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精神家园的守护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文化盛宴，三十年集之三十功名尘与土收录的是何光沪的宗教学研究文集，这里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自序

一九八○

 智力开发与考试制度

一九八七

 “我与你”和“我与它”——读布伯《我与你》

一九八八

 “透明度”与“知情权”

 宗教也在发展变化之中——访何光沪

一九八九

 “这个世界最需要爱！”——《拯救与逍遥》读后

一九九○

 “人正论”与“神正论”——记人类思想史之一页

一九九一

 “爱这一个错”——读蒂里希《存在的勇气》

一九九二

 从绝对命令到社会生态

一九九三

 德育之正误

 “难得糊涂”乎？“难得清醒”乎？

一九九四

 有心无题（五则）

 “生死苦乐”三问

一九九五

 “道德滑坡”与改革开放

 尼采变成女人之后

一九九六

 门外谈学（四则）

 “国家”抑“邦国”？“大统一”抑“大一统”？

一九九七

 由死生说人性

 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

一九九八

 “公民社会”与“超越精神”

 人生三十题

一九九九

 千年回望神与人

 心、识、道

 “怀大爱心，做小事情”

二○○○

 “极少数人”——《作门徒的代价》中译本序

 极端民族主义与基督宗教信仰

二○○一

 立足道德自强，争取社会正义——《我有一个梦想》序

 爱、理性与正义——“9·11”事件引起的思考

 基督宗教研究对中国学术的意义

 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从误解走向对话

二○○二

 《基督徒的自由——马丁·路德文选》代序

 “自强不息”与“道德自强”——谈谈社会道德体系的重建

二○○三

 基督教研究对当代中国大学的意义——从纽曼的“大学理念”说起

 宗教的冲突？——《对话： 儒释道与基督教》编者致台湾读者

 基督宗教与儒教中的人性尊严——一个比较研究

二○○四

 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没有机长的国际航班——对“全球化—区域化”的宗教哲学省思

二○○五

 关于宗教对话的理论思考

 基督教会与中国社会

二○○六

 《力阻狂轮》中译本序

 《从岁首到岁终： 路易斯经典选粹》序

二○○七

 《信仰20讲》序

 现实的症结，未来的出路——中国宗教与公民社会

 江山代有才人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基督教研究学者素描

二○○八

 一个“事件”，三大“缺失”

 从“普适价值”到“普世价值”

 在世界上，谁能快乐？——《终极之问： 弗洛伊德对路易斯》中译本序

二○○九

 法律与爱在中国——从现代和全球的角度看

 一位献身于公共事业的基督徒——我读《马丁·路德·金自传》

 龙与鸽子——中国的民族—国权主义与天主—基督宗教

附录一： 现实与梦想——我的学术生涯

附录二： 何光沪三十年学术年表

智力开发是现代化的关键。迄今为止，我国开发智力的一条重要渠道，就是考试。它起着发现、检验、输送人才的重大作用。在这里，制度对于人的作用，死东西对于活东西的作用，表现最为触目。因此，在考试制度中，兴一利则百利生，锄一弊则百弊除。  

最近，国外教育界研究我国恢复高考以来的历届试题，发现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重在了解学生掌握了多少知识，而不是了解学生的治学能力。这是我国考试方法的一大缺陷，它导源于我们的教育界重学历不重能力，重知识不重方法的传统偏见。

能力是获得知识的前提，知识反过来可促进能力的发展。在这里，能力是能动的、基础的方面，是创造的力量。知识的获得和运用都离不开它，而知识唯有运用于实践，才能显示出力量。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没有任何人能掌握人类知识的百万分之一。因此，一些传统概念必须改变。例如现在国外对“科学”一语的定义，已从“知识体系”，转变为“探索方法”，或“求实精神”，或“调节活动”了。我们所需要的人才，也不应该是“满腹经纶”的书呆子，而应该是在实践中或学术上有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实干家。所谓有能力，我们认为，就是有求实的态度，敏捷的方法和创造的精神，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发现某些需要，掌握某些材料，解决某些问题。既然我们考试的目的在于发现人才，当然就要着重设法去发现人的能力。然而，我们的考试是怎样的呢?

有些重点小学的入学考试，要求儿童在一定时间内写出二百或三百个字。于是，一些孩子在家长的督促下，少玩少睡，过早地坐在书桌旁，终于“考”入重点小学。而一些爱好玩耍，发展较为自然、较为自由的孩子则被淘汰。他们是否较为愚笨呢?大可怀疑。事实上，他们进校之后，往往会很快超过那些假“神童”。再来看研究生入学考试，很多科目也是侧重对学科内容的掌握，而不是考察看问题的角度、思想的活跃、学习的方法和引出结论的能力。又如外语，有一位考金文专业的学生，专业成绩优秀，却由于外文较差，两度落选，而一些跟外国有关的专业，在统一出题之下，试题却简单得不足以看出问题。最近有两名考生未能通过研究生外文考试，却通过了研究人员外文考试，颇为发人深省。有一些青年，同时报考大学和研究生院，结果在大学落选却在研究生院及第，还有人报考研究生失败，同时却报考助理研究员成功。凡此种种，难道不说明我们的考试方法有问题吗?

今年的研究生考试，不允许在校大学生报考，是看学历不看能力的典型表现。据说不在校内念满四年五年，就难以保证质量。可见，我们有些领导对自己的考试制度也是不放心的。然而奇怪的是，他们想确保质量，却不在改革考试制度上想办法，竟然从缩小报考范围上打主意!结果，“同等学力”、“破格提拔”被弃置不顾，以“堵塞才源”代替了“广开才路”。如今，又有不少人在议论以后不许“跨专业”报考。看来这种只看见学历、知识，就是看不见能力，看不见人的观点，确实根深蒂固。

总之，我们的考试方法，虽然也选拔出一些人才，同时却埋没了更多可造之材，这是其弊病之一。

各级学校的入学考试制度必然产生深刻的心理影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首先，它影响大中小学的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过去的书生十年寒窗苦读，就只为一朝金榜题名，今天的学生终日死命用功，也往往是为应付机械的考试。为了不致“名落孙山”，他们不得不死记硬背，耗费了旺盛的活力，熄灭了可贵的创造冲动的火花。记忆的需要湮没了一切!教师们兢兢业业，为的是“传授知识”，忽略了能力的培养、灵感的启发。在17世纪英国的古老大学里，你可以看见学生们热烈地辩论，在锻炼能力的同时也增进着知识，因为考试的方式是由学生用拉丁文(当时的学术语言)辩论各种问题，老师则在台下聆听、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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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4日，在上机场之前突然决定放弃赴拿波里出席“中意学术会议”后，终于静下来读了复旦大学出版社陈军先生的约稿“建议”。看到“请为本文集起一个书名”一句，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三十功名尘与土”!

假如别的作者也想采用这句诗呢?那么，“八千里路云和月”也很好!

这两句诗，最能表达我的心情，回首既往时的心情。

三十年岁月如流水，意外的“功名”如浮尘。《圣经》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YotI are dust，and to dust you shallreturn)。人尚且如此，何况功名?

三十年能行多少路?我在三十年前经常步行(不是散步而是赶路，那时坐车或无钱，或不便)，一天顶多走一百里(五十公里)，第二天就走不动了；现在呢?光是最近一年就至少绕了地球一圈(西欧、北美各一个来回，西南、东北、东南、西北各省几个来回，数万公里)。现在“读万卷书”难，“行万里路”易，算里程没什么意义。可是算算日子呢?意义太大了——三十年才有一万多天，人若活六十年，共有两万多天，活到九十岁，也才有三万多天!按流行歌曲《365里路呀》，一天一里路，三十年只合一万里多一点点路。岳飞竟写得如此准确——风波亭冤死时，他才三十九岁!

岳飞时代的中国，黑云压城、乌云滚滚，不光有金兵的黑甲铁骑，更还有朝廷的暗无天日。但是我想，那时至少月光依然明亮，因为没有这么多二氧化碳排放。昨天是中秋，看到一轮明月，深感久违，真想问一句：“明月几时有?”

真的，岳飞的这首词，读时若能超脱其民族主义(我爱唱《满江红》，也不忘蒙古族朋友在我唱时曾提出抗议)，摆脱其忠君思想(这在我是当然又自然)，确实最能表达我回顾以往三十年时的心情，从“怒发冲冠”，直到“朝天阙”!

三十年前，全国从上到下都讲“拨乱反正”。那意思是说，要从党的领导以往“极左”的政治路线，转到“实事求是”的方针政策上来，就需要在思想上拨开“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混乱，返回“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当务之急来看，必须“拨乱反正”，也只能在那种意义上“拨乱反正”——因为在那之前三十年的政策方针，名义上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个人专断、狂热蛮干，用接连不断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制造无数的“冤假错案”，制造“人民公社”、“大跃进”之类经济灾难，在农村取消家庭经济、饿死了干百万人，城市中经济生活全凭“票证”，政治生活“宁左勿右”，否则就被“实行专政”、“砸烂狗头”，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概莫能外!……所以，邓小平执政后，说要“发展生产力”、“一心一意搞经济”，适应了人民要吃饱肚子、安心度日的愿望，确实顺乎民心。

三十年后，经济总量翻了许多番，很快即将超日赶美，确实令世界刮目相看。但是，贫富鸿沟的目益扩大，社会不公的异常普遍，官府腐败的盛行，基本保障的缺失，自然环境的恶化，人际关系的污染……所有这些问题的深刻性，全都指向了我们的体制结构，所有这些难题的严重性，都在质疑着我们的生活意义!从更宽的角度来看，从更深的意义来说，我们一直都需要拨乱反正：要从贫富分化走向普遍福利，要从社会不公走向公平正义，要从官民对立走向社会民主，要从权贵资本走向法治经济，要恢复天然的绿水青山，要建构真正的和谐社会……这一切，全都需要在思想上拨开几十年甚至两千年形成的诸多偏见、造成的诸多混乱，回归人类经过几千年试错纠偏才找到的文明大道：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设一个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社会的公正、良心的平安、道德的进步；只有这样，我们作为人的生活才有意义——人性意味着社会性，意味着精神性，而不顾社会正义的、纯粹动物性的生活，很难说是人的生活!

作为一介书生，应该也只能参与这种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艰巨事业。尽管早知道“路漫漫其修远兮”，伴若晨星而难遇，说实话，至今回顾前瞻，一方面仍为行路太慢而懊恼，另一方面也因旅伴日增而欣慰。

现在，虽然不愿服老，但是却得承认：不用说一天走路十个小时(五十公里)，就是坐上十个小时(在飞机上)，第二天也无力再走再坐。换言之，现在的一大进步，是深知自己之局限，一己之无能、无力与无奈，以至于时而冒出自己以往激烈反对的“乘桴”之念。

不过，有一点还是不变的，那就是：在“归于尘土”之前，总想要努力再往前走一走，再往上望一望，因为我虽出于尘土，却永远相信云后有月，永远希望云散现月，永远喜欢如水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