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茨威格，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

《良知对抗暴力》这部完成于1936年的著作，其核心内容是祈求人的理性和对人的宽容。作者把历史事件当做镜子，特别清楚地揭示了他自己的那个时代的各种危机和邪恶。茨威格在书中刻画了一个坚持自己独立信仰、一生倡导宽容、理性、自由和独立的小人物卡斯特里奥，在他面对强权时的无畏精神。

本书是译者舒昌善根据德国菲舍尔出版社德语原著翻译，对书中的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作了必要的注释，并编写详尽的“本书大事年表”。

斯蒂芬·茨威格，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1881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富商家庭。早年求学柏林和维也纳，初时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继而作为传记作家为人所知。茨威格交游广泛，两次大战期间生活在萨尔茨堡，享有文学盛名。1934年纳粹崛起后流亡英国，之后曾在美国短期逗留，最终定居巴西，1942年在巴西自尽。

茨威格祈求人的理性和对人的宽容是他完成于1936年的《良知对抗暴力》的核心内容。他把历史事件当作镜子，特别清楚地揭示了他自己的那个时代的各种危险和邪恶。卡斯特里奥挺身而出反对日内瓦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暴政，其态度之坚决，在他的所有同时代人之中无人能与比肩。加尔文是指控西班牙人米盖尔·塞尔维特为渎神者并最终将其火刑处死的主谋。塞尔维特被处死后，神学上和政治上的专制与要求宽容之间的斗争似乎已告结束。但是，卡斯特里奥却要竭尽全力将良知对抗暴力的斗争进行到底。

《良知对抗暴力》出版以后，立刻有以《异端的权利》为书名的英译本面世。自1986年12月三联书店推出《异端的权利》第一个中译本以来，内地已先后有四个同名译本出版，均由英译本转译。舒昌善先生的新译本《良知对抗暴力》是以德国菲舍尔出版社出版的德语原著为底本；为方便广大青年读者，译者对书中的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作了必要的注释，并编写了详尽的“本书大事年表”。

本书是译者舒昌善根据德国菲舍尔出版社德语原著翻译，对书中的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作了必要的注释，并编写详尽的“本书大事年表”。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加尔文攫取权力

第三章 “教会纪律”

第四章 卡斯特里奥登场

第五章 塞尔维特案件

第六章 火刑处死塞尔维特

第七章 宽容宣言

第八章 良知斥责暴力

第九章 暴力扼杀良知

第十章 共同的归宿

茨威格附记

本书大事年表和重要注释

译者后记

一切专制独裁都是以一种理念开始。但是任何一种理念都是先从要实现这种理念的人身上得到形态和色彩。加尔文的教义既然是他的精神创造，那么这种教义势必会和它的创造者的外形十分相似。人们只需看一看加尔文的那张脸，就可以预先知道，他的教义将会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一种对基督教的诠释更冷酷、更抑郁、更缺乏生气。加尔文的脸就像喀斯特溶洞的岩石——就像一道孤寂、苍凉、处处是岩石的风景线，其默默无声的冷漠让人只会想起神，而丝毫不会想起有血肉之躯的人。凡是平素会使人生变得充实、欢乐、温馨、生机勃勃、富有成果和充满意义的一切在他的那张缺乏慈祥、冷若冰霜和木然的苦行主义者的脸上一概都看不到。他那张长长的椭圆形的脸神色阴郁；在狭窄而又死硬的前额下是一双深陷的、因熬夜而发红的眼睛，好像炭火闪烁发出的微光；在瘦瘪的两颊之间的尖尖的鹰钩鼻向前突出，好像要去钩住什么权力似的；他的嘴好像是一把刀在脸上划了一道狭窄的裂口，难得显露笑容——整个脸庞显得瘦骨嶙峋和不协调，冷酷而又难看。脸上灰色的皮肤千瘪粗糙，没有丝毫红润的光泽。满脸皱纹的皮肤是如此苍白、如此病态、如此没有血色，犹如吸血的蝙蝠一般。除了在极短暂的刹那之间由于盛怒而略显潮红之外，面颊上的血液好像全都被吸干了似的。加尔文留蓄着一部像《圣经》里的先知似的长长的络腮胡须——他的门徒和弟子们还一心一意模仿呢——原本是想给他的那张患黄疸病的蜡黄的脸平添几分男子气概的表面印象，但完全是白搭。他留蓄的络腮胡须毫无生气，也不丰满，并不是像《圣经》里所描绘的男神们如摩西那样下垂及地、又长又厚实的络腮胡须，显露出威严和力量，而是好像生长在岩石缝隙里的灌木——稀稀落落而蓬乱。

画在油画木板上的加尔文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一个为自己的宗教理念殚精竭虑和忘我的痴迷者，而且人们很可能对这样一个为自己热衷的宗教理念耗尽精力而显得疲惫不堪的人已经产生了同情之心呢；可是一旦人们用目光往下看，就会突然惊讶地发现，他的皮包骨头的双手既没有肌肉也没有血色——就像野兽的两只没有血肉而又残忍的利爪，这是嗜权者的一双令人毛骨悚然的手，懂得怎样用坚韧的几根手节骨去迅猛地攫取能一下子就抓住的一切。人们很难想象这样几根皮包骨头的手指会轻柔地去摆弄花卉，会去抚摸一个女人的温暖肉体，会热情而又高兴地向一个朋友伸去；这是一个冷酷无情者的双手，人们从这双手上就可预感到那种源自加尔文自己生命的巨大而又残酷的统治力量与坚持到底的力量。

这是一张多么没有光彩、没有欢乐的脸，多么冷若冰霜和漠不关心的脸——这就是加尔文的面容！很难相信会有人愿意将这个冷酷无情剥夺他人权利的人和专事训诫他人的人的画像挂在自己房间的墙上。假如墙上真有一幅加尔文的画像，此人就会不时倒抽一口凉气，他就会始终觉得这个最不讨人喜欢的人好像在用警觉窥视的目光盯着自己每天的起居呢。从西班牙画家苏巴朗的绘画中很容易想象加尔文是什么样。这位画家以西班牙人的诚笃方式描绘了苦行僧和隐修士的生活：他们生活的地方，处处都是一片黑暗——他们住在远离世界的偏僻之处，蛰居在斗室里，面前始终摆着一本书——一本唯一的书：《圣经》，有时候还可能摆着一个骷髅或者十字架——这些都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和教士生活的独一无二的象征；但是，他们身上挥之不去的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极度孤独——一种自闭的孤独。正因为人的自闭性这一面像阴魂似的徘徊在加尔文身边一辈子，所以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从头到脚穿着一身冷若冰霜的黑。头戴一顶遮住前额的黑色四方帽，其形状一半像修道士的圆顶风帽，一半像士兵的头盔；身穿一袭其长及靴、宽大飘拂的黑色教士长袍——法官就是穿这样一身黑色长袍：穿着这身黑色长袍就是要不断地惩治别人嘛；而穿着黑色长袍的医生却是要永远医治别人的病痛。黑色——往往是黑色永远代表着严肃、代表着死亡、代表着冷酷无情。加尔文除了穿戴这样·身象征自己职务的黑色之外几乎从未穿戴过其他颜色，因为他只愿意让别人将他视为是天主的仆人——让别人只看到他穿着一身履行职责的黑色长袍而加以敬畏，而不愿意让别人将他视为一个普通人——视为一个兄弟而加以爱戴。不过，他严酷地对待世人也严酷地对待自己。他一生都遵照教规管束着自己的肉体，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精神生活才给予自己的肉体以最起码的食物和休息。他夜间睡眠三小时，最多四小时；他白天只进一次非常简单的餐，用餐很快，而且旁边还放着一本翻开的《圣经》。但是他从不散步、从不娱乐，他的生活没有欢乐没有松弛，而最主要的是他从来没有一种真正的生活乐趣：说到底，加尔文的生活始终只是工作、思考、著书、干活、斗争，而从来没有一小时是为自己而活着——他诚笃地将一生奉献给了自己的精神生活。P43-46

1933年，希特勒上台，茨威格的著作上了纳粹的禁书名单。1934年，战争的阴霾已密布欧洲上空，茨威格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卡普齐纳山上的别墅被搜查，茨威格决心离开奥地利，移居英国伦敦。

1935年5月24日，一个在日内瓦名叫让·朔雷尔…的加尔文教牧师给旅居伦敦的茨威格写信，信中说，在他的教区内有一个爱读茨威格作品的女读者莉莉亚纳·罗塞小姐在听了让·朔雷尔所作的关于卡斯特里奥的报告之后建议茨威格撰写一部当时几乎不为人知但又十分重要的16世纪人文主义者卡斯特里奥的传记。信中写道：“简短地说，我是想告诉您，唤醒对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这个了不起的斗士——当时肯定是对抗天才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最具才智和最为勇敢的反抗者——的记忆，很可能会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也许在16世纪没有人会以如此的大智大勇针对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家们为了贯彻自己的神权政治的理想而采取非人性的手段进行如此坚持不懈的斗争。一本类似于您写的伊拉斯谟传记那样的书很可能会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再说了，伊拉斯谟还是卡斯特里奥的导师之一呢。请您相信我的话，这件事可是功德无量呀。”

1935年6月3日，茨威格给罗塞小姐写信表示感谢。信中写道：“……我自愧没有承认，我自己以前对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所知甚少，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早已被加尔文的为人和他与塞尔维特的毫不留情的争斗所吸引。我全然不知卡斯特里奥这个人在这场争斗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您却神机妙算似的猜到，您的建议将会使我很感兴趣。我以前很少会像这一次似的从一开始就被一个人物深深吸引并且不由自主地产生极大的好感。我想，我大概会献给卡斯特里奥一部我的试作。这也是能促使我们自己目前所进行的斗争的一个极好契机。”茨威格在这封致罗塞小姐的信中还附上一封致朔雷尔牧师的信，信中写道：“多谢您的来信和您对我的巨大信任。您对我说的话使我深受感动。因为专制统治为了使个人的良知沉默无声而在全世界横行霸道确实不是孤立的现象……我厌恶政治，但我觉得这样一种政治压迫是最大的危险，而这样一种政治压迫现在已进入到宗教和艺术领域，在我看来，今天只有一种斗争——为良知的自由而斗争最值得投入。我曾试图在我所写的伊拉斯谟传记中通过将伊拉斯谟作为象征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而且我认为，我们必须重现那些伟大的失败者的崇高形象，以便启示那些今天仍然在专制统治发动的这样一种可怕的运动中遭受苦难的人们。”

读者从以上的书信中不难看出，罗塞小姐和朔雷尔牧师的建议是促使茨威格写作《良知对抗暴力》的直接诱因，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茨威格写作此书之时正是希特勒的气焰甚嚣尘上之际，茨威格的矛头所向，不仅是针对加尔文，而且也是针对希特勒。对加尔文的鞭笞指名道姓，对希特勒的抨击含蓄隐晦；对加尔文的描述栩栩如生，对希特勒专制独裁的针砭鞭辟入里。

1935年7月10日，茨威格从苏黎世致信罗塞小姐，信中写道：“我两个月来一直在这里的图书馆内阅读所有可供使用的原始资料，我的工作有了相当的进展……唯一的困难是要在书中公正地对待加尔文而不被误导对他充满敌意，因为我是满腔热情地赞同卡斯特里奥。如果说，加尔文极不公正地对待卡斯特里奥，那么我们就必须尽量不用这种不公正的态度去对待加尔文。”

茨威格当时客居伦敦，阅读有关的书籍毕竟有限。幸亏有朔雷尔鼎力相助，向茨威格提供了不少有关加尔文的文献资料，并且要茨威格关注柏林的一位女学者伊丽莎白·法伊斯特博士正在整理的卡斯特里奥最后一部著作《论怀疑之道》的书稿。凑巧的是茨威格于1935年8月在玛丽恩巴德温泉疗养时遇见了法伊斯特小姐，后者给茨威格写了几封十分诚恳的信，鼓励他要坚持把这本关于卡斯特里奥的书写完。然而茨威格的朋友们的态度却与此相反，每当谈及这项新的写作计划时，他们都保持沉默。因为1935年的欧洲局势已相当严峻，这一年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签订了合作条约，即“柏林-罗马轴心”，德国公开支持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四处飘荡。希特勒在德国的独裁统治变本加厉。所以，茨威格几乎是在秘而不宣的状态下写作《良知对抗暴力》。他没有向任何亲友透露他正在写这部书，在他自己的日记中也丝毫没有提及，仅仅是在和罗塞小姐和朔雷尔的通信中才一星半点儿地谈到创作进展的情况。如，朔雷尔在1935年10月25日致茨威格的复信中写道：“罗塞小姐向我转达了有关您的最近消息。我也收到了您寄还给我的书。尽管眼下发生着那么多悲剧性的事件，我们又重新生活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之下，但是您仍然没有失去您的创作灵感，这使我感到非常欣慰。您不仅能够专注于历史，而且在目前的形势下仍然能够坚持用您自己的心灵进行斗争。这说明我是多么了解您。”

……

由此可见，即便茨威格在强烈谴责加尔文用暴力扼杀良知时，他也意识到加尔文是一个相当复杂且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茨威格在1936年3月20日致朔雷尔的信中写道：

我觉得，以公正的态度对待加尔文固然困难，但十分重要，必须表述清楚，加尔文的残酷并不完全源自性格，而是出于逻辑推理——出于思维能力。而我在最后一章中主要是强调，加尔文主义越是在人类社会中深入人心，加尔文主义也就必然会失去其严酷和非人性的一面。

这就清楚地表明，加尔文在历史上的个人行为和历史上的加尔文主义是两回事，不能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加尔文是一个有功有过的历史人物，但他采用阴谋手段通过暴力剪除异己，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和何种目的，都必须受到严厉批判和彻底否定。否则，人间的正义何在？对历史人物功过的评价，中国人有时会采用“三七开”或者“二八开”的说法，但这是中国人的智慧，并不是所有的西方人都能理解。

第五，由于茨威格当时客居战争乌云密布下的伦敦，查找图书资料有一定困难，因此在《良知对抗暴力》一书中有极个别的小差错。例如：

1534年5月，加尔文曾打算约塞尔维特见面，但是，塞尔维特最终并未出现。而茨威格误记为加尔文曾和塞尔维特在巴黎见过面。

茨威格误将法国著名法学理论家弗朗索瓦·博杜安的名字写成皮埃尔·布丹。

意大利宗教改革家奥基诺于1563年被逐出瑞士苏黎世，茨威格将苏黎世误记为瑞士洛迦诺。

当时奥基诺已七十六岁，茨威格误记为七十岁。

茨威格在1936年5月28日和在6月一封未写明日期的给妻子弗里德里克的信中写道：

由于我没有通读最后的校样，所以在《良知对抗暴力》一书中留下一些令人恼火的小差错……迁就赖希纳出版社的催迫是一个错误。

然而，上述这样一些细枝末节的小差错似乎丝毫不会干扰《良知对抗暴力》的主旋律：呼唤宽容，挞伐专制，弘扬良知，对抗暴力。

茨威格的《良知对抗暴力》一书，被许多评论家誉为经典。读者是否真的爱读这本书有待于读者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但愿爱’读这本书的读者会越来越多。

在翻译本书过程中，承蒙中国国家图书馆程丽娜女士和张薇小友给予诸多热心的帮助，笔者谨在此鸣谢。为方便中国广大青年读者，笔者编写了《本书大事年表和重要注释》。译本中的差错之处恐或难免，祈望海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多多指教，不胜盼祷。

舒昌善  2011年7月1日

识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