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者韩毓海 以史为鉴，重溯中国发展道路。

2010年最高端历史畅销书，本书第一版问世后，半年之内重印7次，迅速荣登《新京报》学术图书榜第一，当当网历史畅销榜第一，新浪读书等网络媒体纷纷推荐。

增订本新增100多页内容，材料更丰富，论述更详尽，分析更透彻，观点更鲜明。增订本在第一版基础上，采用纯质纸印刷，全新排版设计带来更舒适的阅读享受。

这是一本从金融与大历史视角讲述明清500年兴亡的大著作，作者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为三个支点，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这一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作者韩毓海是北大新锐学者，国内鲜见的大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其现实关怀和价值取向，每每引起关心国家命运、关注底层生活的读者的强烈共鸣。

此书作为深受北大文科研究生追捧的思想讲义，语言晓畅明快，问题意识敏锐，堪称名家大手笔。作者行文有意针对时下热点话题，把视野引向基层，引向世界，引向大历史，从而让大众也能看清国际金融动态，以及中国的应对和走向。

增订版自序

绪 言

上篇：“漫长的16世纪”

　导 语

　第一节 “无发展的增长”与“科学发展”

　第二节 历史与迷信

　第三节“当中国称霸海洋”

　第四节 回首射雕时，万里暮云平

　第五节 “隆庆元年”（1567）， 世界史的大转折

　第六节 重写《甲申三百年祭》

　第七节 黄仁宇为什么要讲毛泽东的好话

　第八节 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

　小结：“中国道路”与世界史问题

下篇：“漫长的19世纪”

　导 语

　第一节 重新思考19世纪

　第二节 中国为什么被打败？

　第三节　国债与资本

　第四节　从康德到列宁

　第五节　作为“中国方法”的《大同书》

　第六节 “出乎意料”的现代性及其后

中国最近500年兴衰的关键

2008年9月，我在美国纽约大学教书，学校与华尔街之间徒步不过20分钟，教学之余，正好就近观察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金融大危机。那个时候写了《反面教材的价值》这篇文章，以英文发表之后，国内的几家学术刊物也想刊出汉语稿。记得高超群教授为了索要这个文章，曾深夜从北京把电话打到了纽约，求“稿”若渴之心，令我深深感动。最后，这个文章很迅速地在《绿叶》、《世界博览》杂志刊出（这要感谢杨学军先生和阎海东先生），随之又被几家报刊转载，反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意外之余，我也由此体会到当今的中国是如此夜以继日、密切地注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的，而自己深以为幸的更是：作为一个货币金融领域里的外行，一点有限的阅读和观察体会，远隔千山万水，竟也能够对于国家和老百姓有些许轻微的意义。

从中国的视野、或“以中国为本位”去观察和描述最近500年世界历史的变迁，致力于探询当代中国的“世界”观，这是我最近这些年来学术工作努力的方向。但是，说老实话，这也仅仅是“努力的方向”而已。我自己读书不多，尤其不是历史系科班出身，所以这个探询的过程，其实完全就是学习的过程。

最近500年来，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欧美霸权的形成并横扫世界；二是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由逐渐衰落而再次走向伟大复兴。有人把这段历史归结为资本主义的胜利，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首先，究竟什么才是“资本主义”，学术界可以称之为“正宗”的意见，起码就有三派，至于其他的纷纭众说，更不必再提了。而三派主流意见中，一种将资本主义归结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革，特别是大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奠定（卡尔 ?马克思）；一种着重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明，说白了就是把做生意等于念经，把积累资本视为积累功德（马科斯?韦伯）；第三种则侧重于自然经济向金融经济的蜕变和飞跃（费尔南?布罗代尔）。用这三个流派来解释什么是资本主义，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用它们来解释西方之所以兴起，中国之所以衰落，解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我看来，则起码是没有抓住历史要害，而且也不尽符合历史的事实。

我认为：最简捷地解释这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实际上就在于“国家能力”这一点上。在西方现代兴衰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的奠定，最初就是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银行家们投资于国家间的战争，最终则是金融家通过攫取“世界货币”的发钞权，而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为他们的投资冒险埋单和作担保（这随着1913年美联储体制的形成而达到高峰），而上述军事－金融－国家相结合的特殊组织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真正关键，至于那被奉若神明、而又众说纷纭的“资本主义”，充其量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充当了“帮手”的角色而已。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目标在于占有更大的“生存空间”，金融家的根本目标则在于通过债务关系攫取最大利润，至于是否采用上述三种“资本主义”方式，那完全要看是否有利于这两个根本目标之达成而定。

借此机会，我首先要向尊敬的读者说明一下增订版所作的修改：篇目本身未作丝毫的更动，但每节几乎都增加了新的资料，目的是使增订版的观点更加鲜明丰富。至于语句和修辞上的改动，则无法一一列举出来，或许，对于“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从业者而言，写出为自己满意的文字几乎是不可能之事，这也意味着语言的推敲永远是未竟之业。

早在年初的时候，我就接到通知说，《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第一版已经全部卖完了，而增订版马上就要付印，就我个人的意见而言，第一版的某些部分需要作更为彻底的修改，但是，现实的压力使我没有时间这样做。因为半年多来，我一直在为第二卷(《龙兴：1500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而努力工作，这也就是本学期我在北京大学所开课程的内容，这门课需要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商君书》、《盐铁论》、《封建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陈六事疏》、《备陈民间疾苦疏》、《统筹全局疏》、《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国之命运》、《<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和《论联合政府》，当这些血与火的文字一一重现的时候，我深知：我们筚路蓝缕的先驱，精神的父亲，是他们以思想和实践铸就的不朽华章，点燃了后来者的心灵和眼睛。

“一篇读罢头飞雪”，时间倏忽而去。当《毕业歌》声响起，新的暑期即将到来时，同学们告诉我说：正是一个学期的阅读，使大家真正理解了《毕业歌》里那些著名词句的意义：“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五百年来谁著史》在尊敬的前辈和同仁、在广大读者中迅速得到理解，既是对我劳动的最好报酬，更是对一个初学者最真诚无私的鼓励。中华民族江山有思，我知道：是那些肩负着天下兴亡大业的实践者、劳动者们，成就了百年燕园中的“弦歌一堂”，我深信： “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同时“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即从历史中、从实践中、从国家人民的利益中去寻找知识的依据，“从无字句处读书”，这就是北京大学真正的光荣传统。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曾经说：“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其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经接近成功。”亦如本书第一版绪言中所交待的那样：正是在纽约亲眼目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经历，方才使我读懂了《资本论》作者的教诲：一个将“虚拟经济”置于生产和市场交换(“实体经济”)之上的资本主义体制，何以是一个“头足倒置”的危机结构。同样的，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已将中国与世界深深地嵌入为一体，方才为我们当前的思考提出了新的使命和要求：这就是要求我们的思考必须始终具备广阔的世界历史视野；我们深知：使《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理论文献成为当代中国认识世界之教科书的，并非基于单纯的理论或思想史的缘由，而是基于现实实践的要求和愿望，如果没有社会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所提供的深刻“常识”，我们就无法辨别高深莫测的理论和知识的真伪与高下。“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理论的认识，还必须再回到实践去。”历史已经证明：离开了这一明快的道理，离开了这一正直的求学、求知道路，学院里的知识和理论研究就将迷失方向。

1954年，毛主席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曾经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这意味着：只有了解自己的前人走过的道路，只有了解我们前人的事业，才能更为深刻地了解我们今天的任务和使命。

如果尝试着将漫长的中国政治史分为四个时期，那么从春秋战国到秦的郡县制统一可以称为第一个时期，而其中又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郡县制之设立，标志着中国政治文明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中国政治思想，兴起于秦晋之间，成就于墨法之道，而在诸子百家中，墨家兼爱、尚贤、尚同的政治思想，对近代以来的革命者影响巨大，而其践行禹道，摩顶放踵，以自苦为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政治伦理，尤其值得我们珍惜。同时，《商君书》则指出：所谓政治，就是指那种通过经济、军事和法律手段组织人民的根本力量，这一论断开辟了富国强兵的康庄大道，而离开了秦所发明的户籍一郡县制度，一切政治实践亦将因丧失基本抓手而无从谈起。毛主席《读(封建论)·呈郭老》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入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至于-墨家艰苦奋斗的实践精神，《庄子。天下》篇则论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今日再思此语，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从汉至唐，可谓中国政治史的第二期，其基本脉络则是贵族制度的消灭，国家官僚制(科举制)的实行。这其中既有内部旷日持久的艰辛改革推动(九品官人法与中正制的纠葛，即体现了改革的复杂性)，亦有北周、隋、唐携北国刚健雄风之革命冲击，而继秦之户籍一郡县制度之后，统一的国家考试制度之实行，再为中国政治奠定一层深厚根基，中华民族藉此方走向光辉灿烂之盛唐。

北宋以降，中国在世界上率先走向“近世”，举凡交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之“近世化”，于宫崎市定教授的名篇《东洋的近世》中均有深刻之论述，至于工业技术方面，以焦炭冶铁之法，中国更是早于英国工业革命600年而成熟。此一点尤其具有世界史意义。而所谓千古之谜者，则为率先走向近世之中国文明，何以此后竟600年徘徊不前，反而终在1840年之后，为现代西洋帝国主义势力所一举击溃。而我以为这便是政治史、思想史研究最为要害之课题。

实际上，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已经深刻论述过：宋以降，学术与政治的分离、文治与武功的分离、官与吏的分离(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乃是导致政治组织能力下降、国家能力下降的根源所在。其中官与吏的分离，更是贵族制、中正制和役法弊端的遗存和发展，它导致了基层的财政、司法和税收乃至军事，均操纵于胥吏之手，胥吏、豪民和生员沆瀣一气，把持基层和地方，遂酿成国家权力无法深入其中，而所谓“理政”，至此步履艰难；同时，由于官僚队伍中埋藏着一支庞大的非正式的行政大军，国家便不得不听任“火耗”、“陋规”和“浮征”的存在，财政和税收的统一再也无法实现，于是“理财”亦从此变为了空谈。

何况，率先进入近世的中国，生产发展、市场扩大与货币短缺之固有矛盾，竟长期不能得到解决，于是，除用于促进农业革命之外，中国更将铁的大量生产以及冶铁技术，用于铸铁钱及以“浸铜法”铸铜钱，货币的大量增加，固然促进了中国的“商业革命”(明代即有“十大商邦”之兴起与壮大)，但也正是因此，与其后英国将焦炭冶铁技术投入制造机器，并以此推动制造业和军事工业发展不同，中国冶铁技术的发展，尽管极大地推动了其“农业革命”特别是“商业革命”，但却没有发生出“工业革命”，而这也使得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分离，使得商业资本支配国家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与障碍(宫崎市定、陶希圣)。进而言之，造成这一瓶颈之根源，更在中国没有以成功发行国家主权货币，而完成金融革命，并得以籍此闯过生产、市场扩大与货币短缺这道矛盾难关。而国家货币不能发行，金融革命无法完成，根源又在政治上的官吏二分体制，王安石即痛感基层全为胥吏、豪民所把持，国家金融力量无法深入农村，到明隆庆元年(1567)之后，国家干脆通过进口美洲白银来解决货币短缺问题，即从而将货币问题之解决，委之于海外和国内豪商。于是，中国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便不可避免，胥吏、豪商、外国资本支配中国的命运亦就不可避免了。

“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国政治史的第四期，揭开了中国改革与革命的新时代，揭开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最基层的农村入手，通过深入群众、组织群众的制度创新，重建了与劳动人民血肉相联的、牢固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并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1948年12月31日，成功地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国家主权货币“人民币”。此后30年，新中国方才以此现代政治、经济和财政制度创新为强大动力，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举完成了工业革命。改革开放以来，正是中国庞大的产业、生产能力，驱动了世界贸易和商业革命的日新月异。有人说：中国用30年的时间解决了“挨打”的问题，又用30年时间解决了“挨饿”的问题，这种说法是形象的；而今天的我们，正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在这条继往开来的道路上，我们深知：遭遇各种艰难险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应该虚怀若谷地接受一切科学的批评意见，接受世界上一切友好人士的善良建议，但是，对于那些“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们还是要理直气壮地以马克思曾经引用过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作答：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60多年前，陈寅恪先生曾经用“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来颂扬宋明儒学的发生之于中国历史的划时代意义，而笔者学识浅陋，至今难以理解他的这番高论之陈意所在。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百姓如我者，同样是60多年前，一位伟大的中国人，在黄土高坡的低矮窑洞里所说的话，却如悠远的雷声，时刻警醒着我们，告诉我们何谓佛陀、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支配历史的“大事因缘”：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了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的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两个神仙下凡，把这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一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外国人一向有把自己的作品献给至亲好友的惯例，如此，我则愿诚挚地将自已幼稚的工作，奉献给养育我的父母人民，特别是：奉献给激发我写下本书第一行文字的山西那遍地英雄的山河，奉献给在这块土地上默默牺牲和奉献着的父老亲人。因为——正是那些在历史的纵深处和现实的实践中奋力工作的人，使得我幼稚的写作成为了一个声音。

2010年7月10日暴雨后，写于北京

回眸历史，横看东西，本书揭示了500年世界大势和中国“天下兴亡”的关键。

——《人民日报》，2010年4月27日

韩毓海的研究证明：将货币政策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对时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华尔街日报》，2010年5月22日

毓海的这部书为中国明代以降五百年梳理出一条线索，既解释了明清时期国内经济的困境，也解释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他虽不是科班出身的经济史学家，但即使是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毓海的这部书也是高水准的。它的最精彩的部分，在于细致地描述了银元短缺及其对国家财政的束缚。毓海的结论为李约瑟之谜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即银元短缺造成长期的通货紧缩，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停滞。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姚洋教授

此书立意高远，气势恢宏，并且新论迭起，融会贯通。我亦边注了不少批评或存疑，包括作者的基本思路。希望不久能拜读下一卷，下两卷。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 林春

此书涉及“中国近代史的要害”，作者的思路值得我们多认识。尤其是，作者拿《中国之命运》与《新民主主义论》（或者《论联合政府》）作对比观之，便是一种令人折服的慧见。

——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院 钱永祥

2010年岁首最有价值的一本书是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09年12月版。我对此书的任何赞誉都有画蛇添足之嫌，张旭东师兄已经说了，这是“一部新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则觉得此书比《甲申三百年祭》要宏阔壮丽得多，因为郭老的那篇宏文我中学时候就读懂了，而毓海兄的这本纵论世界500年来风云变幻的巨著我现在还有一些地方读不大懂。读不懂的原因之一是老韩写得剑气纵横，一个人就干了桃谷六仙的事业，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我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好比大家都在矿井下摸索，忽然老韩嚷道：“快到俺这里来，俺摸到壁上的武功图谱啦！”其他人必须想一想，才能判定他的确实位置也。

——北大醉侠 孔庆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