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精神家园的守护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文化盛宴。本书回顾作者三十年的思想和文字历程，其中有一个转折点，从专业研究兴趣上说，从语言哲学转向了政治哲学；从社会文化立场的表述上说，从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变为既支持、又反思，在表示应当坚持改革的同时，更为注重改革中社会公正和人民利益的内涵。其中，不变的则是始终要求思想解放，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启蒙、民主、科学、理性。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自序：与时代同行

一九八〇

 马克思的异化观

一九八二

 罗素认识论述评

一九八六

 批判·理性·精神世界——读波普尔的自传《无穷的探索》

一九八七

 重视语言——哲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九八八

 牛津的哲学气氛

一九九三

 与维特根斯坦的三次遭遇

一九九四

 中国学人的洞穴假相——读《天演论》

一九九五

 后现代主义及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挑战

 从“主义”到“问题”——中国学术思想近十年走势纵观

 “构建当代民族精神”漫议三题

一九九六

 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华章——读《顾准文集》

 人与事： 一段精神历程

 社会转型和人文精神：两方面问题

一九九七

 新三届求学历程： 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徐友渔访谈录

一九九八

 要什么样的现代化？

 昆德拉、哈维尔和我们

一九九九

 精神档案片段

 另一类开国元勋

二〇〇〇

 忏悔是绝对必要的

 他们为什么不忏悔？

二〇〇一

 认识和肯定科学的价值

二〇〇二

 知识界到底在争论什么？

二〇〇三

 一代人的使命

 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浅议未来中国宪政原理

二〇〇四

 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问题

二〇〇五

 继承巴金和超越巴金

 文明冲突是否来临？

二〇〇六

 我的大串连

二〇〇七

 我们有共同的经历

 中国式民主的模式和道路

二〇〇八

 1968年的历史与遗产

附录：个人三十年大事记

《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第4期、第8期和1980年第2期共发表了三篇论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文章，引起了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关心。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推动。

韩学本同志的《费尔巴哈的异化观念及其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力图把马克思的异化观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联系起来，文章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自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问世以来苏联和东欧哲学家对马克思异化观的评价。但我们认为，这种评价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述的异化思想，在内容上和费尔巴啥的异化学说有根本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说的异化，指的是异化劳动，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是在人本主义哲学和宗教批判范围内谈异化，而是指现实世界的经济事实，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为他最后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奠定了基础；第二，异化的主体不是脱离历史和社会条件的抽象的人，而是受资本家剥削的工人；第三，异化的扬弃不是靠认识自己的本质和能力这样一种精神活动，而是要靠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在《手稿》中，并没有抽象空洞的爱的说教。从这三点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异化观具有十分强烈的革命性。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的某些表述带有费尔巴哈的哲学用语而把马克思的异化观归诸于费尔巴哈的影响，也不能因为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设想是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来说明的，就说马克思当时的异化观是不成熟的思想。马克思在后期著作中把共产主义称为“自由人的公社”，“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说明，马克思在这一点上的说法和《手稿》是一致的。马克思在《手稿》中表述的异化思想，绝不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遗留的一条尾巴，而是马克思建立革命理论的一个开端。

高尔太同志的《异化辨义》，有一个很大的长处，就是透过“异化”这一概念的多义性和不明确性的迷雾，明确提出“人类历史上的异化现象，首先是一个经济学上的事实”这一命题，并且指出，马克思“把劳动异化看作异化的主要环节”，这就抓住了马克思异化观的本质。我们认为，作者正确领会了马克思在《手稿》中表达的崭新思想，看到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和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这样的结论紧密相连的。

但是，高尔太同志把异化解释为“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现在不属于自己了”，即与“出卖”、“转让”同义，对此应稍作补充才能全面。这里，我们冒昧地提出，是否可把异化的充分而完整的形态理解为包括下列各个环节：人的产物开始与人分离，外在于人，逐渐与人疏远；变成独立于人的东西；最后与人对立，反过来成为支配人的力量。马克思在《手稿》中，以后在《资本论》中，谈到异化时，有时指上述完整形态，即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异化，有时指上述完整形态的部分环节，即体现在商品拜物教中的异化，基本上是物化即疏远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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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79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的，专业是现代西方哲学，到今年刚好三十年。在此之前，我是四川师范学院1977级数学系本科生，入校不久得到学校批准，破例提前、跨专业报考研究生。

当上研究生并不能算成是学术生涯的开始，但当初社科院的研究生有这样的特点，他们的课程学习很不正规，因为社科院不像大学，没有教学传统，但发表文章和论文的情况却很普遍，因为导师们都是专家，而且往往掌握了专业刊物和学会。其结果是，如果研究生本来能力强，就容易出成果，如果基础差，能力不强，那毕业后就很不合格。总之，这里给你的是发挥的机会，至于通过学习增加知识，却是乏善可陈；这与一些大学的研究生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程度较为整齐划一，身上明显打上导师的训练和个性的烙印。

所以，我发表学术论文是在研究生一年级时就开始了，而且每年都有，自然，都发表在本单位、本学会主持的刊物上。。

因为在一开始发表的都是比较专门和枯燥的西方哲学论文，考虑到众多读者的阅读兴趣和习惯，我很难做到逐年挑选文章收入本文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介入社会思想文化活动，在专业之外也写一些与公共事务有关的思想性文章和文化、时事评论，可读性尚可的文章才多了起来，收入这个集子的主要是这一类文章。

回顾近三十年的著述，我很重视三篇小文章，想在这里加以说明。

一篇是发表在《国内哲学动态》1980年第9期上的《马克思的异化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发表在正式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不过它不是在处女作的意义上值得专门提及。

那时正逢思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但阻力巨大，守旧派力量相当强大，革新派思想先驱们不得不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提出尖锐的问题，其中，高尔太的《异化现象近观》一文因其大胆、深刻地揭露批判“文革”中的非人状况而受到关注、引起争议。“异化”是马克思使用的概念，内涵非常丰富和深刻，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之一卢卡奇起，研究和谈论异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寻求解放的依据，正视和克服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弊端的方法，中国的理论家周扬、王若水沿用了这种方式，高尔太文章的路数也是如此。我的文章是在高尔太受到批评之后对他的声援，也是为发挥异化这个话题煽风加油。这篇文章谈不上有多少学术价值和创见，对我来说，它的意义在于，我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表明了立场、投入了热情。不过，我并没有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我深深敬佩那些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从事推陈出新工作的学者，他们犹如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传统中的异端，在正统中开发新义，带着镣铐艰苦作战，当制裁和惩罚来临时首当其冲。我并不怕处罚，但我更乐意在思想的广阔天地自由翱翔，不愿意在如来佛的手心翻筋斗。

第二篇是1996年发表在《大学生》杂志上的《社会转型和人文精神：两方面问题》。当时的背景是，自从邓小平在南方巡视和发表一一系列讲话后，以市场经济为指向的改革再次启动，社会心理急剧变化，大众的俗文化压倒高雅文化，对金钱的追求超过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文化界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派意见，一方认为总体倾向是向金钱屈服、精神堕落，问题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原因出自市场经济；另一方认为市场经济和文化的大众化代表的总体倾向是历史性进步，被抛弃和消解的是旧意识形态和伪理想、伪崇高，需要警惕的是“反右运动”之类的左的危害。我在此文中认为，需要注意的问题不是单一的，而是有两个方面，左的思想和做法是社会转型期的主要问题，复旧开倒车是主要危险，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断定，由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一种进步，因此这个过程出现的任何现象都是精神和道德方面的进步。在社会转型期，贫富悬殊、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必须警惕和解决。

第三篇是1998年发表于《粤港信息日报》上的《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其中，用黑体字排出的核心内容提示是：“我认为，真正为当前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敲响警钟的是：在化公为私的浪潮中践踏社会公正原则，权钱交易、贪污腐化。”所以，我当时表明的观点是：与80年代不同，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改革和现代化”，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和现代化”。其实，在1997年的文章中，我就批判了“走火入魔到把腐败当成建立市场经济的润滑剂，把侵吞国有资产，以权力化公为私当作最有效率的市场化手段”的认识。

我所以在这里提到这点，是因为像甘阳这样的新左派后来刻毒地宣扬所谓“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说中国知识界丧失了最基本的道义感和正义感，其集体信仰只是市场的自由，即富人、强人、知识分子的自由，而漠视平民的权利。我指出，这是无视事实的攻击，只要读一读何清涟、朱学勤、秦晖和我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论著就可以清楚这一点。相反，除了在放肆攻击论敌时，很难在甘阳等人的文章中找到批判腐败、不公正等现象和为弱势群体利益伸张的说法。

回顾我三十年的思想和文字历程，其中有一个转折点，从专业研究兴趣上说，从语言哲学转向了政治哲学；从社会文化立场的表述上说，从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变为既支持、又反思，在表示应当坚持改革的同时，更为注重改革中社会公正和人民利益的内涵。其中，不变的则是始终要求思想解放，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启蒙、民主、科学、理性。

三十年，我不敢谈成就的大小，但我敢于保证自己的自觉和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