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孔子，引发了世人的几多思索，几多感慨。两千五百年来，可以说，环绕其人其事是问题不断，争议不绝。但最终人们还是肯定了他。“大哉，孔子！”他在世时人们的一句赞誉之词，终究被历史所肯定，所传颂。

《提问孔子》这部书，是想通过对有关孔子的诸多问题的解读，还原孔子这位中国历史“形象代言人”的真实面貌，并从他那里去寻找智慧。

在古代中国，孔子无疑是雄踞榜首的文化圣人。

孔子的周游列国，是一次“栖栖一代中”的文化寻根之旅。他付出的是困厄和艰辛，抢救和收获的是正在消亡的民族文化精粹。

孔子的创私学、收门徒，为一个民族开创了学习新风。从此，“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孔子提倡的礼乐精神、中庸和谐思想，有助于消弥人间的种种争端，使世界和平天长地久。

孔子的“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是人类永恒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追求，是人类走向自身完美的基石。

曾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说，为了人类的共存共荣，我们必须学会“回首2500年去孔子那里寻找智慧”。这是孔子的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更是整个人类的光荣。

第一章 人生地图

第二章 千秋学人

第三章 万世师表

第四章 文化寻根

第五章 学术钩玄

第六章 后世评说

您对自己的“人生地图”作了极为清晰的描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人生地图”重彩浓墨的第一笔就是“十五而志于学”。对这个“学”字，人言人殊，先生的意见如何？

孔答：两千五百年来，对这句话的解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朱熹认为：“古者十五而入大学，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朱子集注》)张居正则进一步加以发挥，认为志于学就是“志于圣贤大学之道”(《论语别裁》)。杨树达在《论语疏证》中则认为：“孔子十有五而始志于学，不过晚乎？”由此推断，“志于学”实质就是“志于道”。李泽厚则在《论语今读》中说，十五而志于学，就是“十五岁下决心学习”。

以上这些说法都有些道理，但都没有结合我幼年时的经历去考察。前面说了，我幼时“贫且贱”，虽说在与下层民众接触过程中学了不少知识、技能，被公认为“多能”的人、“知礼”的人。但是，因为家境的原因，十五岁之前我还没有系统地学过《诗》《书》《礼》《易》等书，而这些对一个真正的文化人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到十五岁时，我懂事了，就决心专心致志地学习这些中华原典了。到了晚年，我整理原典可以看作是“十五而志于学”的继续和必然结果。

在您十五岁至三十岁之间，可记之事似乎不多。是的确无事可记呢，还是不想多所赘述？

孔答：也不能说是完全无事可记。比如，我十七岁时失去了母亲，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儿。十九岁时我结了婚，第二年有了儿子伯鱼。在此期间，我还当过仓库管理员，当过会计，为人看管过牛羊，有人释此为“初仕”，显然是不准确的。我家境困顿，不寻点这样那样的事做做，生计如何解决？怎么可以称为“仕”呢？

这十多年间，应该说我把主要精力都花在读书上了。“志于学”不会只是十五岁那年的事，尔后多年我都在苦读，真可谓十年寒窗。《论语》首篇首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一句，是我毕生学习的心得。如果十五岁至三十岁这段时间算是我对中华原典的“学”的话，尔后毕生就是“习”了。

除了闭门苦读外，我也一如既往地走实践中学习之途。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我二十七岁。大学问家郯子到鲁国讲学，我马上前往求教，他可是我学术上真正的启蒙之师。此期间我还向师襄学琴，这对我的影响也是至大至深的。我还学了射御之术，《礼记·射义》：“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表明我学得还不错。“学无常师”，主要指的是这段时间。

您说自己是“三十而立”，此言后世视为人生隽语，但对它的释义是很不相同的，大多数学者谓之为“立于礼”。您认为是这样吗？

孔答：有人引述《左传》上说的“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这段话，断定我的“三十而立”就是“立于礼”。我觉得此言对但不全对。

说其对，是因为到三十岁上下时，我在礼的学习上的确是很有心得了，在这方面的名声也比较大了。

说其不全对，是因为那样说是以偏概全的。三十岁时我“立”得起来的，不只是礼，在诗学上，在春秋学上，我都“立”得起来了。三十岁是我学术上自立门户、自成一家的时期。学者们往往忘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我聚徒讲学、创立私学，正是以三十岁那年起始的啊！这不正好为“三十而立”作了最好的注释吗？因此，与其说“立于礼”，还不如说“立于学”更妥当。

这可是个大问题。请您说清楚，您开创私学真的是在三十岁前后的事吗？招徒讲学，在古代是件挺大的事，您三十岁时创立私学的条件真的成熟了吗？  孔答：我在三十岁前后已招徒讲学，是铁板钉钉的事。《左传》上有记载：“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吊之。仲尼日：‘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齐豹是卫国的司寇，孟絷是卫灵公的兄长，他们在内部的争权夺利中为“盗”为“贼”，而背后离间的就是宗鲁。宗鲁被杀后，看重朋友情谊之道的琴张想去吊唁他，作为琴张之师的我就出来说了一番话，劝阻了他。这段话记述在鲁昭公二十年的史事中，那年我刚好是三十岁。

《左传》里还记述了一件事：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我当时三十四岁，将要死去的鲁大夫孟僖子对大夫们说：“孔丘，圣人之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孟僖子死后把两个儿子交给我当学生，后来都成了我的早期著名弟子。

这说明，“三十而立”对我来说有着独特的意义。这里的“立”，标志着我开始招徒讲学，也标志着中国私学的创立。P14-17

一个孔子，引发了世人的几多思索，几多感慨。两千五百年来，可以说，环绕其人其事是问题不断，争议不绝。但最终人们还是肯定了他。“大哉，孔子！”他在世时人们的一句赞誉之词，终究被历史所肯定，所传颂。

孔子是中国历史的真正“形象代言人”——

孔子的外部形象是伟岸的。据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史记·孔子世家》)可见，他是身高二米二十几的古代“东方小巨人”，健康而高大。

孔子的道德形象是高大的。“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论语·学而》)他的温和，他的善良，他的谦恭，他的朴实，他的忍让。会使人想到我们这个民族的整体形象。

孔子的礼仪形象是美好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他不只把“礼”看成是一种具体仪式，而且当作和谐社会、立身处世的要件。“礼仪之邦”的说法就始于孔子。

孔子不只代表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还昭示着历史的未来和走向。当有人问他是否可以预测后十世的世事时，他说：“后百世可知也。”依中国传统的一世为30年计算，百世则是3000年。孔子是说他做的一切，意在弄懂之后3000年的历史走向，为3000年后的世人造福。此为伟大的预见。孔子不是神，而是人，是“大哉，孔子！”

《提问孔子》这部书，就是想通过对有关孔子的诸多问题的解读，还原孔子这位中国历史“形象代言人”的真实面貌，并从他那里去寻找智慧。

郭志坤 陈雪良

2010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