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是历史上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幸运的是，我正是熊三拔家族的后裔。在中国，很多人希望我能够将熊三拔的故事系统地整理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让他的伟大智慧和美德可以一代代地延续下去。终于一个机会出现了。2007年11月的中秋节，我和利玛窦与徐光启的后裔有缘相见了，而四百年前我们的祖先是相知相识的好朋友！在这本书中，你们会看到一个作者在讲述他的家族故事时，时常会提到另两个人的名字。这恰恰是证明了利玛窦、徐光启和熊三拔三个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坚实的友谊。

意大利与中国文化交往源远流长、友谊历久弥坚。在这个历史长河中，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其中，利玛窦、徐光启、熊三拔之间的真挚友谊耐人寻味。在杰出学者和传教士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之际，利玛窦及挚友保罗·徐光启、会友熊三拔的后代共同追思其祖先的感人故事，并编撰成册以飨读者。书中既披露了其祖先一些鲜为人知的逸事，又毕现其后人之缅怀，足见人类之真情厚谊可跨越时空与文化沟壑！

序

四百年后的相聚(代前言)

第一章 利玛窦

 利玛窦生平

 利玛窦的生活及其作品

 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外交与文化交流的一种可能途径

 利玛窦和汉语

 附图

第二章 徐光启

 徐光启生平

 徐光启的一生及其作品

 一、徐光启的故事

 二、徐氏后裔简况

 附图

第三章 熊三拔

 熊三拔生平

 熊三拔的故事

 萨巴蒂尼家族的故事

 我的故事

 我和中国的缘分

 中意人民的友谊

 1988年至今的故事

 附图

跋

《先文定公事实》中说：公天生异人，具王佐才，内而陈诲纳善，外整军、经武、经济、才略、学文、文章、遗、疏、奏、议具载明史，固足彪炳千秋。

对极有才华的徐光启来讲，在当时社会不可能不走科举这一条路。然而，在这条路上他却走得很坎坷。

徐光启20岁中秀才后，一直到36岁才中举。按说，徐光启的文章、字、句、篇、章俱佳，有着“少年文章名天下”的美誉又为什么屡屡不中举呢？用现在的眼光来分析，关键还是徐光启的文章风格与明末那种脱离实际的奢靡的文风有相当大的反差，因此，他的文章不易被主考官看好，甚至不被接受，才会屡试落第。父亲说，就在先祖屡试不第的窘况下，徐光启想到文风相对硬朗的北方去试一试。云游千里后，徐光启于万历二十五年(1596)赶赴北京应北闱乡试。这次徐光启中了顺天府第一名举人(称为解元)，从此名噪南北。

这次徐光启以最高的名次考中，以他的学识并不意外，但是，这场考试的经历还是充满着曲折与离奇。

这次考试，阅卷官还是把他“卷落孙山外”了。巧的是这次的典试人是学问渊博又重实学的焦竑。直到发榜前两天，焦竑看遍了全部中举人的试卷，还认为阅卷官所选拔的试卷中，没有一个是值得取作第一名的。他怀着失望的心情翻阅了落选的试卷，一看到徐光启的卷子就“击节赞叹”，看到第三场，更是拍案叫道：“此名士大儒无疑也。”遂把徐光启从落(榜)卷中拔置头名。

父亲还给我们讲了发榜时的逸事：顺天府的科举考榜文张贴在了城门边的墙上，引来了许多人的观瞻。按常理，榜文应是从上往下看的，而徐光启由于屡受挫折在先，所以这次先祖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录取的最后一名往上看，当他看到中间时还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时候，额头不仅冒出了冷汗，想到自己辛苦了这许多年不说，全家人也为此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还是没有成功，深感到心灰意冷。当他看到第十名还没有自己名字时，已经无力再往上看了。正准备转身时，这时，他听到边上两个人在对话：今年真是奇怪，第一名举人是姓徐的南方人。这时的徐光启并没有在意，这时又有人念出了声：第一名徐光启。徐光启听后不觉心头一震，抬头一瞧，清清楚楚写着：徐光启。他一个转念，会不会是同姓同名？正在这时，报喜队伍到了：“恭喜徐老爷高中！”这时的徐光启仿佛还在梦中。

就这件事，父亲曾讲过，抛开其他因素，文章的好与否，得分的高与低，往往与教师的爱好、风格和欣赏角度有一定关联。他鼓励我们小辈学理，向先祖学习，科技强国。所以，我家后辈学理的较多应该与这句话有一定关系。先祖徐光启重实学的文风，在晚明依旧不易被接受，所以随后的进士考，没有成功。八年后，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终于进第88名进士(当年录取进士311名)。同年，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入翰林馆学习。这说明徐光启已经具备做大官的资格了。

3．简述先祖徐光启对科学和中西文化会通的贡献

先祖徐光启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主线：那就是他一生勤奋好学，追求真理，关心社稷民生，忧怀人民疾苦，倡导经世致用，又有着宗教的悲悯情怀。他对中国科学的贡献颇丰。农学上，他即使做了大官，在守制期间，依旧会“躬执耒耜之器，亲尝草木之味”。他整理编撰中国古代农事百科全书(该书先祖身后整理成了《农政全书》)。此书内容极其丰富，详尽介绍了各种农作物的栽种方法和耕作要点，介绍了当时行之有效的农器具、水利器具的制作、使用甚至于维修。此书不仅有文字的介绍，而且有许多的插图。它提倡的许多方法，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它破除了许多陈规陋习，倡导了比较先进的科学方法，对农事、水利、田制、农器、树艺、蚕桑、种植、牧养和荒政等都提出了真知灼见，对后世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徐光启看到番薯等作物，一旦遇到荒年，即使稻粱绝收，依旧可以有一定收成。他在引种番薯成功的基础上，大力倡导采取科学的方法，引种番薯和大头菜等农作物。强调有“风土论”，但不唯“风土论”。只要用科学合理的方法，一定能在异地引种成功。番薯就在此时开始推广规模种植。有报道，这之前，我国人口增长很是缓慢，但明末之后，尽管发生过全国性的战争，但是，我国的人口却呈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人口增长的曲线和番薯等高产农作物在中国大量引种的曲线好像是同步。说明徐光启所倡导的起了实质性的保障民生的作用。另外，该书的“荒政”一目，不仅提出了出现荒年，朝廷要推行什么政策，官员要做点什么事情，更直接告诉灾民，什么作物的根、茎、叶可以吃，什么树皮可以吃，甚至什么泥土可以充饥，又什么东西不能吃等许多具体的方法。而这些，都是在他亲自尝试后(亲尝草木之味)才得出的结论。提出可资充饥的草木野菜等植物四百多种，有的更画了图来标识。用现代的话解释，就是要建立一套遇荒年而行之有效的预案，来提高黎民百姓和朝廷抵御荒灾的能力。这里可以清楚地说明先祖徐光启的工作是何等地细致、严谨和负责。

《农政全书》一书对历朝历代备荒的政策作了综述，对水、旱、虫等自然灾害作了统计。例如：他把我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朝所记载的111次蝗灾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分析，发现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得出“涸泽者蝗之原本也”的结论。他还对蝗虫的生活史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提出了防治办法(这种观察统计分析方法，已经具有近现代的科学性质)。有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几次大规模的治蝗工作，国家还以此法作参考。

先祖徐光启一生以俭朴著称，家谱中记载：“公于物无所好，唯好经济，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闻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P30-31

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是历史上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幸运的是，我正是熊三拔家族的后裔。在中国，很多人希望我能够将熊三拔的故事系统地整理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让他的伟大智慧和美德可以一代代地延续下去。

终于一个机会出现了。2007年11月的中秋节，我和利玛窦与徐光启的后裔有缘相见了，而四百年前我们的祖先是相知相识的好朋友！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场景啊！四百年前，熊三拔和利玛窦从意大利来到中国，结识了徐光启，而时隔四百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后人又一次相聚在中国。

在我上海的家中，尼泊尔管家拉斯曼准备了香浓的意式咖啡，我慢慢品着咖啡，感受眼前的情景，真觉得这好似四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在冥冥之中就做了这样的安排。就连这一座三层的中式别墅也让我觉得是这四百年后聚会的一个上佳选择。

虽然我们之前没有任何的沟通，但是那延续了四百年的如手足般的情谊早已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将我们三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天我们一起讨论了数学、科学、水利学和哲学。谈论的间隙，我们甚至还静静地聆听了一小会儿小鸟清脆的啼鸣。

天时，地利，人和，触动了我们的情怀。我们三人有了一个共同的愿望：合作创作一本书，书名就叫做“我先祖的故事”。通过这本书，我们将各自祖先的轶事、家族的历史传统和现在的情形讲述出来。

经过讨论，我们确定了本书的主要内容：三个人分别负责自己家族历史的撰写工作，具体包括祖先的故事、家庭的传统、后代的历史以及后人们目前的生活。上海徐汇区文化处主任宋先生欣然为本书作序，宋先生也正是最开始促成我们聚会和书籍出版的人。乔治·卡萨齐教授写的一篇关于利玛窦和汉语的文章也将收录在本书中，它讲述了利玛窦是怎样创作出最早的葡汉字典以及其他一些关于汉语的有趣轶事。

由于我们事先对编写工作的繁复性估计不足，有些过于乐观，编写的时间超出了预期。事实上，编写这本书不仅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而且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为了使西方的读者能够更透彻地理解本书，并让他们能够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思维和逻辑有所了解，我尝试给书中出现的有关中国文化的特有名词一一加上注释，并在一些注释中解释相关的历史和社会现象，希望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尽管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但令我惊讶的一些事情和现象仍频频出现。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本书中，你们会看到一个作者在讲述他的家族故事时，时常会提到另两个人的名字。这恰恰是证明了利玛窦、徐光启和熊三拔三个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坚实的友谊。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即使在书中多次有相同的注释，我并没有删掉重复的部分，而是在注释下面标示出现在其余之处的相关页码。

感谢徐承熙先生，他撰写的徐光启的故事是本书的核心部分。

最后我要对上海意大利文化处的工作人员表示最诚挚的谢意，这些意大利和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在文化处繁忙的工作之余，对这本书的出版给予了莫大的支持，牺牲了许多休息和娱乐的时间。他们不仅参与了本书意大利文版本和中文版本的翻译，进行了多次的修改，还帮助收集相关哲学和历史资料，联系书籍的编排和印刷，并对文字进行了润色和修改。这些年轻人是：成沫、卡门、朱利、李尤、潘瑾和李芙娜。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三位伟大的祖先用他们的行动为我们后人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并一直引导着我们走向成功。因此，完成这样的一本著作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一份责任，更是一种激励，它敦促我们在历史长河中将我们的足迹一直延续下去，不论是深还是浅。

意大利与中国文化交往源远流长、友谊历久弥坚。在这个历史长河中，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其中，利玛窦、徐光启、熊三拔之间的真挚友谊耐人寻味。在杰出学者和传教士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之际，利玛窦及挚友保罗·徐光启、会友熊三拔的后代共同追思其祖先的感人故事，并编撰成册以飨读者。书中既披露了其祖先一些鲜为人知的逸事，又毕现其后人之缅怀，足见人类之真情厚谊可跨越时空与文化沟壑！

在中国与意大利关系日益密切、共同描绘美好未来的今天，真诚、理解、尊重等先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继续弘扬。我们认为，这也正是该书所蕴涵的不朽真谛与价值。有鉴于此，浙江大学思高教育研究中心乐于襄助该书出版，为推动中意文化教育交流添砖加瓦，并衷心祝愿中意友谊之树常青！

浙江大学思高教育研究中心

Carlo Socol 徐小洲

2010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