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回忆录的形式记述了亚历山大大帝在最后的七年（也即颠峰时期）的故事。叙事者“我”是亚历山大的波斯情人巴勾鄂斯，原是贵族之子，政变抄家后被卖为阉奴，辗转进入波斯宫廷，成为国王大流士的男宠。大流士死后被献给亚历山大，陪伴亚历山大远征印度、跋涉沙漠，见证亚历山大最后七年的所有大事。该书假托为巴勾鄂斯晚年的回忆录，详写他侍奉两位大帝与发现爱的历程，既是一部英雄传奇，也是一本独特的成长史。

玛丽·瑞瑙特在《天堂之火》中讲述了亚历山大20岁继位以前的人生，而《波斯少年》则以第一人称回忆录的动人之笔，续写大帝最后的七年。故事叙述者是一位真实的波斯人——亚历山大青春俊美的伴侣巴勾鄂斯。

这少年幼时被卖为奴隶，辗转成了波斯国王大流士的男宠，他起初只从宫闱传闻里听说亚历山大震动朝野的胜利。后来在高伽米拉战场上，亚历山大再次击败大流士，将他赶上逃亡之路。大流士故后，巴勾鄂斯被作为求和礼物献入亚历山大的内廷。

亚历山大对声色享受体验尚浅，但对感情向来需求很深；巴勾鄂斯善于悦人，却一直无处实现少年的恋梦。他们的相遇恰似命中注定。征途漫漫，爱情给了亚历山大无限安慰，历经刺杀阴谋、异族联姻与军心浮动，他对巴勾鄂斯始终未减眷恋。

瑞瑙特不但以大师手笔再现了一代军事天才的光荣与梦想，而且一反亚历山大故事从希腊人出发的传统视角，借波斯人眼光写出胜利者与臣服民族难以弥合的鸿沟。作为历史小说，《波斯少年》不仅大气磅礴，细节精确，考据严谨，而且全书洋溢着一种罕见的深情与人性之光，与现代读者无有阻隔。

我应该说明我们家世系绵长，虽然传到我就绝嗣了，免得有人会以为我出身寒微，是不知哪个农夫在荒年卖掉的儿子。我父亲是阿特穆巴瑞斯，祖父阿剌克西斯出身于居鲁士的老王族帕萨尔加德。当年居鲁士率领波斯人进攻米底人，我家有三人为他打仗。我们的封地在苏萨以西的山间，承袭八代。十岁被人掳走时，我正在学习武士的技艺。

我家的城堡与我们的家族一样古老，跟山岩一起历经风霜。城堡的望楼建在峭壁上。在楼顶，父亲常指给我看大河蜿蜒流过青绿的平原，流进百合之城苏萨。他指着宽阔台基上闪亮的王宫，答应我一满十六岁，便会带我入宫觐见。

那是奥库斯王在位年间，他杀戮无数，我家总算幸免。是因为尽忠于他年轻的儿子阿尔塞斯，反对大总管巴勾鄂斯专权，才造成我父亲的死。

以我的年龄，假使我没有与大总管重名，这些事我大概不会听进去那么多。这名字在波斯颇常见，但我是独子，深受家人的宠爱，因此一听见别人憎恶地讲起我的名字就感到怪异，不由得屏息谛听。

我们平常一年见不到两面的朝野贵族，如今隔几日便策马上山来。我家的城堡地处偏僻，适合集会。我喜欢看见这些骑着高大马匹的漂亮男子，觉得大事临头，却没有危险之感，因为他们谁也没露出恐惧。他们几次在火的祭坛前献牲，祭司也会来，他是个硬朗的老人，能像牧羊人一样灵活地攀上岩石，杀死蛇蝎。我喜欢明晃晃的火焰，喜欢火光照着磨亮的剑柄、黄金的纽扣和镶着宝石的冠帽。我想，这一切会延续，将来我长成男人，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

他们祈祷完，会共饮祭酒，谈论荣誉。

关于荣誉，我已经受过教育了。我五岁时就按照我们的风俗，离开妇女的内院，学习骑射，接受憎恨谎言的教育。火是智慧之主的灵魂，黑暗的谎言背信弃义。

奥库斯王新故。如果他死于疾病，悼亡的人不会多，但传说他病得不重，死因是被人在药里下了毒。多年来巴勾鄂斯在国中已是万人之上，仅次于国王。然而小王子阿尔塞斯近年长大结婚了。奥库斯王有了成年的储君和孙儿，便开始削弱巴勾鄂斯。大家刚察觉这一点的时候他就死了。

“所以，现在的王位是反叛得来的，”我父亲的一位宾客说，“虽然传给了合法的继位人。我自己相信阿尔塞斯清白无辜，我从来没有听说任何有损这小伙子荣誉的事。不过他年纪还轻，巴勾鄂斯的权力势必加倍。从今以后，他大概是有实无名的国王了，宦官还从来没有爬到这般高位的。”

“是不多见，”我父亲说，“只是宦官有时候会被权欲支配，因为他们没有继嗣的指望。”见我在旁边，他把我搂进怀里。有人道了句祝福。

那位官阶最高的宾客的封地靠近波斯波利斯，但随同朝廷来到苏萨，他说：“我们都同意巴勾鄂斯不应该掌权，但我们且看阿尔塞斯如何对付他。他年纪虽轻，不过我觉得大总管小看了对手。”

假如他两个弟弟不是已经被毒死的话，我不知道阿尔塞斯会如何行动。就在此时，他开始估量哪些人是朋友。

三位王子本来年纪相仿，亲密无间。帝王往往疏于亲情，阿尔塞斯则不然。但大总管猜忌他们私下的会晤。两个王弟腹痛而死，时间相隔很短。

不久有位信使来到我们家，信上盖着御玺。他走后，我是父亲第一个见到的人。

“儿子，”他说，“我马上要出门了，国王召我去。记住，人可能会遇到必须站在光明的一边对抗谎言的时候。”他一手搭住我的肩膀。“和恶人重名让你受了委屈。天道恢恢，你很快就不必那样了。那妖孽没有能力把名字传下去，但是你肯定会光荣地留名。你，还有你的子子孙孙。”他抱起我来亲吻。

他命人加固城堡。城堡的一侧本是绝壁，山道上也有岗楼，但他仍在墙头筑高了一两层砖，开了更好的射孔供箭手使用。

他动身前一日，一队兵策马上山来，出示了御玺盖印的信札。我们无从知道印鉴出自死者之手。阿尔塞斯与弟弟们同一命运，他的几个幼子则被闷死，奥库斯王的子嗣已经根绝。我父亲看了印鉴，命人打开大门，兵士骑马而入。

我观看完这些，便回到望楼下的果园里玩男孩子的游戏。有人叫喊，我又出去看，只见五六人拽着一个人拖出屋外。那人有一张恐怖的脸，中间鲜红而空洞，血从内涌出，流进嘴巴和胡须里。他上衣被剥光，两肩滴血，因为没了耳朵。我从那靴子知道他是谁。靴子是我父亲的。P1-3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作家玛丽·瑞瑙特在非洲大陆南端的开普敦创作了长达千页的亚历山大小说三部曲——《天堂之火》《波斯少年》与《葬礼竞技会》，至今被公认为亚历山大题材的最佳文学作品。世人记得她笔下的英雄——征服波斯的亚历山大、勇闯米诺斯的忒修斯，但较少人知道她的作品也多以凡夫俗子为主角，他们的成长故事或许不那么传奇，但至少同样令人回味。

玛丽·瑞瑙特的早年生活并未预示一条风景独特的文学之路。她本名玛丽·查伦斯，1905年9月4日生于伦敦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在家坐诊的全科医师，母亲是牙医之女，婚姻门当户对，但是两人个性扦格，从未和谐。幼年的玛丽喜欢牛仔故事，还在游戏中照样搬演，全然不是母亲期许的娴雅淑女；文静的妹妹乔伊丝出生后，玛丽便彻底失去了妈妈的宠爱。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延迟了玛丽的中学教育。15岁时，她才被送到布里斯托尔一所著名的女校住读。她在校图书馆发现柏拉图对话录的英译本，毕业前全部读完。因为成绩优异，她按校长建议，申请了当时专收女生的牛津大学圣休斯学院，被录取后于1925年秋季入学。

后来写出《魔戒》系列的J，R，R，托尔金是玛丽在牛津的导师之一，他对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的生动朗诵，令学子们终生难忘。然而给予玛丽最大影响的人要数希腊学教授吉尔伯特·默雷，他的讲课使玛丽重燃对柏拉图的兴趣。风靡大学生的各种社会思潮，包括共产主义在内，并不让她心动，她服膺的是柏拉图对个人的信仰。毕业后玛丽不顾父母反对，独立谋生，边打零工边写小说，结果因营养不良而病倒，被迫回家，卧床年余。

1933年夏，即将28岁的玛丽徒步旅行回到牛津，在离母校不远的拉德克利夫医院门外歇息时，作了一个突然的决定。她省悟到，缺少人生历练的作家无法写出好作品，而这所古老的医院中，生老病死在永恒地上演着。她当即去谒见院长，请求留下学习护理。从此，玛丽步入艰苦的学员生涯。她在拉德克利夫遇见比她小七岁，但资历较深的见习护士朱莉·穆拉德，两人很快成为知己和恋人，从难得的休假里争取短暂的共处时光。

玛丽1936年底完成护理学业，找到一个校园护士的职位，利用工余和假期写作。最早的成果是1939年初出版的长篇小说《爱的意义》。此书在医院背景下展开若干人物错综纠葛的爱情故事，写实风格与心理描写得到一些书评人的赏识。

这时玛丽开始以“瑞瑙特”为笔名，这原是17世纪英国作家托马斯·奥特威的剧本《威尼斯得免于难》里一个人物的名字；她自己读作REN-olt，重音在前，尾字母发声，尽管多数人都把她的名字念得跟法国“雷诺”牌汽车一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玛丽和朱莉响应英国政府的动员令，先后在多个地区的医院照料伤兵，并一度返回拉德克利夫医院服务。医院里担任勤杂工的一批“良心反战者”给玛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成为《御者》的部分素材。那几年她逮着空闲就写作，又出版了两部小说，因时局紧张而未受注意。

战后她离开护理行业，专心写小说。1947年的《归于夜晚》(R咖惭肋Ⅳ趣伽)赢得高达15万美元的米高梅奖金。这笔钱因严苛的战时个人所得税制而被削去大半，罕见的寒冬也加重了生活的沮丧感。1948年春，玛丽和朱莉离开英国，移居气候温暖的英联邦国家——南非。两人心里充满吉卜林小说式的浪漫想像，对南非尖锐的种族矛盾所知甚少。在德班住下以后，这对伴侣结识了不少年轻的演员和舞蹈家，多数是同性恋者——他们的聚散离合激起玛丽写《御者》(1953)的灵感，故事讲一个同时追求精神与身体满足的青年如何寻觅同性真爱。“御者”意象来源于柏拉图对话录《斐德罗篇》：灵魂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御者；一是服从御者的好马；一是坏马，只顾竭力奔向所欲求的人。故事初始，男主角罗瑞从他仰慕的学长那里得到的临别礼物，就是一本《斐德罗篇》，此书后来成了他人生的向导。玛丽将主要背景设在“二战”时英格兰的伤兵医院，熔合她最熟知的各种素材，写出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被誉为基于“二战”经历的最佳英国小说。

《御者》出版时，瑞瑙特是一位年近五旬的作家，以刻画现代人微妙情感的小说著称，没有人预计她会忽然转型。事实上，古典一直是她想像力的重要燃料：她在牛津最后一学期动笔的长篇便以中世纪为背景；战后半途而废的一本小说则写诗人拜伦；况且她早期每一部当代小说，无一不随处散落着神话或历史元素，甚至有评论家认为在她较不成功的某些当代小说里，人物仿佛是困囿于现代环境的古代灵魂。

《残酒》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时代背景，采用第一人称自述形式，写两个与苏格拉底的圈子相熟的雅典士绅青年13载的命运流离，战争与和平交替消长，暴民与寡头轮换统治——雅典由盛而衰的历程在恢宏的图卷上徐徐展开。玛丽为此书做了整整两年研究，初稿写好后远赴希腊旅行，以求一切细节准确无误。这小说受到古典学者与严肃书评人的普遍重视。推崇她的不仅包括古典学泰斗诸如莫西斯·哈达斯和基蒙·弗里亚尔，卡赞扎基斯长诗《奥德修纪：现代续篇》的英译者)，还有众多第一流的小说家，例如戈尔·维达尔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蝇王》作者威廉·戈尔丁。

希腊之行给了玛丽新灵感。继《残酒》两年后，《国王必须死去》出版，基于精密的研究，忒修斯在她笔下得以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神话中超常的因素全部有了合乎人性的解释，难怪张爱玲会“看得津津有味”(见水晶《蝉：夜访张爱玲》)。由于小说极受赞誉，1962年的《海里来的公牛》再续前传，讲完忒修斯的一生。

1958年，因德班种族矛盾愈演愈烈，玛丽与朱莉搬到开普敦，迁入一栋临海的木屋别墅，冠以爱琴海的阿波罗圣岛“提洛”之名。20世纪60年代伊始，随着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深化，反隔离的瑞瑙特越来越卷入政治生活之中。她上街示威，参加抗议团体，到社区拉票。然而政治讲求的集体与妥协，和艺术家信仰个人的天性并不相容。因此，她虽然在1964年同意出任国际笔会开普敦分会的会长，并致力于反对书籍查禁的活动，但对政治的失望使她逐渐淡出这领域，重投想像世界。1966年的《阿波罗面具》巧妙地以一个周游列邦的演员为叙述者，以剧场黄金时代的遗物——阿波罗面具——为良知的象征，写柏拉图辅弼哲人王的理想如何破灭，读来仿佛与现实政治不无呼应。此书也对古希腊戏剧作了前沿l生研究，美国戏剧院校的戏剧史课程必读书单，至今还时有它的踪影。

在《阿波罗面具》的最后几页，年少的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来到后台。这个言简意深的插曲预告了瑞瑙特的下一步创作。荣获银笔奖的《天堂之火》写亚历山大20岁即位前的人生，优美如诗。亚历山大童年斯巴达式的锻炼，琴艺的教养和阅读的熏陶，自作主张代父王会见外国使者，第一次伏击山贼杀人，首度领兵作战等等，都得到生动展观，他与终生挚友赫菲斯提昂的相识，以及一同师从于亚里士多德期间的相知相许，也将史实与推测交融得不落斧痕。剑桥大学古典学系希腊史教授保罗·卡特利奇在其2004，年著作《亚历山大大帝——探求新的过去》中推许此书为“关于亚历山大的最佳现代小说”。

《天堂之火》是瑞瑙特第一本采用全知观点(羼用在场人物观点)叙事的历史小说，其续篇《波斯少年》虽然规模更为宏大，却重新回到第一人称的人物观点，而且叙事者是一个史书里着墨不多的波斯人——宦官巴勾鄂斯。作者一反从马其顿人视角写亚历山大的悠久传统，塑造了一位个性鲜明的少年形象，使这本书既是亚历山大的传奇，同时又是一部成长史。读者仿佛亲历其境，跟随大军从波斯走到印度，体验着烽烟滚滚的远征。

完成《波斯少年》后，瑞瑙特应出版社之邀开始创作一本以“历史之旅”为特色的亚历山大传，这就是1975年出版的《亚历山大的本性》，有时与她的小说三部曲合称亚历山大四联篇。1978年，瑞瑙特还根据诗人西摩尼德斯的生平写成小说《颂歌手》，此书比亚历山大的故事当然平淡许多，但其中对雅典政治与宗教节日的描写十分可观。

作为三部曲的结束，《葬礼竞技会》是关于伟人死后众将军和王族妇女如何争权夺位的故事，其血腥阴暗，在瑞瑙特作品里前所未见。此书特有一种恢宏无情，在出版时被誉为她最完美的作品，甚至有评论称其具有史诗风格。

整个20世纪70年代，玛丽·瑞瑙特多次受健康问题困扰，身体不如从前。然而，这位享誉已久的作家还是在人生最后三年再次转向，埋头写一部以十字军东征为题材的小说。1983年作品接近杀青的时候，她癌症复发病倒，12月13日去世。朱莉犹豫了一年多，终于依照伴侣生前的嘱咐，焚毁这部未竟之作。

学者卡罗琳·齐布尔格在《玛丽·瑞瑙特的多副面具》一书中指出，《御者》以来，瑞瑙特的创作形式就一直是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体现为《御者》、《残酒》、忒修斯系列与亚历山大_一部曲)，或者其更为个性化的变体——艺术家成长小说(KunslleⅡoman，体现为《阿波罗面具》与《颂歌手》)。确实，她喜欢从主角的童年开始讲故事，并始终关注人物的心理演进。这些书的主人公几乎全都像她自己那样，心理上早早脱离家庭的庇护，在崎岖多变的成长期获得自我觉醒，最终找到了人生意义。忒修斯、亚历山大，乃至于巴勾鄂斯等主角，都有自觉的道德追求，但是塑造得血肉丰满。齐布尔格也提出，道德选择或许是瑞瑙特全部作品的核心主题，诚为卓见。

在1979年一篇题为“关于历史的小说”的随笔里，瑞瑙特罕见地阐发了她的创作态度：“在我写的任何一本历史作品里，我从未出于任何原因，篡改我知道或相信是真实的任何东西。当然我肯定经常由于无知而失误，如果我可以重访过去，这些失误会令我震惊。在最好的情形下，作者的位置好比是一个从未遇见英国人的印度尼西亚居民，依凭记载、图片和地图，试图写一本以伦敦为背景的小说。但是作者至少可以渴求真实。居然有人会决定去故意背离真实；或者为了让故事更顺畅，去改变一个真实的人生命中的关键事实，无论他已经有多长时间不在人世；或者去利用他，以便达到某种宣传的目的。这些我都无法理解。”

这种对事实的执着，使她区别于所有“戏说历史”、“借古讽今”的作者。历史小说的写作好比穿越一片地雷区，随处可见灰飞烟灭的实践，绝大多数作者要么无力重现史实和时代气氛，要么缺少文学深度，要么史实与文学皆输。50岁才出版历史小说的瑞瑙特则一开始就是此中的佼佼者。她仿佛带着最精确的探雷器，领读者跨过危险重重的无人地带，直入一个业已消逝的世界，让我们看见希腊的余光，听见波斯的绝响。在文学史上，许多历史小说尽管阅读者众，往往处于“不是小说，不是历史”的暖昧地位，只偶尔有一两部奇峰异出的作品博得评论界的一致垂青(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哈德良回忆录》)。而瑞瑙特长年独树一帜的风范，让我想起同样难以归类的卡尔维诺。戈尔·维达尔将亚历山大三部曲赞为20世纪“原创性最令人意外”的作品之一，只有时间可以证明他是否过誉。

玛丽·瑞瑙特代表了历史小说的最高理想——使读者获得对过去的新洞见。……她在作品中真实自然地展示希腊世界的生活与道德，而且把双性爱、同性爱和异性爱都视为常态，予以从容的表现。

——《纽约时报》

玛丽·瑞瑙特的亚历山大三部曲是20世纪原创性最令人意外的艺术品之一。

——戈尔·维达尔，著名美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