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巴金称其为“奇才”的萧乾，和妻子文洁若二人因译著结缘，结伴享乐于文字工作，文洁若也是国内翻译日文最多的翻译家。上世纪90年代初，年过八旬的萧乾和文洁若，一起用了四年三个月，翻译了世界名著《尤利西斯》，成为文坛盛事。

本书为二人合著的书评集，该书前后收集了二人半个多世纪以来评书、话书及与书结缘的文字故事，从七十多年前萧乾先生的毕业论文《书评研究》开篇，以文洁若女士的最新书评《宗璞和她的代表作<野葫芦引>》收尾。一篇篇散文，记录了两位文学大家半个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和翻译心得，如二人的文学姻缘、二人与巴金老人、冰心老人的书缘，以及二人合译“天书”《尤利西斯》的故事等等。

我的书房兼会客室，空间比洁若的大，设备也比她的齐全。我们两个就分头搞着各自的工作。有时她会探进头来问我要点什么。当然，我也短不了打搅她。我的“手稿”称得起是“天书”，而且经常长得像蜈蚣。我总是利用一些废纸的反面写，并且随写随接。每完成一篇，洁若不论手头有什么工作，都立即放下，替我誊成在编辑部够得上是甲级(指工整程度)的稿子。誊清时，凡她读来不顺口的地方，必然提出。有时我马上首肯，有时商榷，有时难免争执不下。

……

我和洁若都没有老迈感，因为我们的思维都还清楚，而且效率也不减当年。工作最大的报偿，是从完成了它而得到的快慰。等它变成铅字，能与广大读者见面时，所感到的幸福就更大了。

我们对眼下这种“车间生活”十分满意，不论拿什么阔绰舒适的生活来换，我们也不干。

代序 一对老人，两个车间

书评研究

 第一章 序论/3

一 一个新势力/3

二 萌芽中/5

三 未来的恐怖/6

四 书评与批评/8

 第二章 书评家/16

五 平衡心/16

六 知识与品味/20

七 书评和做人/24

 第三章 阅读的艺术/30

八 经验的汇兑/30

九 心情与效率/33

十 认识：四种意义/35

十一 整理与诠释/38

 第四章 批评的基准/40

十二 “美”/41

十三 艺术与道德/48

十四 流行与不朽/52

 第五章 批评的艺术/57

十五 派别与方法/57

十六 审美的态度/69

十七 表现与主题/70

 第六章 书评写作/74

十八 标题：一个天窗/74

十九 格式/75

二十 小标题：逻辑的阵势/77

二十一 开端/80

二十二 煞尾/86

二十三 理想的书评/90

 第七章 书评与读书界/95

二十四 书评与出版者/95

二十五 书评与图书馆/97

二十六 书评与作者/99

二十七 书评与读者/108

二十八 书评与书评家/112

 附录/114

一 创作界的瞻顾/114

二 小说/121

三 欣赏的距离/125

四 文字的绘画/129

书评

 奥尼尔及其《白朗大神》/137

 评《青的花》/145

 《思辨随笔》不可不读/150

 平和的论战——《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争鸣录》读后感/152

 特级“档案馆”一瞥——读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154

 辉煌的再现——评《中国新文学图志》/157

 梦的道路——何其芳诗文选/159

 曹禺所受的西方文学的影响/161

 郁达夫文艺创作之特征/163

 维尔高尔的《海的沉默》和三岛由纪夫的《忧国》——作者笔下的德日军人之差异/165

 三岛由纪夫的“恶之花”《牡丹》——为屠杀五百八十名中国女人的日本战犯画像/170

 透视中国科举及其状元的窗口——读李传玺《状元的故事》/175

 世上知侬有几人——漫议张斌的《丰子恺诗画》/178

书缘

 以悲剧结束的一段中英文学友谊——记爱·摩·福斯特/185

 珍贵的，也是希见的——《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序/196

 我和萧乾的文学姻缘/199

 泛读和精读/206

 我喜欢的文学作品/209

 她写出了“光和爱以及生命”——悼念三浦绫子/213

 我和巴金的书缘/217

 《散落的珍珠——小滢的纪念册》——一部别开生面的回忆录/221

 对冰心研究提出新课题的佚文遗稿集——读《我自己走过的路》/224

 “在中日两国之间架设通向和平的金桥”——读《池田大作与中国》/229

 话说《今昔物语集》/233

 牧马人的颂歌《牲人祭》/236

 《萧乾家书》序/239

 忆王笠耘学长——兼议《她爬上河岸》/244

 沉痛悼念丸山昇先生——中国人民的朋友，萧乾的知己/248

书话

 未完成的梦——《书评面面观》序/259

 《中国报纸的副刊》序言/263

 《围城》的启示/265

 关于国民性的探讨——《谆谆集》序/268

 救救旧书业——中国书店四十周年感言/271

 乔伊斯与易卜生/277

 遥远的祝福——蒙文版《萧乾选集》自序/282

 《书香人和》序/285

 一位有眼光的出版家——《波涛上的足迹》序/287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日本卷序/290

 流芳百世的乔伊斯——《乔伊斯》序/305

 永远的《尤利西斯》——萧乾和我为什么合译“天书”/309

 芥川龙之介在中国/313

 《源氏物语》在中国/317

 沈从文的《阿金》和川端康成的《水月》/325

 《永远的旅人》序/333

 《色，戒》与《第四十一》——兼为关露鸣不平/336

 宗璞和她的代表作《野葫芦引》/344

后记/349

一个多事的人在《新共和周刊》上，用自述的文体给现代美国流行书评家画了一幅讽刺画：

“许久以前人们劝我非提笔不可。而且，他们特别指出我有批评的天才。这话不假，我自己也知道的。我喜欢玩弄文墨，把不同的字句拼凑成不凡的意义。认真地把黑白分辨出来是太明显的事，我不屑做。我爱把黑的由不太黑的中间提出，这我永会做得很漂亮的。我没有读过半本伟大的著作。对于过去我只有片段的印象。但对于人物我却有主见的。我能分出谁是作家谁是槛外人。因此我用不着批评的基准，我讨厌那些。

“大体说来，坏书比好书容易批评。一本我未读过而要提笔批评的书总得奉为杰作的。你把糖果给错了孩子没关系。罚错了孩子一定要露马脚的。给风行一时的某书一个迎头棒比由漠视中拯救出一个无名作家可有趣多了。

“我对于作家个人有兴趣。他们的言谈、争吵、版税、离婚和行踪都是有趣的事。和他们见面对我的批评工作总有很大影响的。如果天爷或国家银行肯给我一年休假，我想我真该安静地读一些古典的杰作了，省得装在我脑里的只是销路和脸面。

“成千的读者买登载我的书评的刊物。我假想他们读。既读，我假想他们懂了。因为他们并没有说什么，我假想他们同意了。但实际上，十分之一不同意，十分之一不懂，剩下的十分之八根本不读。

“面前是一本小说。它那新颖的装订即刻引起我的好感。如果没什么惹我反感的，我就把这本带回家去看了。如果这本书的作者是个无名小辈，我便可以认定它的内容糟糕了。

“到家了。我坐在安乐椅里读起这本小说来。开头那献辞就俗不可耐。这必是一本庸俗的书。我看完十页了。我差不多可以断定其余的了：幼稚，肤浅，幽默，平易可读。我随读随在书上留些记画，预备引下来指摘作者的。好，我可看完了。鬼知道它讲的是些什么！鬼知道我有些什么意见！天是不早了，我得去睡觉。

“次晨我提笔写评论。我的印象确定而又十分模糊，我点上枝香烟，削了六七管铅笔。我才知道我无话可说，除了昨晚写在书背上的几个字。于是我得祭起我那形容词的法宝了。它们曾经多次搭救过我。瞧，来了：‘逼真’，‘欠妥’，‘生动’，‘拙笨’……我还得把动词请出来充当巡捕，使这些形容字鱼贯而行，不相挤碰。

“我还得承认我从来没把作者和评者中间的关系弄清。在我想，那关系不是劲敌就是寄生虫。我是一只虱子，吮着作者的血以苟活。”

这幅讽刺画的主人翁当然是一个典型的坏书评家了。他的失败根源何在呢？很明显地，他不曾亲近过伟大的文艺，缺乏文学的修养。但这并不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他最初的错误是他不应该从事书评，因为他的兴趣不在文艺本身。

第一个条件，书评家须是一个爱书的人。如果把话说得响亮些，就是一个关心、护卫、促进文化的人。他不应是一个为图工资而服务的乳母，他应是爱护孩子的姨姑。书评写作可以解决他的生活，但在他选择这职业时，必须另有一种理想。像个中古的骑士，他毛遂自荐地要保文化的镖，不使它为劣品所腐蚀。还要有一种火热，恨不得每一本自己欣赏过的好书都为全人类读到。有着这种动力的人方可写书评。因为好的书评如好的政府一样，缺乏了真诚与理想是不会成功的。p16-18

一对老人，两个车间

我的同辈人中间，有的已经四世同堂了，一般也多是儿孙满堂。逢年过节，总会热闹一番。像我和洁若这样三个子女都远走高飞的，寥寥无几。而且，从四十开外的老大到已过而立之年的老三，都还是单身，像这样的情况，恐怕就更少了。这实在有违孔孟之道。中秋也好，大年初一也好，我们家都冷清如常。没有娃娃朝我们身上扑，偶尔逛一趟百货公司，也从不去玩具柜转悠。

生活的安排只能顺其自然。我们既无意夸耀这种冷清的晚年，当然也没有丝毫怨气。我同洁若之间有一种共识：儿女应根据自己的抱负及条件，各奔前程。我们绝不驮在他们背上当包袱。另一方面，我们辛辛苦苦把他们拉扯大了，现在他们也不应再给我们添麻烦，让我们为他们的工作、住房去到处奔走。他们该自理了。

我们还有一种共识——更重要的共识：人生最大的快乐莫如工作。听起来倒蛮吓人的，好像我们两个都是苦行僧。其实不然，我们有许多乐趣。楼下一个读小学的姑娘每周上来跟我学点英语。我爱听她那娇滴滴的发音，爱看她翻翻眼皮若有所悟的憨态。我还经常听音乐和相声，种花，搜集小摆设，饲养乌龟，揣着小半导体去湖边林间散步。洁若抽不出空来散步。她帮助三姐常韦做些家务（如扫地，倒垃圾，收拾卫生间），借此活动一下筋骨，运动量足够了——连锻炼身体也是生产性的。今年我又添了腰痛的毛病。于是洁若把为三只乌龟喂食换水的活儿也接过去了。别看它们是宠物当中最省事的，三天两头儿的也闹些花样。一次，为了抢饵食，大乌龟把小乌龟的前爪咬得鲜血直流，洁若把它隔离在一只纸匣里，为它上了几天紫药水。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事，她干脆分开来喂它们了。她嘟嚷说：“别提什么阿猫阿狗了，这乌龟算是最省事的了，每天也得为它们分不少神。”

我们都庆幸搞的是文字工作。干这行当，无所谓离退休。只要有纸笔，随处都可以出活儿。这不但矿工瓦匠办不到，就连搞科研的，也未必能如此便当。

洁若常说，退下来四年了，如今反而比在班上还忙多了。她又编，又写，又译。忽而是《小说神髓》，忽而是《万叶集》，忽而是《天人五衰》。有时电话铃响个不停——好在电话机就在她椅后。然而今后几年她的主要工作是完成那部八十万字的英语世界名著——《尤利西斯》的翻译。我最佩服她那搞“定额”的办法（据她说，是小时她父亲训练出来的）。不论多么艰巨的工作，都能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去完成。

相形之下，我就疏懒多了，我从来也不是个“拼命三郎”。一九五四年同洁若结缡后，我变得勤快点了。一九五五年当上了专业作家后，就碰上审干，未能下去写作。然而三年之内，我一连译了三本书（《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选》）、《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好兵帅克》）。可惜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我手中的笔就被夺走了。

一九七八年以还，我又连写带译了近百万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主要是完成了关于我一生经历的《未带地图的旅人》。当然，还花了不少时间去整理旧著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着手写起文学生涯的回忆录，并已开始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

洁若的书桌放在卧室，挤在我们那张大床旁边。由于搞翻译，她整个被英、日文工具书包围起来了。她是能坐下来就干上几个钟头的。

我的书房兼会客室，空间比她的大，设备也比她的齐全。我们两个就分头搞着各自的工作。有时她会探进头来问我要点什么。当然，我也短不了打搅她。我的“手稿”称得起是“天书”，而且经常长得像蜈蚣。我总是利用一些废纸的反面写，并且随写随接。每完成一篇，洁若不论手头有什么工作，都立即放下，替我誊成在编辑部够得上是甲级（指工整程度）的稿子。誊清时，凡她读来不顺口的地方，必然提出。有时我马上首肯，有时商榷，有时难免争执不下。

一九八七年洁若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那里日文系把大学所藏她历年所译的书陈列在讲坛下的长桌上：十几本（那不到她的全部译本的半数）。但是她从来不想躺在已有的成绩上享清福。她闲不下来。为了争取空间，我替她设计的书架有的几乎挨着天花板上，每逢为了写注或弄清某个词的含义，她就爬上爬下的翻阅参考书或字典。

我和洁若都没有老迈感，因为我们的思维都还清楚，而且效率也不减当年。工作最大的报偿，是从完成了它而得到的快慰。等它变成铅字，能与广大读者见面时，所感到的幸福就更大了。

我们对眼下这种“车间生活”十分满意，不论拿什么阔绰舒适的生活来换，我们也不干。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七日

进入新时期后，书评研究方兴未艾。叶隽的《“精英书评”的存在意义》（见《博览群书》二〇〇五年第五期）一文颇堪瞩目。作者把书评的意义提高到“很可能会间接关涉到国民素质与精神的构建”。在文章末尾他指出：“学术书评有其自己的规矩与严谨，相对目前媒体上沦为炒作的书评文字而言，此类具有一定学术背景而又考虑大众接受、有自身阅读思考并强化美文意识的‘文化时评’，很可能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具有巨大潜力与魅力的一种文类，值得认真对待。”

窃以为李建军的《〈王蒙自传〉：不应该这样写》（见《文学报》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正是一篇“具有一定学术背景而又考虑大众接受、有自身阅读思考并强化美文意识的‘文化时评’”。此文是这样结束的：“洋洋洒洒一百万言的《王蒙自传》叫关爱他的读者失望——它缺乏春天般的温暖，缺乏照亮人心的光芒；它以夸张的方式凸现了自我，却失去了一个可以与他人共享的光明而美好的世界。”

同一个李建军，在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日举行的“冯锺璞先生八十寿辰宗璞文学创作六十年座谈会”上，称赞宗璞道：“对我们当下的写作来讲，宗璞先生的经验和成就，的确有着非常特殊、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期，文学价值观的混乱、文学叙事的内在混乱，已经到了令人震惊和担忧的程度了。契柯夫当年曾高度评价托尔斯泰对俄罗斯文学的意义，认为这位伟大的作家，为他的时代指示了一个可靠的方向，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讲，宗璞先生的写作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也有着同样的意义和作用。……

“我认为她的作品里有一种温暖的感情，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一种光明感。……现在中国作家里，这样自觉地追求光明、创造光明的，真是不很多。……”

宗璞是我的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校友。她是母校的骄傲。

进入二〇〇九年，书评人禾刀在《中国图书商报·中国阅读周刊》（十月十三日）上发表《冀望王蒙对张爱玲作品批评引来新风》一文。他写道：“在日前由盛大文学全球写作大展组委会组织的‘中国作家北大行·王蒙演讲会’上，对于当下许多读者追捧张爱玲作品及其本人，王蒙颇为不解，声称自己曾下定决心去读张爱玲的作品，却无法认真读下去，‘与其读她的作品，还不如去读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王蒙说。……

“王蒙在国内文坛地位有目共睹，他的直言快语也早有所闻。……文学要前进，肯定离不开批评的动力。既然王蒙抛了批评张爱玲作品的这块‘板砖’，倒不妨继续引来文学批评的这枚‘璞玉’，就张爱玲的作品作出更为深刻的思辨性阐述。如此既可以引导公众更加看清张爱玲作品的精华与局限所在，还可以借此涤荡文学批评拜金盛行的腐朽之气，从而激发文坛批评新风的重塑。”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六日，浙江大学出版社副总编黄宝忠以及责任编辑葛玉丹光临舍下组稿，希望我能在萧乾的《书评研究》的基础上，再增选若干篇他和我自己写的这方面的文章汇集成册。加之两位喜爱书评的八十后范昀和罗颖杰的热心协助，我花了将近两年的努力终有此果。

是为序。

二〇一〇年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