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所著的这本《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精)》详细记录了一部党史诞生的过程。大到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如何评价和定性，小到一字一词如何使用的斟酌——一次次的讨论，真整个过程都收录其中。另外还有主要参与者的日记，以及本书作者所作的旁注等。其中很多谈话都是在只有几个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能够记录下来实在珍贵！

中共是如何建构自己历史的？这本书以绝对忠于原貌的、极具现场感的、第一手的记录材料，为一部党史诞生的整个历程提供了最为客观生动、具体而微的呈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价值绝对无可替代。

中共是如何建构自己历史的？

中共建党、大革命、土地革命、长征、延安整风、七大、三年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八九……

金冲及所著的这本《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精)》详细记录了一部党史诞生的过程。大到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如何评价和定性，小到一字一词如何使用的斟酌——一次次的讨论，整个过程都收录其中。另外还有主要参与者的日记，以及本书作者所作的旁注等。

我们将看到杨尚昆、胡乔木、胡绳、薄一波、邓力群等先生为党史书写提出的各自观点性的意见。我们也将知道，原来我们往日所熟习的党史观点是这样成形的，具体而微。

前言

一　编写任务的提出

二　编写大纲的拟订

三　上玉泉山修改初稿（上）

四　上玉泉山修改初稿（下）

五　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本书出版

六　举行出版座谈会

附录

 附录一 胡乔木：写党史要有三个新的态度

胡乔木：从大革命到抗战时期党史的若干问题

胡乔木：关于《毛泽东思想概论》

 附录二 胡绳：在毛泽东研究述评会上的讲话

 附录三 金冲及：忆胡绳同志

三 上玉泉山修改初稿（上）

《七十年》编写大纲初步拟出后，并没有在这方面花很长时间，就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人员分别执笔撰写初稿，我也被胡乔木指定参加这项工作。执笔者是：沙健孙（第一、五章）、金冲及（第二、三章）、王秀鑫（第四章）、戴鹿鸣（第六章）、周承恩（第七章）、席宣（第八章）、郭德宏（第九章）。初稿的撰写，实际上由执笔者自己作主，并没有受原拟编写大纲多少约束。写得也比较快，大约花了两个多月。

9月间，胡乔木的癌症病况已经确诊。10月30日，胡绳日记中第一次提到“七十年”，他已开始准备接手这项工作，并着手看已写出的部分初稿。

11月9日，胡绳日记中写道：“约金冲及、沙健孙来谈。谈了对《七十年》中的三章的意见，谈话近三小时，甚累。下午充分休息。”12月6日的日记写道：“（王）忍之处来电同意龚育之参加党史工作，即告沙（健孙）、郑（惠）。”沙健孙、郑惠那时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我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王忍之是中央宣传部部长，龚育之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龚育之在《送别归来琐忆》中回忆道：“是胡绳通过那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要求我参加的，说是因为我参加过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要我帮助他修改这部党史建国以后的部分。”“我说，我还要看许多原始材料（别人的研究和编著的成果），恐怕时间来不及。后来决定由我负责建国后17年那两章。”

下面是胡绳11月9日同我和沙健孙所谈对第一、二、八章初稿意见的记录。

胡绳：写《七十年》，我有点力不从心。总体上是一本书，要有人通盘修订。第一步，先将民主革命时期写出来。我还是当总编辑，但我时间少，精力也不成。现在已经有了稿子，如何修改得稍好一些？

先说第一章。

第一章再改写一下。我是编辑出身，总爱算字数。以后每一节都要注明字数。还有分节，有的可以是长节，有的可以是短节。完全重写是不可能的，就再改一遍。首先，开头怎么写？特别是第一节到底写什么？现在的事实材料太多，又好像太细，从林则徐、魏源、洪秀全等等讲下来（注：初稿从近代史开端写起）。对辛亥革命是什么性质没有说到，只讲学资本主义没有学成功。应该以论述为主，事实减少，篇幅减少点，问题要更集中，不一定什么都写，像历次战争呀、向西方学习的经过，不必都那么详细地讲。后来从向西方学习转向俄国学习，不要这样提。这是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来的。他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写的。严格地讲，向西方学习就是向资本主义学习。为什么向西方学习转成向俄国学习，强调这个事情，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1948年中国革命面临胜利时，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还是不放心。因此要特别强调这一点，这也是正确的。（注：指有些提法有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讲给苏联听的。当时，新中国正在筹备建国，斯大林对我们还不放心，害怕中国党变成南斯拉夫的铁托。）竭力说不是向西方学习，而是向社会主义学习，向苏联学习，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这样强调。毛主席的文章在 1949 年7月发表，11月他就去苏联了。在苏联的两个多月，毛主席说是一肚子的气。刚刚成立了新中国，斯大林不是进行谈判，而是为他祝寿。半个月没有理毛主席。所以毛主席说他在苏联是开门三件事：吃饭、睡觉、拉屎。后来，他写了一个谈话稿，写好后，莫洛托夫来找他谈。斯大林本来说中苏已经有了一个条约（注：指1945年同国民党政府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时决定同新中国另订一个条约。所以，那时候强调过去是向西方学习，现在要向俄国学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严格地讲，这语言不一定准确，当然也不是丧失原则。是有这样一个背景，开始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有什么弱点，在怎样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辛亥革命以前是个什么状况，议会制度怎么不行。这里关于辛亥革命的弱点，在第一节里反而没有说，到后面回顾的时候才多少说到一点。

辛亥革命总的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毛主席说它是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有什么弱点？为什么不能成功？以后又是什么状况？思想状况怎么样？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怎么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多少有些简单化了。当时国内发生了什么情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又有一个艰苦的历程去消化它。对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绝望，慢慢地懂得它是压迫弱小民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范围内觉得资本主义没有前途了。而在中国国内发生了辛亥革命，中国实际生活中已经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人们要去解决这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十月革命才能对中国发生这么大的影响。

P43-46

我在1990年和1991年参加了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的全过程，有幸听过先后主持这项工作的胡乔木、胡绳两位同志许多次讲话。

说“有幸”，不是例行的套话，而是由衷之言，因为这种机会并不容易得到。第一，胡乔木和胡绳是公认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师。他们是党的历史中许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又长期领导党史研究工作，有着很高的理论思维能力，在随便谈话中也往往能对党史说出一些常人没有想到的重要看法，可以启发人们去思考。第二，因为要编写一本简明的中共党史，反复讨论，工作时间持续近一年，胡乔木始终极为关心这本书的写作，胡绳更在大半年时间几乎全力以赴地主持这项工作。他们在这过程中，一直在认真地思考，不断提出许多问题来探讨，所以谈话的内容几乎涉及这70年党史中的各个重要问题。如果没有这种特定条件，很少可能听到他们这样系统地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意见。这实在是十分难得的。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后，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刚出版就发行了500多万册。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对党史的学习和研究仍保持着很大影响。而系统地看看胡乔木、胡绳两位那么多次的讲话，对读者了解这本书的基本思路和一些问题为什么要那么写，对提高党史工作者的思考和研究能力，都是有益的。

他们讲话时，大多只有四五个人在场，并不是准备发表的。由于长期的职业习惯和训练，我对他们的讲话始终作了详细的记录。有两个有利条件也便于我能够详细地做好记录：一是他们讲话的速度都比较慢，常常是一面思考一面讲，有时还有些停顿的间隙；二是他们都是江苏人，而我的祖籍也是江苏，尽管他们说话的声音有时很低，我也能听清楚。所以，自信能把他们讲话的绝大部分内容记下来。

这些记录在我的笔记本中搁置了20多年。现在我也84岁了。记的时候，为了图快，字迹相当潦草，不易辨识。有些话对不了解当时语境的人来说更不容易看明白。将来成为废纸也实在可惜，心里总觉得欠了一笔账，一直想把它整理出来，对后人还有点用。

当然，要整理也有顾忌：他们两位都不在了，我不敢肯定整理的记录是否百分之百都符合他们的原意。记录的字迹太潦草，有的地方连我自己也认不清了。还有，这些讲话在场的几乎都只有几个人，所以他们说话比较随便，有些是他们正在思考的问题，未必都是考虑成熟的意见，把它发表出来好不好？但想来想去，这些记录下来的讲话中包含着很多珍贵的精神遗产，可以给人们以启迪。只要说明这只是记录稿，不是他们字斟句酌后写定的文章，整理出来总比变成废纸好，所以还是硬着头皮做了这件事。至于记录和整理中难免有少数同原来讲话有出入的地方，现在也无法再请他们自己核校，如果有错误，只能由我负责，我想读者会谅解的。

因为大多数场合参加谈话的人很少，讲话比较随便，只要听的人明白就行了，所以有些地方他们的话讲得很简单，甚至有说半句的。为了便于读者明白，少量地作了些注，用不同字体来排印。

还要考虑这些话是20多年前说的。历史的实践发展得很快，人们的认识也发展得很快，有些问题，他们后来的看法也会有变化，但这是历史记录，不能拿后来的认识去修改他们在20多年前所说的话。只要读者把它放在20多年前的历史条件下来读，就不会有什么误解了。

整理的工作量不小，我年纪大了，又不会用电脑打字，确实有点望而生畏，所以采取由我拿着记录本子读，金以林录音、整理，再经我多遍根据原记录仔细核校的方式定稿。这是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其中有一小部分，即五、六两部分，附录一的(三)和附录二，是我直接根据笔记本整理的。

书中还有三个附录。一个是在这前后胡乔木有关党史的三篇讲话。前两篇谈的是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有关问题。内容和稍后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直接有关。因为胡乔木指定我对这本书第二编(也就是大革命时期那部分)作了一遍修改，所以参加了那两次谈话。参加的人很少，记得只有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沙健孙、郑惠和我三个人。这两篇在《胡乔木谈党史》一书中收入了经过整理的记录稿，这次我又根据自己的记录进行仔细核校后做了修改和补充，也收入本书。后一篇是胡乔木同逄先知和我的谈话，谈的内容都是有关毛泽东的，没有发表过。附录二是胡绳在《七十年》出版后不久在毛泽东研究述评会上的讲话，记得也没有发表过。另一个附录是我写的《忆胡绳同志》，曾刊载在《党的文献》上，内容大多是记录了胡绳有关党史研究的议论，也附作参考。

书稿已经整理完后，忽然有一个感想，书名也可以称作《一本书的历史》，因为它是依据真实可靠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来写的，是一本历史著作是怎样写成的历史，特别是讲讲胡乔木、胡绳这两位大师为它付出了怎样的心血。这对后人可能会有启迪。

最后还得再重复地说一遍：书中这些话是胡乔木、胡绳他们在23年以至24年前说的，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一些问题正在思考中，记录也不敢说绝对没有记错的地方。这些，相信读者是可以理解的。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