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博·华士：洋画家眼中的中国
引子
2011年，我的工作单位首都博物馆展出了六幅晚清人物肖像。这批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名重一时的大人物——李鸿章、袁世凯、奕劻——而他的作者，则是一位已经无法在西方艺术史中找到名字的画家：胡博·华士。一位在中国鲜为人知的画家，他为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究竟有何魔力，竟然能进入一个王朝的最高层，为慈禧太后、袁世凯、李鸿章、庆亲王等权贵画画？他眼里的晚清帝国最高层，究竟有着怎样隐秘的世界？
在历史的记录与重构中，我们到底记忆了什么，又遗忘了什么？中国与西方的对话，其中的参与者之一，竟是一位今天已经被美术史排除在外的画家。
名气超过梵·高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胡博·华士绝对是个陌生的名字。要是你知道，这位出生于荷兰的画家，一生曾为荷兰女皇、慈禧太后、朝鲜国王、俄国驻英大使等多国权贵画过肖像，那么你或许会对他产生兴趣。其实，围绕在这位画家身上的诸多谜团，至今仍令后人津津乐道。
毫不夸张地说，胡博·华士的早期经历就是一个标准的励志小说范本。1855年，他出生于荷兰的一个普通家庭，是家中最小的男孩，上面有两个哥哥，父亲是一名旅行推销员。不过华士并没有继承父亲的事业，反倒酷爱美术，希望成为一名画家。然而，父亲的过早离世几乎打碎了华士的梦想，因为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谋生上。为了赚钱，他做过印刷工、出版人和书商。尽管日子艰辛，他仍旧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终于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考上皇家美术学院，接受了画家让·波塔尔的真传。
不久，华士从布鲁塞尔前往巴黎深造，求学于法国著名历史画画家费尔南德·柯尔蒙。那时，柯尔蒙创办了一个工作室，劳特累克、布莱特纳、马蒂斯与梵·高等画坛牛人都在此学习过。据一本梵·高传记记载，梵·高在柯尔蒙工作室工作时，完全没有引起大师的关注，他一心学习肖像画，却始终没有得到柯尔蒙的青睐。在那本传记中，记录了梵·高对这段生活的回忆：“三四个月来，我一直在柯尔蒙画室里，但是并没有找到我期望的东西。”而他的同门师兄华士在这里却如鱼得水。1887年，华士参加阿姆斯特丹的当代大师作品展销，其中两幅作品获得金质奖章，而这是梵·高终其一生都没有得到的荣誉。
从华士现存的作品看，与梵·高旋转的笔触、浓重的色彩、鲜明的个人风格不同，华士的作品体现了19世纪学院派肖像画的特点。即肖像是照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画家在作品中不体现个人的特点和画家本人的感情。这一特点在20世纪初的中国画家口中，被概括为现实主义。或许，正是其主流的学院派风格，一方面，在当时为华士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切实的利益；另一方面，当他过世时，他的作品被淹没在美术史的尘埃中，没有特点，成为他难以被后人记起的理由。
华士生平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代表荷兰参加了189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1893年的美国，正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大陆。美国的一切感染了这位远道而来的艺术家。在这里，他也收获了夏威夷公主的爱情。也许是这份远道而来的爱情带给荷兰画家重生的力量，婚后的1895年，华士开始过起了周游列国的生活，记录他所不知道的大陆原生态的肖像与生活。他先后到过夏威夷、香港、爪哇岛（今印度尼西亚），然后取道澳门来到中国大陆。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未知大陆的探索是美国知识界的主题。在芝加哥博览会后，美国有了第一个人类学博物馆，而这个博物馆的意义，在博物馆的创办人看来，就是在挽救正在消亡的文化和手工艺品。美国的人类学家说：“社会的进步无疑是一柄双刃剑。所有的人类群体也许都将最终达到文明的境地，成就自己的历史，但这样一来，他们也将失去自己的文化，最终败给科学。”而他们认为，中国，就是一块即将败给科学的处女地。胡博·华士来华，显然与人类学家这个多少有些猎奇的目的吻合了。当然，他笔下的中国，首先是上层的中国，作为一个由出版商转道而来的画家，他需要自己的作品用最快的速度得到现实的回报。
P1-5
北京十年(代跋)
2003年，9月，怀揣着一张北师大的录取通知书，紧握着一张K263的卧铺票，穿着一套北京11月份才用得着的大毛衣，我进京了。一觉醒来，已是京华。上课、下课、吃饭、郊游、发呆……轻飘飘的日子里，我常常倚在老师们身边，听他们讲起半个世纪前的故事。老故事，漫天的飞絮，校园里时时传来的“梦里花落知多少”的校园广播，日子被各种色彩涂抹的很不真实，如果，可以一直这样不真实地生活下去，也不错。
毕业，工作，结婚，生子。突然有一天，我被硬硬地摔到了地面，忙乱的日子琐碎到不忍描述。那些听过的老故事，沉沉地埋在心底，上面，是一层层无法拭去的尘埃。很久，不会再有人提起那些事了。
在博物馆待得久了，常听老同志说起北京史。什么是北京史？顾名思义，北京城市发展变迁的历史。很宏大的概念，却总觉得少了几分人情。于是，我想起了那些老故事，那些曾经在我身边生活过，在我脑海浮现过的，鲜活的面容。我想写写那些老故事了，那些曾经把血脉融入这座城市的灵魂。
于是，有了这本书。写得很慢，摇摇晃晃，写写停停。今天，终于停笔，回看京华岁月，已是十年。就把这本书作为京城十年的纪念吧，把它送给那些喜欢老故事的师长，把它送给记录城市变迁的同事，把它送给支持我写完这本书的亲人和朋友，把它送给十年后的自己……
寥寥数语，是以为记。
《历史的边角：小人物与北京》序：书与人的相遇
记得某个出版社的广告语里有一句：“为了书与人的相遇”，就因为这句广告，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幻想会有机会到这家出版社工作。后来，终于还是错过了。于是，一直想写一本书，关于书，关于人，关于通过书认识的人，以及，因为一些人，才去读的那些书。
这本书中的人物，全是通过读书才得以结识的。他们离我们那么远，跨越了近百年的光阴；他们离我们那么近，他们就活在我们桌子上那些发黄的书页里。他们不是名人，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在众人面前说出他们的名字，可能一多半人会一愣：这个人是谁？他们不是改变历史的大人物，在类似大事年表的文件里，多半找不到他们的名字。
他们，只是在北京，在这座城市里生活过的一些人。他们读了很多书，做了一些事，也写了一些书。只是，因为一些合理或者不合理的原因，他们被遗忘了，他们活在了时间之下。这其中，有的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也有的，是历史的无奈与悲凉—— 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被遗忘的。哪怕他曾经功高盖世，哪怕他曾经富甲一方，总有一天，他会被遗忘。人类在前行，身后是不断选择性的记忆和遗忘。
在博物馆工作久了，养成了一点点考据癖。对被遗忘的人和事有种超出寻常的兴趣。于是，读书识故人，成了习惯。书中写到的人，全部留下了自己的作品，作品中的自己，多半与历史教科书中的种种评价不同，当然，他们其中的大多数，也没有机会进入历史教科书。他们作品中反映的时代，也不再是教科书中那个冷冰冰的概念，甚至，其中多半的表述，与教科书找不到任何的联系。于是，在一本本的文字和图片里，我迷失了，我能做的，只是记录。用一个个的故事，连缀起一个个鲜活的却又被遗忘的人生。
对书中记录的每一个人生，我都充满了敬意。我不愿说一百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因为任何定性的文字，都意味着对其中细节的忽略。我只是尽可能忠实地描述了那样一些人，在一百年前的北京，有的勇敢地接受了与以往经历过的不同的生活，并把这种新的生活与思考方式向更多的人传播；有的则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固守着城市的温情，让我们看到了兵荒马乱之外的生活的温度；还有的，多半是一些女子吧，在大多数人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时代里，选择了不嫁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她们不嫁，是因为她们守护着不可能瓜熟蒂落的爱情；她们不嫁，是因为她们守护着人生的希望。
我写下这些文字，怯怯地描述自己关于一本书的蓝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去。读书，不过是与逝者心交的方式之一。在匆匆相遇的路上，有的是过眼云烟，有的，却是一生知己。为这些没有机会谋面的知己留下一段文字，留下他们的故事，是理想，也是必须。故事，即将开始，我们一起期待。
在中国近现代史被反复书写与解读的今日，我们所谓的老北京，到底还有多少是当时的容颜？吉光的这本《历史的边角(小人物与北京)》刻意回避今日历史教科书中的大人物，而是钩沉出民国时期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一批读书人的思想、生活、事业与爱情，以窥民国之一斑。不是大人物，所以更接地气。经历很传奇，所以颇有情趣。在普遍患有健忘症的今日，找到一点老人的故事，以此表达对一个逝去时代的敬意。
《历史的边角(小人物与北京)》作者吉光写下这些文字，怯怯地描述自己关于一本书的蓝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去。读书，不过是与逝者心交的方式之一。在匆匆相遇的路上，有的是过眼云烟，有的，却是一生知己。为这些没有机会谋面的知己留下一段文字，留下他们的故事，是理想，也是必须。故事，即将开始，我们一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