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祺，祖籍江苏泰兴。1937年小学毕业后考入泰兴县立中学，并随校迁至乡村。1940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一师范高中普通科，就读于姜堰、泰州、泰兴北乡等地。1943年被保送到大后方升大学，但由于旅途艰辛，战火纷飞，历时一年才抵达重庆，超出了规定时限而未成。1944年同时考取了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和同济大学，成绩位列西南联大榜首，却由于缺少路费，改去同济大学就读……

《我这一辈子》是其的回忆录。

《我这一辈子》是西安交通大学老教授周光祺的回忆录。作者回忆并在《我这一辈子》中讲述了自己从1937年进入初中学习时开始直至从交大退休后的人生经历和精彩故事。内容包括抗战时期的初高中大学学习生活，解放后的工作情况，分享了作者自己在学术和生活中的心得体会以及家人朋友间的交流情况。

此后他坚决辞去了乡长的职务，并不再登记为国民党党员，而是回家教书和种田去了。乡长一职改由邻村一个名叫龚斐然的人担任。此君看起来一表人才，我父亲和他比起来简直是个土包子。他十分讲究衣着，尤其是在夏天的农村里，他总是穿一身洁白的绸长衫，还能说一口洋气的话。可是后来他却变成了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卖光了家里的田地和房屋，最后饿死在县城的城隍庙里。为此，我还随大人进城看了一次热闹。

我父亲经常利用这些事例来教育我，要做老实人，不要过问政治，不参加任何党与派。当然，读好书是最重要的，读书学到本领才能为国所用。要有能上大学的抱负，而且是学实科，即后来的理工科。幸好，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具备，这些我后来都做到了。

我出生于1923年3月21日，属相为猪。据说属猪的人福大，但是我们的亲友却暗地里为我能否活下去担忧。这是因为在庆祝满月的那天正逢清明节，这是民间踏青扫墓的日子，不是很吉利的。加上那天为满月放鞭炮时把我家的一口大水缸炸破了，更引起了迷信人的忧心。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句，我的“官方年龄”是1924年出生，连我的身份证也是这样写的。其实，这是错误的。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这样的：在填写小学毕业证书时，老师因考虑到农村人习惯用虚年龄而一律减小一岁，并自行填写好了证书，虽经我说明但己无法改变。从此以后也只能以讹传讹，一直沿用至今。

不管怎么说，我的童年还是很幸福的。但紧随着国运的衰落与振兴，我个人的命运也跟着跌宕起伏。但是与我们的前辈相比，我们还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正逢国家兴旺发达的晚年。试想一下我们的前辈如张鸿，陈大燮，沈尚贤等交大老教授，他们辛辛苦苦地忙了一辈子，到头来只落得个吃苦受难是本分，而享福即使在梦中也可能都没敢想过。

1937年的不平凡，不仅在于淞沪抗日战争的开始，还在于它是我这一辈子最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我考取了当时泰兴唯一的一所县立初级中学，尽管还只是“备取”，能不能真正取上还有待县中的通知。但这却成了轰动城西区几十里范围内的特大新闻，因为我是城西区唯一能考上县中的乡下孩子。这件事其实也很简单，乡下孩子上的是教学水平低得多的农村小学，考起中学来自然就比不过城里的孩子。另一方面，考上泰中的城里孩子有一些还会去沪宁一带上学，因此我去上泰中的可能性会很大。果然不久泰中通知我去报到，我是备取中的第七名。

报到中的最大难题是学费，初一新生要交40大洋(银元)，这个数字简直要吓坏人。因为按当时的小麦价钱来计算，老秤200斤为一石(读“担”)，每石价约3元，这就是说要拿出十几石的小麦来才能交上学费，这远远超出了我家的实际能力。在这关键时刻，我的大伯和二叔等人伸出了援助的手，帮我解决了这一难题。

我决定走读，早出晚归，中午花两个铜元(1银元合200个铜元)买两个烧饼充饥。我还记得从我家走到城东门学校所在地大约有五到六公里，途经北门外的张家山(1958年大跃进时已被挖平)，早上进城的人多不会有问题，晚上回来迟了会碰上野狼，两相对峙，末了总是以我的大声呼叫把它们吓退而告终。我最害怕的还是我们村南面的那个长约200米的“乱葬坑”，这是穷人家草率掩埋未成年孩子的地方，埋下以后的尸体常常被野狗刨出去吃了，几年前我们瞒着大人一同下河游泳而被溺毙的一个小伙伴就被埋在这里。夜里单独走这段路我很害怕，但我知道这个死去的伙伴生前最害怕的是狼，于是每经过这里我都学着狼嚎，用百米赛跑的速度冲刺而过。P6-8

在我国近代史中，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大踏步地走上空前繁荣昌盛的年代。而这个新中国的产生，却远非现在的年轻人所能想象的那样轻松愉快和唾手可得。

从1937年我进初中起，正值日寇大举侵略我国即将进入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包括我的祖籍江苏在内的许多大中城市相继被日寇占领。汪精卫伪政权为了收买人心，以优厚待遇为诱饵，吸引青年学生到敌占区的城市就读。与此同时，上海、江苏等地的各大名校，如上海中学、苏州中学、镇江中学、扬州中学等为爱国师生则纷纷撤离敌占区，迁移到中国军队驻守的国土上。

就这样，我的家乡江苏泰兴的北部农村后来竞成为中学名师汇聚的胜地，我也因祸得福为我的初、高中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944年高中毕业时，我以《沦陷区优秀学生保送条例》的名义被保送到当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重庆，可进入任何国立大学就读，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在当年10月之前报到。

从江苏到重庆，不仅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而且要冒险穿过敌人的多条封锁线，还要避开正在发生战争的地区。就这样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才到达了目的地。

我一直认为，我们老一辈人这样的经历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但又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基本教材。它教育我们，世界并非总是美好的，要能像样地活下去，每个人都必须作出他应有的努力。这就成为我撰写《我这一辈子》这本书的出发点了，但愿我能如愿以偿，给每位读者一些启迪和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