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激流三部曲》之一，是文学大师巴金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长篇巨制。小说以五四运动浪潮波及到的滞塞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描写了高公馆这个“诗礼传家”、“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分化过程，揭露了封建专制的腐朽本质，控诉了封建家族制度、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罪恶，颂赞年轻一代的反抗斗争精神。

在巴金众多的小说中，由《家》、《春》、《秋》三部长篇组成的《激流三部曲》，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巨制。其中，第一部《家》不仅是巴金文学道路上树起的第一块丰碑，也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杰作之一。

《家》讲述了：

成都高公馆，一个有五房儿孙的大家族。高老太爷是这个大家庭的统治者，五房中的长房有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他们的继母及继母的女儿淑华，因为父母早亡，现在是大哥觉新当家。

觉新是长子长孙，早熟而性格软弱，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却不敢顶撞长辈，他年轻时与梅表妹相爱，但却接受了父母的安排另娶了珏。婚后他过得很幸福，有了孩子，也爱自己美丽的妻子，但又忘不了梅，特别是出嫁不久后梅就成了寡妇，回到成都，两人的见面带给他无穷的痛苦。不久，梅在忧郁中病逝。

觉民与觉慧在外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遭到爷爷的训斥，并被软禁家中。觉民与表妹琴相爱，但爷爷却为他定下亲事，觉民为此离家躲避，觉新夹在弟弟与爷爷中间受气。觉慧是三兄弟中最叛逆的一个，他对家中的丫头鸣凤有朦胧的好感。高老太爷要将鸣凤嫁给自己的朋友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做妾，鸣凤在绝望中投湖自尽，觉慧决心脱离家庭。

高老太爷发现最疼爱的儿子克定骗妻子的钱去组织小公馆，并在外欠下大笔债务，老四克安也大嫖戏子，在此打击下一病身亡。家中大办丧事，将要生产的珏被高老太爷的陈姨太以避血光之灾为由赶到郊外生产，觉新不敢反对，因照顾不周，珏难产而死。觉新在痛悔的心情中承认这个家庭应该出个叛徒，他支持觉慧离家去上海。

文学生活五十年（代序）

《激流》总序

家

后记

一九七七年再版后记

附录

 附录一 呈献给一个人（初版代序）

 附录二 关于《家》（十版代序）

 附录三 和读者谈《家》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觉慧在门口看着他做这一切，带笑地说，“我的性隋永远是这样。可笑你催我快，结果反而是你耽搁时间。”

“你总是嘴硬，我说不过你！”觉民笑了笑，就往前走了。

觉慧依旧带笑地跟着他的哥哥走。他的脑海里现出来一个少女的影子，但是马上又消失了，因为他走进了上房，在他的眼前又换了新的景象。

围着一张方桌坐了六个人，上面坐着他的继母周氏和姑母张太太，左边坐着张家的琴表姐和嫂嫂李瑞珏，下面坐着大哥觉新和妹妹淑华，右边的两个位子空着。他和觉民向姑母行了礼，又招呼了琴，便在那两个空位子上坐下。女佣张嫂连忙盛了两碗饭来。

“你们今天怎么回来得这样晏？要不是姑妈来玩，我们早吃过饭了。”周氏端着碗温和地说。

“今天下午朱先生教我们练习演戏，所以到这个时候才回来。”觉民答道。

“刚才还下大雪，外面想必很冷，你们坐轿子回来的吗？”张太太半关心、半客气地问道。

“不，我们走路回来的，我们从来不坐轿子！”觉慧听见说坐轿子，就着急地说。

“三弟素来害怕人说他坐轿子，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觉新笑着解释道；众人都笑了。

“外面并不太冷。风已经住了。我们一路上谈着话，倒也很舒服。”觉民客气地回答姑母的问话。

“二表哥，你们刚才说演戏，就是预备开游艺会的时候演的吗？你们学堂里的游艺会什么时候开？”琴向觉民问道。琴和觉民同年，只是比他小几个月，所以叫他做表哥。琴是小名。她的姓名是张蕴华。在高家人们都喜欢叫她做“琴”。她是高家的亲戚里面最美丽、最活泼的姑娘，现在是省立一女师三年级的走读生。

“大概在明年春天，下学期开始的时候。这学期就只有一个多礼拜的课了。琴妹，你们学堂什么时候放假？”觉民问道。

“我们学堂上个礼拜就放假了。说是经费缺少，所以早点放学。”琴回答道，她已经放下了饭碗。

“现在教育经费都被挪去充作军费用掉了。每个学堂都是一样地穷。不过我们学堂不同一点，因为我们校长跟外国教员订了约，不管上课不上课，总是照约付薪水，多上几天课倒便宜些。……据说校长跟督军有点关系，所以拿钱要方便一点。”觉民解释说。他也放下了碗筷，鸣凤便绞了一张脸帕给他送过来。

“这倒好，只要有书读，别的且不管。”觉新在旁边插嘴道。

“我忘了，他们进的是什么学堂？”张太太忽然这样地问琴。

“妈的记性真不好，”琴带笑答道，“他们进的是外国语专门学校。我早就告诉过妈了。”

“你说得不错。我现在老了，记性坏了，今天打牌有一次连和也忘记了。”张太太带笑地说。

这时大家都已放下了碗，脸也揩过了。周氏便对张太太说：“大妹，还是到我屋里去坐罢。”于是推开椅子站起来。众人也一齐站起，向旁边那间屋子走去。

琴走在后面，觉民走到她的旁边低声对她说：“琴妹，我们学堂明年暑假要招收女生。”

她惊喜地回过头，脸上充满光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发光地盯着他的脸，好像得到了一个大喜讯似的。

“真的？”她问道，还带了一点不相信的样子。她疑心他在跟她开玩笑。

“当然是真的。你看我什么时候说过谎话？”觉民正经地说，又回头看一眼站在旁边的觉慧，。加了—句：“你不相信，可以问三弟。”

P18－19

文学生活五十年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沙珂（N. Sacco）和樊宰底（B. Vanzetti），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ltaeon）旁边的都纳富尔街（Tournefort），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骚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来了，樊宰底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上，五十年后他们两个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一吉里把它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我的第一本小说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单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献给我的大哥，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我大哥见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产自杀，我就删去了“献词”。我还为我的大哥写了另一本小说，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写的《家》，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家日报（《时报》）上连载，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的电报，我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通过这小说，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

……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的爪牙称我的“文集”为“十四卷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罢。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饭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我因为这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读这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么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我写完了《家》和它的续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今天，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我虽然年过古稀、满头白发，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绝不放下手中的笔。……

四个月前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的闭幕词是我作的，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今天出席这次大会，看到许多新生力量，许多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心、敢想、敢写、创作力极其旺盛的，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我要同大家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现在更加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

巴金1980年4月4日

《家》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家》之前发表的《灭亡》只是一个中篇）。它是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激流三部曲》之一写成的。所以最初发表的时候用了《激流》的名字。我写这本小说花去的时间并不多。然而要是没有我最初十九年的生活，我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我很早就说过，我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家》里面不一定就有我自己，可是书中那些人物却都是我所爱过的和我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块儿受苦，跟一些人一块儿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知道我是在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些惨痛的回忆到现在还是异常鲜明。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因为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恶毒的诅咒。我有过觉慧在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罢。”一直到我写了《家》，我的“积愤”，我对于一个不合理制度的“积愤”才有机会吐露出来。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代序”里大胆地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

《家》就是在这种心情下面写成的。现在，在二十二年以后，在我所攻击的不合理的制度已经消灭了的今天，我重读这本小说，我还是激动得厉害。这可以说明：书里面我个人的爱憎实在太深了。像这样的作品当然有许多的缺点：不论在当时看，在今天看，缺点都是很多的。不过今天看起来缺点更多而且更明显罢了。它跟我的其他的作品一样，缺少冷静的思考和周密的构思。我写《家》的时候，我说过：“我不是一个说教者，所以我不能够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但是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找它。”事实上我本可以更明确地给年轻的读者指出一条路，我也有责任这样做。然而我当时还年轻，幼稚，而且我太重视个人的爱憎了。

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家》的时候，我本想重写这本小说。可是我终于放弃了这个企图。我没法掩饰二十二年前自己的缺点。而且我还想用我以后的精力来写新的东西。《家》已经尽了它的历史的任务了。我索性保留着它的本来的面目。然而我还是把它修改了一遍，不过我改的只是那些用字不妥当的地方，同时我也删去一些累赘的字句。

《家》自然不是成功的作品。但是我请求今天的读者宽容地对待这本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写的小说。我自己很喜欢它，因为它至少告诉我一件事情：青春是美丽的东西。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巴金1953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