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皇子的他，文武兼备，但却在帝位竞选中落选；他明明是当时中国最反动最保守的社会集团——皇室的骄子，却有是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他深深地热爱祖国，却有时又放手出卖主权；……他是谁？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一个满身披挂传奇色彩的人物——恭亲王奕。本书将借助翔实的史料以及通俗的语言，揭开他一身矛盾的人生之谜。

奕，清朝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大名鼎鼎的恭亲王，既是当日中国最反动最保守的社会集团——皇室的骄子，又是新时代的弄潮儿；他既在竭力地扶植和挽救大清江山，又在瓦解和破坏它的根基；他既忠于成丰帝和慈禧太后，又经常与他们牴牾和争吵；他标榜礼义，却又疏于礼仪；他热爱并精通中华文化，却又热情地迎接世界工业浪潮的到来；他深深地热爱祖国，却有时又放手出卖主权。

在他的性格中，有傲岸，谦卑，坚强，妥协，狡猾，幼稚，诚恳，好奇，平易和孤独。他喜欢迂回曲折，却又百折不回。

本书以通俗的语言，丰富的史料，介绍了他的传奇一生。

写在前面

第一章 竞争皇帝的宝座

一、道光皇帝的宠儿／1

二、上书房里文武双全的学生／4

三、大贵族桂良的高婿／9

四、成丰帝奕泞的帝位竞争者／12

第二章 服从命运的安排

一、“今日之协力非昔日之协力也”——调整兄弟关系／22

二、“承恩弼直抒愚诚”——第一次出任军机大臣／31

三、“上责礼仪疏略”——第一次遭罢黜／34

四、“帝子才华旧著声”——重回上书房读书／38

五、“扫除氛稷奠皇州”——关心御侮大业／44

第三章 挽救帝国的危机

一、静观事变，败军之际膺重寄／53

二、阻遏联军，坚持先退兵后释俘／59

三、送还人质，决定无条件投降／67

四、谈判细节，力争英法早日退兵／74

五、酬谢沙俄，签订《中俄北京条约》／81

第四章 发起第一次近代化运动

一、克服摩擦，站稳脚跟／87

二、统筹全局，首倡“自强”／90

三、主持新政，创立总署／92

四、落实条约，对外开放／95

五、借师助剿，议订原则／103

第五章 平分最高统治的大权

一、恳请回銮，倍受猜忌／108

二、未列顾命，等待时机／112

三、密谋政变，一举成功／119

四、稳定大局，不肆株连／127

五、“垂帘”“议政”，联合掌权／130

第六章 建立“议政王”的功业

一、首批智囊团的组成和作用／1 38

二、平反冤狱所带动的人才选拔／142

三、汉族地主武装的进一步重用／144

四、第一次京察前后的吏治整顿／147

五、“外敦信睦，隐示羁縻”外交路线的实施／152

六、第一批外国武器的引进与拒绝／155

七、第一份近代化练兵计划的实施与推广／156

八、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的购置与遣散／158

九、第一所近代学校的开办与推广／165

十、“借师助剿”的实施与停止／167

十一、江南底定与战略转移／172

第七章 二遭严谴

一、“联合主政”破裂／177

二、破裂根源／179

三、“议政王”号被削／184

第八章 推出“自强”的第二目标

一、廓清中原：运筹帷幄与依恃近代武器／191

二、第一次派遣考察团了解西方／197

三、冲击波：推出“自强”第二目标／198

四、第一次开展教育大辩论／201

五、第一次派遣巡回大使团／208

六、“修约”：要近代化，更要独立自主／211

七、幕后操纵：诛杀宠监安德海／215

八、教案问题：有限的让步／218

九、七弟密折：来自手足的政治攻击／224

十、第一次组织工业化大辩论／226

第九章 三遭严谴与再佐新皇

一、同治帝大婚亲政，恭亲王三遭严谴／232

二、草率议结台湾问题／239

三、同治帝纵欲驾崩，恭亲王再佐新皇／242

第十章 决策内政外交的大计

一、近代化道路的总体设想／252

二、国防建设：“海防”与“塞防”兼顾／253

三、信息手段近代化初议／256

四、棘手的“马嘉里案”交涉／258

五、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265

六、二批智囊团的构成及内部关系／267

七、坚持主权，拓宽大机器生产领域／269

八、改革遇到了阻力／274

九、版图交涉与筹建海防／279

十、铁路与留学：平生豪气消磨尽／296

十一、越南和朝鲜：中华文化圈上的重要环节／300

十二、电报和铜政：防止利权外流／304

第十一章 四遭罢黜与十年赋闲

一、被迫言战／311

二、替罪羔羊／315

三、太后宿怨／320

四、闲散亲王／323

第十二章 重返政治舞台

一、甲午战争之际／332

二、归还辽东前后／34l

三、戊戌变法之前／346

第十三章 总结

一、亲王风范／358

二、实用主义典型／368

三、身后评价／377

附 恭亲王奕诉生平大事年表

后记

道光帝一生共得子九人，得女十人。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君主世袭制度下，对于皇统的延续，皇女的诞生并无意义，而皇子的诞生却至关重要。因此，要研究道光帝对奕诉的重视程度，不能不先分析奕诉在诸皇子中的地位。

作为皇六子，当然意味着在他之前已经有了五位皇兄。但是，当他来到世间的时候，皇长子奕纬已经死去一年多了，卒年二十四岁，这对道光帝是个很大的打击；皇二子奕纲更在四年前就已经早殇，死时年仅两岁；皇三子奕继死去也将及一年，死时年仅三岁。因此，初生的奕前面健在的只有两个皇兄，一是皇四子奕泞，一是皇五子奕谅。此三人是相继出世：奕泞是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生；奕谅是道光十一年六月十五日生。奕比起这两位皇兄，都只小一岁多。

这意味着，道光帝在将及天命之年，连丧三子，特别是丧失了已经成年的皇长子，其盼子之心十分殷切。因此，四子、五子、六子的接踵降生给了他莫大的安慰，而此三子同处于婴幼时期，他对于他们的宠爱和期望也就难分轩轾。

宫中档案记载道：“道光十二年抓碎，悖亲王；道光十三年抓碎，恭亲王”。从文内称亲王来看，这是后来追记的，不是当时的记录。不过我们据此可知，宫内也同民家一样，在婴儿满周岁时，让他们在许多物件中抓取，以试测其日后的志向和兴趣。可惜，上件档案文字过于简略，我们无从知道奕诉抓取的是什么，也无从知道通过“抓碎”的测试，道光帝对于五子奕谅和六子奕诉的喜爱有了何种不同。

几岁以后，奕就开始得到进一步的宠爱了。皇帝对于皇子的爱憎是不轻易宣示的，但从一些宫内人事关系的微妙变化中仍然能够流露出来。

按宫内规制，皇后以下，妃嫔位次共分七级，分别为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奕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在这个宫内等级阶梯上是晋升颇快的。她入宫时被赐号为静贵人，是第五级。道光六年因诞生了皇二子，晋升为嫔，成为第四级，她这时年方十五，比道光帝小三十岁，可能是因为妙龄美貌而获宠幸。道光七年又晋升为妃，已经是第三级了。道光九年，她诞生了皇三子，道光十年又诞生了皇六女。这样，到道光十年，她虽然仍属于第三级名号——妃，可是在道光帝当时具有后妃名号的十二名妃子中，她已经居于第五位了，除皇后外，她仅次于全贵妃、和妃、祥妃。又过了五年，也就是奕诉两周岁的时候，她又超越了和妃、祥妃，被晋封为贵妃。这时原来的孝慎皇后已经去世，皇四子奕泞的母亲循序晋升为皇后，奕i斤的生母作为静贵妃，在后妃中仅次于皇后，居于第二位。

在等级森严的皇宫内，位次的变化绝非小事。它说明：第一，奕沂的生母所获得的宠幸有增无减；第二，在母以子贵的常情中，这正是道光帝钟爱皇六子的体现。有记载显示，道光帝曾在太监们所拟的阿哥及公主乳母项目下，亲自用御笔补写了“六阿哥下乳母一人”的字样，以纠正原拟赏给宫分的疏漏。一个皇帝对于一个乳母的宫分小事如此关心，不能不说是出于对皇六子奕诉格外留意，因而爱屋及乌的缘故。到奕诉九岁(虚岁)的时候，皇四子奕泞的生母孝全皇后暴卒，道光帝因为祖制规定于三位皇后之外不再立后，命祥妃总摄六宫事情，但不久祥妃犯错误被降为贵妃，改命奕诉的生母静贵妃总摄六宫事情，并兼抚育皇四子奕泞。

形势的发展对奕沂极为有利。在勾心斗角的后宫里，母子命运相关，这是尽人皆知的奥秘。自从奕诉的母亲晋为皇贵妃以后，奕诉就备受宠爱了。一则因为五兄奕谅生得“状貌粗拙”，平日“动止率略”，已经失去父皇的欢心；二则就是皇四兄奕泞也是与其平起平坐了。奕泞虽是继皇后所生，但这位继皇后已死，奕泞又是由奕诉的母亲抚育的，而奕的母亲现在是事实上的皇后呀！当然，时当八九岁的奕诉对这些还不可能想得太透彻，可是周围的人们都很自然地认定他是道光帝最宠爱的儿子，人们都认为道光帝对奕“最钟爱”。

P2-4

据说，电影界在经历了三十几年描写人物的单一性之后，正在转向描写人物性格的多元化和人物行为的立体化。我们的史学传记是不是也应如此呢？

历史人物当然也是人，他也有多元的性格和立体的行为。

奕，清朝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大名鼎鼎的恭亲王，既是当日中国最反动最保守的社会集团——皇室的骄子，又是新时代的弄潮儿；他既在竭力地扶植和挽救大清江山，又在瓦解和破坏它的根基；他既忠于成丰帝和慈禧太后，又经常与他们牴牾和争吵；他标榜礼义，却又疏于礼仪；他热爱并精通中华文化，却又热情地迎接世界工业浪潮的到来；他深深地热爱祖国，却有时又放手出卖主权。

在他的性格中，有傲岸，谦卑，坚强，妥协，狡猾，幼稚，诚恳，好奇，平易和孤独。他喜欢迂回曲折，却又百折不回。

单一性的主题固然能给人以明快的感觉，但生活中的人本来就具有多侧面，怎么能一言以蔽之曰：好或坏？

我不想充当历史的判定者，只是尽我所知，把他的历史呈献于亲爱的读者面前。

不能说我写的都是他的真实的历史，因为，对于他的研究刚刚开始。

董守义

拙著《恭亲王奕》出版二十年后，如今又以崭新的姿态面向广大读者了，这让我兴奋不已。

《恭亲王奕》(原名《恭亲王奕大传》)出版于1989年。该书从1984年动笔，1987年交稿。初版的封面加了“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的副题。显而易见，我是在用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大业而呐喊。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年，农村早已进行了联产承包，国营企业也正在转产改制，学术界也经历了拨乱反正。拙著就是在那个形势下应运而生的，是时代的产儿。它的出版，还着实引起了一个不算太小的震动。全国先后有十几家媒体做了报道，其中有的标题写道《昔日投降派，今有新评价》，好像当时圈内的人没有几个是不知道的。但也很快就引起了一些权威的注意和反感，认为这是对已往结论的颠覆，甚至有离经叛道的嫌疑。对投降派也能翻案吗？晚清皇族的核心人物能成为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吗？诸多责难，接踵而至。甚至某重点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就因为采用了我的观点，而被答辩委员会责令改写，否则不予毕业。当时我感受到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又过了三四年，那是1994年在沈阳召开清史学术讨论会期间，明清史的老专家李洵先生对我说：“守义，现在看来，对奕诉的评价，你是前沿的，是先觉的，我们还没认识到。”老先生的恳挚，令我倍感温暖。之后的十几年中，奕诉作为热点人物，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他的形象随着相关文献的披露而日渐丰富，学界对他的评价也更加客观。

弹指二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在我们的国家已不再有人怀疑。奕诉作为近代改革家的事实，也基本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奕诉的府邸“恭王府”也修缮一新，全面对外开放。

人民文学出版社此次决定重新出版我的这卸小书，让我在基本保持原貌的前提下修正已知的错误，删去繁冗的注释和语句，以便更好地面向市场。责任编辑杨华女士更是热心，看我年事已高，几乎是为我代劳这一切，令我无胜感谢，也令我感慨万端。二十年前，我是一个中年人，在学界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二十年后，我已步入老龄队伍。可是，作为作者，当年我在作品杀青之际，是为我笔下改革家的孤独和失意而扼腕叹息；如今在该书付梓的时候，却要为新时期改革并放的长足进步而欢呼雀跃了。

深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责编杨华女士的出色工作。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董守义

2010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