？

李：20年来，中国在艾滋病防治方面走过的道路，是非常值得总结的。当我们不断地借鉴国外的做法，同时又立足本土，不断地校正我们的认知、解释，检讨我们可能出现的过错，力图寻求适合中国的艾滋病防治策略时，也就积累下了自己的艾滋病防治经验。

除了改革中国的公共卫生体制以外，在现行法律制度的框架之下设立开放式的志愿者和民间组织联席会议制度，通过组织培训和自我培训，使中国的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能够逐渐建立起良好的治理结构，降低中国的民间组织对国外基金会的依赖程度。改变以往国际合作项目和中国政府项目的运作方式，做到资金至少40%下沉到基层社区。

支持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群的项目一般可为小额资金投入(100～1500美元)，考虑到中国一些艾滋病流行相对严重的地区农民受教育年限有限，应简化项目申请。资金投入的目的要使基层的公众真正自己行动起来，没有项目相对人的主动参与，仅靠外部力量是解决不好问题的。

她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种精神。高耀洁老人走进我们的视线并没有十年的时问，直到2003年在“感动中国”的舞台上，一位操着河南口音的瘦小老人接过奖杯的时候，“高耀洁”这个名字才第一次被大多数人记住。十年是一个不够漫长却并不短暂的时间，对于历史进程来说，十年远不够让那些英雄伟人弹指一挥，在青史之上留下一段佳话；对于一方农民来说，十年也不过依旧是春耕秋收，早出晚归的十载轮回而已。然而十年对于一种危险的病毒来说，它却足够从开始的默默不语到突然之间的兴风作浪，它足够让一个朴实的汉子从最初的身强体壮到病榻上的骨瘦如柴，它足够让一个家庭从原本的幸福美满到最终的家破人亡。十年对于艾滋病病毒的发作很长，十年对于艾滋病患者家庭的改变却很短。从1996年到2006年的十年间，艾滋病从未如此清晰与真实地走进我们的视野。在十年的时间里，作为一名九三学社社员、一名退休的妇科医生，高耀洁在努力改变着什么，而十年过去了，高耀洁自己又有什么改变呢？

以前专心关注病人和孤儿

现在得防骗子防圈套

谈到十年防艾路的艰难困苦，这位年近80岁的老人常常会一笑而过，但唯有一件事几次让高耀洁流下眼泪。1996年的4月7日，高耀洁接触到了第一位艾滋病患者，也从此开始了她防治艾滋病和救助艾滋孤儿的历程。十年的时间里，高耀洁一直自费支撑着调查和宣传工作的所有费用。对于这样一位已退休在家的妇产科肿瘤医师来说，微薄的经济收入刨除维持生活的基本费用以外，高耀洁全部投入到艾滋病的调查和宣传中去了。“那时候我很穷，但我做得很放心。2001年到2003年，我获了国际上的两个奖，第一次拿了30000美元奖金，第二次拿了50000美元，同时还有其他奖金。十几万人民币，骗子就来找我了。”

高耀洁所说的骗子，是指那些以防治艾滋病或救济艾滋孤儿为名，公然骗取社会钱财的人。有一件事高耀洁始终历历在目。2004年的时候，一个自称义务救助艾滋孤儿的“好心人”在网络上号召大学生“每天少吃一块钱”以帮助孤儿们建立家园。当他打电话找到高耀洁的时候，老人很激动，渴望着得到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的她专门雇了一辆大客车，辛辛苦苦拉上自己给孩子们买的文具衣物等东西，一大清早便赶到了“好心人”所说的“艾滋孤儿的新家”。然而一天的等待下来，面对着气派的空房子和“孩子们被带出去玩”的谎言，高耀洁感到了心碎。当高耀洁重复默念着那一天浪费掉的将近1000元钱的时候，激动得哽咽了起来。还有一次，一位建筑工人摇身一变，成了家藏秘方可以根治艾滋病的医生，于是五六名患者因为他的药而提早结束了生命。还有几次，一些假扮志愿者的人试图偷走高耀洁的书稿，多亏高耀洁及时发现，才保住了那些珍贵的文字资料。

面对如此之多的骗子和陷阱，高耀洁说，她太累了，她担心自己辛苦所做的一切会最终被这些骗子毁掉。高耀洁叫这些骗子为“狗”，她担心自己和所有如自己一样投身防艾事业的人会被“狗”咬到。高耀洁感叹道，“防治艾滋病”已经成了很多人眼中的摇钱树，如此你骗我、我骗你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压力越大反应越高

高耀洁在这里所说的压力，是指十年来始终未曾减弱的来自社会上的非议和种种无形障碍。对于十年之前的很多中国人来说，艾滋病是一种“脏病”，是那些性乱和吸毒的人才会得的“怪病”。高耀洁坦诚地说，在接触到第一个病例之前她也抱有同样的观点。但直到1996年，一位艾滋病感染者向她吐露了因手术输血的经历以后，高耀洁意识到这里或许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黑洞”。在随后几年的调查取证过程中，高耀洁一点点揭开了这个依靠卖血或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黑洞”内幕。大批朴实的农民纷纷到当地的血站卖血赚钱，100毫升10元钱的利益让越来越多的庄稼汉挽起了袖子。越来越多的非法采血点在当地散布开来，血头们叫喊着“卖血可以减少高血压，还可以致富”的谎言让农民们在无知的幻想中走向死亡，有卖血就有输血，受害者越来越多。十年的调查，高耀洁的脚步迈向了各个地方，在全国的范围内，高耀洁有力地揭示了艾滋病血液传播的罪恶途径，也开始让更多的人从一种平等和无歧视的角度来看待艾滋病患者。然而，在这艰辛的十年时间里，高耀洁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各式各样的障碍甚至是威胁。高耀洁用玩笑的语气告诉我，她在当地已经被标上了500元的“悬赏金”，为的是不让高耀洁在村子里继续做调查，怕毁了很多人的财路。高耀洁很长一段时间的外出，都会受到别人的跟踪和监视。就是在这样危机四伏的十年时间里，老人用她那双小脚跑遍了河南省和其他省多处的艾滋病高发村，尽可能充分地调查了患者的家庭，总共安置了百余位艾滋孤儿。高耀洁笑谈，她自己就像物理学里所说的，受到的外界压力越大，她的反应就越强烈，越是受到阻挠，就越要找到证据来对付他们。

十年时间里，高耀洁自费印制了近120万份预防艾滋病宣传材料和几十万册“防艾”书籍发放到各个大学，各个图书馆，她出版有《鲜为人知的故事——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众读本》、《一万封信》和《中国艾滋病调查》等书，并且还有两本等待出版。从一名不为人知的医生，到一位受到世界尊敬的防艾战士，在我们所有人的眼里，高耀洁已经做得很多很多。然而，现在留在高耀洁心中最大的痛苦和不甘，就是她没有使艾滋病血液传播的真实情况让所有人都知道，在中国仍然有着大批无知的人，在通过非法渠道输出自己的血液，他们大多数并未意识到卖血的危险I生，对艾滋病的恐惧被对金钱的渴望掩盖住，这将是潜在的最大威胁。老人感慨到，十年努力，她目睹了太多的道德沦丧和人性泯灭，太多唯利是图、欺上瞒下的勾当破坏着社会的和谐与健康。这些，都是高耀洁不能满意的原因。

面对越来越多来自社会，尤其是来自青年人的支持和帮助，高耀洁感到并不孤独，她相信防治艾滋病的担子是要由当代青年人承担起来的。防治艾滋病现状的根本改变靠的是这些年轻人。

年轻人要独善其身

近些年，高耀洁越来越多地走进学校，去为青年人讲解艾滋病知识，与他们分享自己十年调查的点点滴滴：不断有热心的青年朋友支持着高奶奶的事业，更多的人发出的疑问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高耀洁坚定地说出四个字：“独善其身。”

高耀洁说小时候背过最多的就是《四书》、《诗经》、《孝经》之类的中国传统典籍。那时候，她还弄不懂里面“之乎者也”说的是什么，后来慢慢在生活的磨砺中懂得了里面的意思。“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她说，“礼义廉耻”是中国人世世代代应该传承和发扬的道德精神。对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来说，青年人目前可以发挥的切实力量并不大，但老人告诫每一个人都要“独善其身”，要坚定自己正确的道德标准，在社会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学会完善自我，认清对与错，是与非。高耀洁希望，在未来的防艾道路上不会再有那么多的骗局和陷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人心叵测、唯利是图。坚持“四维”是帮助这个社会，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高耀洁特别赞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来的“八荣八耻”，她觉得中国的发展就在于青年人道德的完善和巩固。

“别跟着别人说假话。”高耀洁的希望很简单，也很无奈。当谈起自己救治安排的那几名艾滋孤儿的时候，高耀洁又流露出孩童般的高兴。“陈祥鸽已经到封闭式学校学习了，上个暑假才来看过我，他现在1米77的个子，比你还高……”“我问他们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好多人都说‘要当医生’。当医生干啥？‘治艾滋病’……”

高耀洁的身体并不很好，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她，每月要花去将近1000元的药费。高耀洁说着从床头拿过两张单子，展开，指着上面的数字对我说：“这12万块钱是我剩下的所有积蓄了，老伴说‘你可别动这钱，等你有病的时候用得着’。”但几天大学校园的演讲，老人已经决定回去后再给大学生寄来几百本新书……

(九三学社、社中央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