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几亿农民怀着改变现状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告别熟悉的土地，踏入陌生的城市。在这里，他们会遭遇到什么？他们的情感世界、婚姻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们是如何讨要被拖欠的工资的？他们的成功之路究竟在何方？

作为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一个缩影，这60名农民工的讲述，会告诉你这些问题的答案，让你走进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世界，真切体会他们的泪与笑、艰辛与期望。

作者十余年间访谈了300多名来自西海固的农民工，从中精心挑选典型事例编成此书。它既是60名农民工自述的进城打工的故事，也是中国农民工生存境遇的一个缩影。

农民工是极为沉默的一个群体，他们的话语少人听闻。本书的独特之处，是让农民工用自己的语言、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们在外打工的艰苦经历，进城后的感情与婚姻状态，以及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失败与成功等。每个人的讲述都鲜活生动，酸甜苦辣，炎凉世态，跃然纸上。

从这些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生存充满艰辛，但他们的心中埋藏着极为深厚的希望。能让我们对未来多些乐观。

第一篇 艰苦经历

 黄土旱塬上的麦客子

 一波三折

 难忘那短暂的经历

 人世间的变奏曲

 煤厂里的风波

 天上不会掉馅饼

 空中的钱，雾里的花

 自讨没趣

 我是包工头

 我们像英雄一样“逃离”

第二篇 冷暖人间

 团结的力量

 人间冷暖他最知

 绾在心上的疙瘩

 丈夫的权利谁来保护

 爱心，让我对社会心存感激

 雪里送炭的“两免一补”

 我的“家”

 赢了官司拿不到钱

 要钱的门道

 打零工的民工很难缠

 跨出这一步

第三篇 情感世界

 拉萨河畔的牵挂

 打工与彩礼

 沉重的爱

 娶了一个城里媳妇

 无根的生活需要勇气

 为了爱情而奋斗

 亚克喜餐厅

 走出大山是另一片天地

 路越修越宽广

 法盲的悲剧

 后院失火

 风流背后的烦恼

第四篇 女性之路

 泥鳅也是鱼

 顶梁柱倒了以后

 一个走出困境的女人

 再屈辱的日子也得过

 小保姆的传奇人生

 打工改变了我的命运

 坚持使我看到了希望

 我把病人当亲人

 藏在心里的秘密

 身份的转换

 女子不比男人差

 寻找自己的幸福

 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爱北京天安门

第五篇 成功之歌

 在内蒙古的日子

 十年磨一剑

 苦难是财富

 箍漏匠改行

 小木匠的春天

 不经意间，买了一辆东风汽车

 创业的信念最重要

 摸索企业经营之道

 诚信是效益的基石

 种菜胜过打工

后记

黄土旱塬上的麦客子

孙林富，男，汉族，60岁，文盲。

七月的金风一吹，西兰公路沿线六盘山西坡黄土高原上的小麦就日渐泛出诱人的金黄。

早晨七八点钟，太阳还没有冒花子，沙塘镇这个西兰公路沿线的集镇上就布满了头戴草帽一手握镰肘一手提行李的割麦人，按照当地的称呼叫麦客子。与以往不同的是，集市上公路两侧还停靠了两条联合收割机的长蛇阵。雇人割麦的“掌柜的”在人群里来回扫视一遍，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有的叫上几个麦客子，有的叫上一台收割机就离开了集镇。走出集镇，联合收割机就开进了川道里的水浇地；手握镰肘的麦客子则跟在“掌柜的”后边爬上了塬台和山洼。

沙塘镇的北塬是一个旱塬，平素干旱少雨、寒冷多风，麦子长得个矮秆细而又稀疏，收割起来吃力费事。靠近山洼有一地块，可能是由于避风，麦子的长势比塬头上的好多了。

我和14岁的大孙子麦旺被掌柜领到地边，掌柜顺手指了一下田块的四至就离开了。我解开装行李的蛇皮袋子，里面是一包用牛皮纸裹着的磨得锋利的刃子，还有一块磨刀石，一个灌满水的玻璃瓶。我解开牛皮纸包裹，从里面挑了两张刃子给自己和孙子的镰肘镶上。

我先没有从地边下镰，而是跨了一步到地当中割了一股长麦子——那一坨地可能水肥格外充裕，麦子长得个高秆粗，正适合拧腰扎子。腰扎子拧好放在地上，我没有顾忌麦秆上潮湿的露水，就下镰割起来。割麦子有个讲究，刚开镰磨蹭，这一天就割不快。随着“嚓嚓”的镰响，不到一分钟两大把麦子就摆放在腰扎子上。不用看，割惯的麦把式两把就是一捆，这样大小的麦捆子无论码麦码还是摞麦摞，都是挺合式的。我拧好了腰扎子，将麦捆竖着立起来，就点上一锅旱烟开始吸起来。我想让麦子上的露水稍微晾一下再割，这样割起来既轻省力又不费刃子。

我是隆德县奠安乡孙家湾人，记得那是1991年的农历端午节早晨，我吃了妻子和大儿媳烙的花馍馍炒鸡蛋，胳膊腕上绑了几根花花绳，就背上行李提着镰肘去陕西赶场割麦子去了。我是赶麦场的熟客，知道这一阵儿西安临潼一带的麦子已经割混火了，可是我不能去那里——人家联合收割机趾高气扬地在前面一吼，哪里还有肘肘镰的份儿？汽车还没有开到西安我就下了车。

咸阳的麦子刚刚绽出杏黄，大街上已经站满了从陇塬各县和我们那里赶来的麦客。川道里的麦地被收割机抢去了，提着肘肘镰的麦客只能去高地和塬台。我被一个和我年岁相仿的人领着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公路，爬上一个塬台才到村里。掌柜的儿子儿媳去南方打工去了，麦收时节不想回来，就给家里寄了点钱让请麦客子割麦。这个掌柜家的麦子没有套种玉米黄豆，割起来没有什么磕挡，我就脱了外套，下狠劲割起来。我左腿前伸，右手持镰，左手抓麦，“嚓嚓嚓”三刃子就是一抱，两抱就够一捆。正午的太阳把它一天中最毒的光芒刺向了大地，我没有脱汗衫，可流汗的脊背经里面焐闷的热气再加上外面毒日头的灼烤依然痛痒难受。我不想休息，我要一鼓作气狠劲地割。正午虽然太阳毒热，可麦秆既干又脆，镰头碰上去就折，割起来既快又省劲，一袋烟的工夫就能撂倒二分地呢。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掌柜的给我送来了干粮和水，看到一亩地的麦子齐刷刷地割倒在地，就感叹道：“老哥，你真是个赶场的老把式啊，可惜现在的年轻人都不行了！”我略带谦虚地说：“老了，不行了，不如年轻的时候了。”

老汉家的六亩麦子我不到三天就割完了，经这个老汉牵线介绍，我又给老汉家的几家亲房割了几天。我心里很满意，十几天时间没有走出村子多跑冤枉路，就割了30多亩麦子，怀里揣进了800多块钱。割完这几户人家的麦子，麦场口已经赶到乾县那边去了，我就赶快搭车往乾县赶。  我妻子的娘家就在乾县。由于路程远，一年内我一般不特意跑到乾县看望岳父岳母，就利用麦黄赶场的时间顺便来看望一下，用我自己的话说这叫挣钱逛丈人两不耽误。车到乾县，我掏出一张被汗水浸泡得皱巴巴的票子在I临街的小卖部里买了两盒点心两瓶罐头两袋奶粉装到行李袋里，长时间不登丈人家的门，这次去怎么也得带个见面礼。

丈人谢世已经一年多了，留下了70多岁的丈母跟着小舅子过日子。丈母见女婿大老远地来了，喜出望外，泪眼汪汪地把我往里迎，老人可能是想起女儿来了。进到屋里，我想给丈母磕个头，可是不等我跪下，丈母就将我往炕上推，先泡了一杯茶让喝着，就挪着小脚去给我收拾吃的去了。

听说女婿专门赶场来了，丈母就说你两个妻兄弟正好外出不在，家里的麦子没人割，你就先给家里割了再去赶别人的场。我想帮上一两天忙倒没有啥，可是帮着丈人家割完全部的麦子再去赶场就没有麦场可赶了，我有点犹豫。妻弟媳妇可能是猜到了我的担心，就痛快地说： “姐夫，别担心，亏不了你。我家今年反正得叫人割，叫别人割还不如让自家人割。场钱嘛和别人一样，三十都三十，二十都二十。”妻弟媳妇这么一说，倒让我觉着不自在了：五黄六月虎口夺粮的时间别人都给丈人家帮忙呢，我却跑到丈人家门上挣钱来了，让人听了还不笑话死了。

两个妻兄弟虽然分灶吃饭隔门过日子，但种地却在一搭呢。第二天早早起来，我提了镰肘就要去麦田，丈母娘却将我拦住了。她说割麦子是苦力活吃好了才能割动，说着就端来了两碗荷包蛋一碟烙油饼。吃过早饭，妻弟媳妇把我带到地头，指了一下麦地范围就回去收拾午饭去了。中年我想乘麦子干燥多割一阵，可丈母娘派两个妻侄叫我一定回去吃午饭。妻弟媳妇从镇上买了两斤猪肉，丈母娘就蒸了米饭。好长时间没有吃肉了，加上割麦子割乏了，我放开肚子把两碗米饭一碟肉菜全吃完了。吃过饭，我躺在炕头眯了一个钟头才起来，端起丈母娘晾好的凉茶美美地喝了一气，又在罐头瓶里灌满了一瓶提上，才精神饱满地去下地割麦。中午过后天凉下来了，我鼓足干劲一直割到天上的麻影子下来才码好麦码回去。回去时丈母娘已擀好长面等着我了。给丈人家割麦子的这几天是我在陕西赶场最得意的几天，每天早出晚归活干得轻松，正午没有撂到日头底下苦晒，生活上又有丈母娘专门伺候，我觉得自己是过上了神仙日子。

十亩麦子四天时间就割完了。由于妻弟不在家，麦子没人打碾，我就让妻弟媳妇叫了一辆拖拉机，我连装带卸用了两天时间把麦子全部给运到场上，并且摞成麦垛。村里的老汉媳妇都夸丈人家寻了个好女婿。

临走，妻弟媳妇要给我每亩按30元开场钱，我说啥也不答应，因为别人家每亩最高才开到25元。我说：“孩子他舅母，要不是这样，你给个回家的路费就行了。”妻弟媳妇说：“咱们亲戚道理的，按说不给钱也行。只是我们想着他姑姑好几年没有来了，几个外甥也不知长的咋样，这是我们给他姑姑和几个外甥的一点心意，你就再不要推辞了。”

P2-4

劳务经济与农民工的主创性

齐岳

农民工在时下的媒体语言里是一个热门词汇，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其中既有关于农民工的新闻报道，又有大量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学术文章。那么，什么是农民工呢？现在一般的解释为：户籍仍在农村，有自己的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工作，以自己的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可是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对这种在农村有自己的承包田又在城市或者在其他地方从事非农工作的人群社会不能给他们一个明确的称谓，叫工人吧他们的户籍在农村，叫农民吧他们又天天在城里上班。直到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通讯》首次把这类既有承包田又在城里做工的人称为农民工。自此以后，在中国的职业人群分类里才有了农民工。

在宁夏西海固，早在农业社的时候，各个生产队就选派队上有手艺的人外出揽活挣钱，人们俗称搞副业。言下之意，农业种植是主业正业，在主业之外挣两个零花钱就应该叫搞副业。西海固土地贫瘠，十年九旱，遇到大旱之年，农民辛勤耕作一年收获的粮食仅够半年吃，这时搞副业挣回的钱就不仅是作为农民的零花钱，而是作为生产队到丰粮区购买粮食的购粮款。为了生活，许多农民都有外出务工的强烈愿望。当时的好多公社几乎队队有自己的专职副业队，副业队的人数少则一二十，多则四五十。我们如果从产值来衡量，副业队的非农收入几乎能与生产队的农业收入平分秋色，而在大旱之年，副业队的非农收入几乎就是生产队的全部收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海固与全国各地农村一道推行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改革，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的发挥，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并发展，与此相伴，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富余农业劳动力。这些富余出来的劳动力积极地寻求着转移就业的途径，随之而来的城市改革为他们提供了外出务工的渠道。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海固各个县市的城市建设项目及其他建设项目逐渐增多，那些进城务工的富余劳动力在原来副业队的基础上组成了新的建工队，他们承包了几乎县城里所有的建筑工程项目。而一些有建材手艺的农民则把原来生产队的砖瓦窑改扩建为新式的建材厂，给建工队输送建筑材料。建工队建材厂组成了成龙配套的建筑产业链。那时各乡都有建工队和砖瓦厂，比较大的乡镇有两三个建工队，有规模宏大的机砖厂。这些在建工队和建材厂上班的农民工早晨出村干活，晚上收工回家，农闲时间搞副业，农忙时节回家干农活，既经营了承包田，又获取了农业外的收益，这就是“离土不离乡”务工的好处。

西海固的农民工大量走出大山，“离土又离乡”到周边大中城市打工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银川等西北内陆城市在沿海第二轮经济快速发展的带动下改革逐渐加快，城市经济迅猛发展，这就为西海固等贫困地区农民进城务工、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省内县外转移就业创造了条件。那时在银川的各个建筑工地上随处都能碰到一个个衣衫脏旧、说话带着一口浓重山里腔的西海固农民工。他们要么抬灰和浆，要么码砖砌墙，一栋栋办公楼、商住楼在他们的铁铲瓦刀下拔地而起。

西海固农民工与全国其他地方的农民工一样在外出打工时也备尝了艰辛，付出了超值的血汗甚至生命。他们从事的大都是苦脏累险的工作，他们劳动的强度和时间远远超过了城镇职工每天八小时的定规，可是他们的生活待遇不能与城镇职工同日而语，吃的是城里人不屑一顾的饭食，睡的是四面透风的工棚。在城市人的眼里他们是来自乡间的草根，他们是水底下的泥鳅。他们以超强的生命力生存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他们是都市里的外乡人。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退去，第二代农民工的生成，西海固农民工与全国农民工一道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随着国家对务工环境的改善，西海固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充分认识到扶持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的重大意义，积极与发达地区联手，输送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异地务工就业，比如规模宏大的闽宁对口帮扶，就使相当一部分年轻有文化的农民工到沿海发达地区就业。农民外出务工，输出的是富余劳动力，收获的是相比经营农业丰厚得多的务工收入，这些收入一部分用来改善农民的生活，另一部分则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可以说，在西海固地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劳务经济功不可没。如今，西海固各级政府确立了发展劳务经济、打造劳务产业的战略思路，以劳务产业带动农业产业化，并增加农民的收入。

研究农民工问题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近几年农民工问题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经过研究，学者们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历史的梳理和现实的横断面剖析，指出了农民工问题的成因，揭示了农民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贡献，预测了农民工群体的未来发展趋势。应该说学术界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是全面的深入的，对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的建议是中肯的有建设性的，这些建议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但在看似全面的背后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缺漏，那就是很少有学者从主体性的角度关注研究农民工。农民工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以自己的劳动力参与了商品价值的形成，但他们本身又是一个有着自主意识的主体，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是有认识的，他们对劳动的效果是有自己的评判的。而学术界总是习惯于把农民工仅仅看作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客体，看作劳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看作产品价值形成中的一个要素。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也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它忽视了农民工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创造性。中国的农民阶层始终蕴涵着巨大的创造力，中国的农民始终以自己的创造性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比如说，从农业社时代各地农民自发外出“搞副业”挣钱，到后来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再到后来的兴办乡镇企业发展农村经济，哪一个不是农民自主的创造？因此，有学者对农民工给予了很高的赞誉，称农民工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又一伟大创举”。

研究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有助于了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困难和诉求，对把握农民工未来务工的去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此前很少有人用这种方法研究农民工的打工生活，李禄胜同志的《告别土地——西海固农民工生存纪实》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他出生在西海固地区，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有着特殊的感情，又有着十多年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经历。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他一直关注农民工问题，曾在《中国人口科学》、《宁夏社会科学》、《市场与人口分析》等刊物发表了二十余篇关于农民工的相关论文，另有一些关于农民工的相关论文被十余本书籍收录出版。2005年关于农民工维权问题他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后，被全国155种报刊纷纷转载。他的作品独辟蹊径地让农民工讲述自己打工过程中的感人故事、谈论自己外出务工的感受和表达对未来生活的希望，让我们走进了农民工的心灵世界。

2010年5月于银川

多年的思考，专门的采访和集中精力写作，本书终于得以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在采访、写作和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我得到了大量的帮助。

在调研中，张全仁、魏银忠、李江波、常广义几位学者不辞辛劳，赴企业下厂矿进工地走街串巷，他们拿起手中的笔，记录下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参与，我的调研写作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突破，也从中感到了无限乐趣；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反复修改和论证，我的书稿才能顺利完成并不断拔高。他们在我的心目中既是善于思考的学者，也是妙笔生花的作家；既是永不言弃永不言累的人，也是默默无闻执着奋进的人。他们的无私帮助会永远埋藏在我的心底！

在感谢四位学者的同时，那些配合我调查采访的农民工，给了我更多的记忆和回味，他们那憨厚善良的脸庞和朴实无华的身影依然闪现在我的脑海中。

在成稿过程中，张全仁做了目录编排、整理和文章归类等工作，魏银忠、李江波、张全仁作了认真的修改和校对，并对全书进行了统稿。

在调研中，我还得到了许多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朋友们的无私帮助，他们是：宁夏社会科学院院长张进海教授、副院长陈冬红博士，社科院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王虎林同志，科研处处长蔡伟编审、《宁夏社会科学》编辑部主任杨芳副编审，宁夏计生委主任吴海鹰博士、固原市委副书记董玲、固原市农村信用社主任杨海成、银川市统计局局长王奎、宁夏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农村处处长孟光永，国家农调总队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局综合处处长王旭明、固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唐瑞生先生，宁夏区党校法学硕士王生发老师，宁夏社会科学院陈棱副研究员、隆德县教育局局长杨光祖、发改局局长李旭东、红寺堡中学郭波老师，以及我的两位同学赵秉明和翟玉春，对于他们的热情相助和工作中给予我的许多便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在稿件修改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研究员，科研处处长、博士生导师杜志雄研究员，农村发展研究所张兴华副研究员，于法稳、刘长全、罗万纯几位博士，宁夏医科大学周建军老师，银川市商务局李春洲先生，自治区医院雍晓春女士，西南财经大学樊岳峰硕士等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宝贵意见，我的父亲在看完书稿后针对农村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建议。

当代中国出版社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给予了很多支持，特别是编辑部柯琳芳同志不辞劳苦，加班加点工作，为本书的按时出版赢得了时间；在照片的处理过程中，北京市宣武区天桥网城总经理辛波、副总经理王虹给予了许多技术支持，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我的书稿写出之后，宁夏大学党委书记齐岳教授，在非常繁忙的情况下，加班加点通读了全书，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给了我很多支持与帮助，并为该书写了序。

2009—2010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我的导师，中国著名农村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党国英研究员在百忙之中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并写了序，给了我很大鼓励。

宁夏社会科学院领导给了我在北京做访问学者的机会，使我从中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为自己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为我今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单位领导的支持和关爱，我就缺少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拓展学术研究的平台；如果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位学者的悉心指导，我在业务上就会原地踏步、裹足不前。本书的出版不仅凝聚着与我并肩前行在泥泞道路上共同调研的几位朋友的心血和汗水，也凝聚着关注我支持我的许多领导和朋友的心血，而让我更加感动的是宁夏社会科学院的各位领导对我的无私帮助和大力支持。

在我几年的调研和写作中，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女儿以及家人和朋友对我长时间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我的妻子黄琳，在我经常调研期间，分担了许多家庭事务；当采访资料堆积得连我都无法分清时，是她逐一梳理归类，使我的工作进度大为提高。没有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我是无法完成这样一个繁重任务的。

在该书即将付梓之际，谨允许我再次感谢每一位接受我访谈、给我讲述他们打工经历的农民工兄弟姐妹。也许他们看不到这本书，但他们的辛酸苦辣和成功的喜悦以及他们的一张张笑脸连同他们感天动地的一串串故事，却永远地留在了书的记录中、留在了每一位读者的思考之中、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之中！

由于受作者水平的限制，或者由于被采访者个人情感的偏好，书中难免出现片面性甚至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并提出宝贵意见！

李禄胜

2010年6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