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作者从1978到2008年这三十年的一个文字结集。作者把从1978至1982年的头五年放到了一起，那还是一个在学界之外的“学徒时期”。这四年作者每年选择了一则日记；读者或还可从《四个女孩》这篇散文看到当时作者是从什么年代和环境里走出来的，以及心底一种忧伤的同情；而《给洋溢的生命力一个适当的出口》这篇未刊稿则表现了一个年轻人洋溢的生命热情和自我警醒。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自序

一九七八—一九八二

 日记选

 四个女孩

 给洋溢的生命力一个适当的出口

一九八三

 试析萨特的自由本体论

一九八四

 列车上

一九八五

 都市散步

一九八六

 哲学家的个性和思想

一九八七

 帕斯卡尔：生命之旅

一九八八

 梭罗和他的湖

一九八九

 提供一份“草图”

一九九〇

 心灵的伟大——读《甘地自传》与《圣雄甘地》

一九九一

 寂寞

一九九二

 蚂蚁的寓言

一九九三

 什么时候我们有了一个“海”？　

一九九四

 山中日记

一九九五

 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代序

一九九六

 1905：终结的一年

一九九七

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学

一九九八

 我为什么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德·上帝与人》后记

一九九九

 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何怀宏先生访谈录

二〇〇〇

 我确实想看见什么（两篇）

二〇〇一

 “公民不服从”中的法律、道德和宗教

二〇〇二

 罗尔斯的思想遗产

二〇〇三

 为什么还要追究孙志刚之死？　

二〇〇四

 生存原则如何在国际政治中起作用——国际关系伦理思考之一

二〇〇五

 “超级女声”评论（两篇）

二〇〇六

 道德哲学的可能性与限度

 博客的“看”与“被看”

 数量政治与人性差异

二〇〇七

 折断的翅膀——阅读路翎笔记之一

 博客发展之“博而不客”

二〇〇八

 观念的力量

 心灵史上的无语者

附录一：一个学术的回顾

附录二：何怀宏主要著译作品

“文革”后期，那时我还在塞外一座大山的山脚下呆着，见到的人不多，更少见到生动的脸，但有四个女孩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最小，是个出生不久的婴儿。记得我坐在门槛上，看她的父亲抱着她逗她玩。我试着瞪大眼睛注视她，看她怕不怕。孩子的眼睛总是那样清澈，黑白分明，瞳仁里闪着亮点，纯真无邪地望着你，她们大概是世界上最弱小而又最无畏的人了。她并不哭，并不躲避别人的眼睛，如果她不望着你了，是因为另外有个什么东西吸引住她了。她有时也会疑惑，嘴里“咿咿呀呀”地说着什么。她们的眼睛绝不会像大人的眼睛那样浑浊，鼓突、布满血丝，黑的地方发黄，白的地方发青。

“莲蓬——飞!”当妈妈抓住她的小手，做出飞的动作时，她乐不可支，口水也流出来了。

她刚才还手舞足蹈呢，一会儿又睡了。母亲把她抱到了双人床上，上面轻轻地盖上一小领毛巾被，在大床上尤其显得娇小，她匀畅地呼吸着，小鼻子轻微地翕动着，我忍不住弯下腰来细细欣赏她的睡相了。

“她睡得多么甜啊!”我说，“吃晚饭的时候让她起来吗?”

“不!”她父亲说，“她什么时候醒就什么时候不睡了。”

“她什么时候醒就什么时候不睡了。”我一直觉得这句话很好。

第二个女孩子五岁，是我在回部队的火车上遇到的。我下车的地方是个很小的车站，天刚下过雨，我一下来就踩到泥泞路上了。我手上拎着沉重的行李，虽然努力躲着水洼走，鞋有时仍不免沾上泥浆。当我从站尾往站中走，终于踏上水泥路时，后面逐渐加速的火车追上了我，就在这“轰隆”作响的火车从我身旁一闪而过时，我看见了我在列车上遇到的那个小女孩，她站在两个车厢之间的过道上，脸刚刚够上还沾有大粒大粒雨痕的玻璃窗，两只手放在脸旁，一动也不动地望着我。

我的心头一震，我与她在车厢里已经道别过几次了，我们的友谊也很短很短。早上我醒得晚，然而一会儿就注意到车厢里走来走去的她了。她大概是半夜上车的，我拉住她的手，问她话，她用带浓厚土腔的普通话回答我，她说她叫“叶家名”，“五周岁六虚岁。”当我们都因她咬字不清而笑她“六十岁”时，她也笑，她笑的时候老把脸埋在手掌里。我给她戴发夹、穿袜子，听她讲她的故事，看她跳舞做操。一会儿，她又离开我们，跑去数车厢的卧铺号码，还打一个谜语给我们猜。说了两遍我才听清，而一听清也就猜中了，是“猪”，“一条辫子在后甩”嘛。我又让她把一个手指放在鼻子上，然后我喊什么，她的手马上指什么。当碰到我喊“眼睛”，她的手却紧张地错指到“耳朵”上去的时候，这回连邻座那庄重的老头儿和另一位矜持的母亲都欢笑起来了。

第三个女孩子叫小霞，大概七八岁了，是一位即将转业的干部的女儿，暂时就住在我的隔壁。她是个乡下女孩子，说着淮北那边的土话。逗她玩，她太腼腆了，高兴时只用手指甲掐着你的手。有时她恰好站在家门口，我停在门前掏钥匙开房门时对她一笑，她就羞得躲进去了，可是当我拿出一个排球来，在地上拍几下，她又探出头来，然后慢慢蹭到我身边，玩了几下，马上就又笑又喊了，这时，她才变成了一个孩子。可惜这样的时候并不很多，大多数时候她是沉默的、怯生生的，因此得到了一个外号叫“小童养媳”。她有一双灵巧的小手；我看过她做的一个小布人，剪了两小块圆圆的黑绒布做眼睛，穿出一点红线结成了嘴巴，头上还戴着一顶用开司米细绒线结成的小帽子，下面是一块红碎花布做成的小裙子，靠脖子下边不远，一边开了个小洞，露出两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手。

有一天，我坐在窗前，听见她哭泣着，她父亲粗声威胁着要她闭嘴。我想象得到，那眼泪一定已经流到了脖子。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心里换了件事情想。她长大了会记得这小时候的事情吗?记得迢迢千里来到这塞外吗?记得这总是晴朗明净的天空，记得当大半个中国都裹在暑热中时这凉快的一角吗?记得她父亲常忙碌着，把什么都往里塞的笨重的行李箱吗?那箱子缠上了几道粗铁丝，再用草袋裹上，用厚实的木条稀疏地钉成最外面一道保护层。

P5-6

这本书是我从1978到2008年这三十年的一个文字结集。按照稿约的要求，尽量避免了“苦涩冷僻的内容”，也少选不太好读的学术论文，而是想尽量反映我从事思想学术工作后面的一些心路历程。下面就是编选这本书的一些基本考虑。

我把从1978至1982年的头五年放到了一起，那还是一个在学界之外的“学徒时期”。这四年我每年选择了一则日记；读者或还可从《四个女孩》这篇散文看到当时我是从什么年代和环境里走出来的，以及心底一种忧伤的同情；而《给洋溢的生命力一个适当的出口》这篇未刊稿则表现了一个年轻人洋溢的生命热情和自我警醒。1983年的《试析萨特的自由本体论》是我第一篇发表的论文，虽然不太好读，也还是有意放到这里，以纪念我由此走上了一条学术之路。1984年我考上了北京的研究生，但家还在南方，《列车上》反映了当时奔波两地之间的一些思绪。1985年开始的《都市散步》则是更惶惑或许也更深入的一些思考。1986到1988年的三篇文字，表达了我对心仪的几位哲人的仰慕，他们除了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又还有宗教和文学的维度。那也是一个我比较专注于西学的时期，但我对自己从事的专业——伦理学领域和体系的独立思考也渐渐有些眉目，这见于我在1989年初发表的“提供一份草图”一文。

1990年和1991年是寂寞的两年，我转向中国的历史和古典的心灵。1992年写作的《蚂蚁的寓言》描述了一个人一生的某种困境。1993年社会又开始热闹起来了，这回是热市场经济。《我们什么时候有了一个海?》就是想描述和分析这一现象。当年秋天我去哈佛访学，年底写的《山中日记》展示了我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些感受。1995到1996年我专注于写作解释中国三千年社会结构演变的两本书，解释传统中国如何从世袭社会演变到选举社会。1997年发表的《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学》则是对我1994年出版的《良心论》的一个解读，就此我也提出了“底线伦理”的概念。1998年我花了一段时间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1999年就临近新世纪的门槛了。2000年冬天我去南极，在那里写了一些散文和随感，现选了其中的两篇。

2001年我编了有关“公民不服从”的一本书。2002年罗尔斯去世，我写了《罗尔斯的思想遗产》，以纪念因翻译《正义论》而和他的思想结缘。2003年写了一篇时评，关注孙志刚之死，同时也开始关注国际政治的伦理，而无论国内国外，我最优先关注的都是保存生命的原则。这种对时政的观察和评论在2005—2006年开始比较集中地形成文字，这两年仅在《新京报》就发表了五十篇时评。同时我也在考虑道德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这类思考可见于《道德哲学的可能性与限度》等文。2007年我主编“大家西学”三十种，其发愿和宗旨可参见“观念的力量”这篇总序。2008年则写了一些有关20世纪心灵史的一些文字。最后在“附录”中有一篇在1997年发表的我对自己学术工作的一个回顾和自省。

这三十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虽然变化巨大，时常让人觉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至少社会和个人还是相当平安，没有战争和大的内乱外患，变化也多是积极的，中国正在相当程度上趋近了近代先贤所抱的“富强”梦想，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向世界开放的文化和知识生活也早就走出了再往前的三十年的禁锢状态，这就要相当感激上苍了。

至于反省自己在这三十年里扮演的角色，觉得无论是在思想启蒙、政治改革还是经济大潮中，我都不是一个中心的弄潮儿，而基本上是一个处在边缘的旁观者，当然还是一个心里有承担、行动有努力的旁观者，不会完全冷眼，但的确总是与众人瞩目的聚焦点保持一段距离。这可能也就是一个学者的恰当地位，但即便从学者的身份来说，我也觉得自己越来越回归到一个传统的读书人，而不是一个能与国际接轨的现代新型学者，如果说还是受了时代的一些影响的话，那就是有了更多的反省意识。在思想上，我想我主要是一个提问者，我更愿意提出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