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先生毕生致力于中西交通史研究，涵盖西域南海，延展至敦煌学、西北考古、民族学、目录学、佛教美术，尤精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其学术影响，不止一代学人。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远涉重洋，在英法等国阅卷编目，抄录了大量国内佚失的太平天国、敦煌写本等珍贵文献；40年代，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开拓出考古、美术、历史、文献等多学科综合研究敦煌学的新路。

本书从历年杂志、报章、书籍里搜集到有关向达先生学术和生平的文章编撰而成，汇总后的文章计三十八篇，三十七位作者中有向先生的朋友、同事、学生、读者、世交等。文章按照内容大致可归为传记、学术、缅怀、交往等几类，概依作者年齿排序。末附向先生《译著编年》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向达先生手抄文献目录》。

向达（1900—1966）字觉明，笔名方回。20世纪30年代，远涉重洋，在英法等国阅卷编目，抄录了大量国内佚失的太平天国、敦煌写本等珍贵文献。40年代参加西北史地考察，仆仆大漠，开拓出考古、美术、历史、文献等多学科综合研究敦煌学的新路。解放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二所副所长、学部委员。

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其代表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翻译作品最为人熟知的是《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五六十年代倡导并主持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整理、出版。

本书辑录同辈学人、弟子从学者对其授业、治学、著述的真实记述，由此可以了解其学术业绩和生平，从中汲取做人治学的有益经验和启示。

向达先生毕生致力于中西交通史研究，涵盖西域南海，延展至敦煌学、西北考古、民族史、目录学、佛教美术等领域，尤精于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其津逮后学，非仅一代人也。

向达的自传

向达先生小传／阎文儒、阎万钧

中国敦煌学的开拓者——向达／阴法鲁、萧良琼

向达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祭／陈玉龙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贺昌群

关于向达先生遗稿《自明初至解放前（Cir，1405—1948）中国与非洲交通史料选辑说明》的说明／陈玉龙

伏案英伦仆仆大漠／水天明

——谈向达教授对“敦煌学”的贡献

向达先生文史研究的贡献／张广达

二十六年问／谢方

——记《大唐西域记校注》的出版兼怀向达先生

惊沙撼大漠／荣新江

——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

向达为书展《目录》指谬／李牲

《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序／郑天挺

我与向达之友谊关系／谢国桢

忆与向觉明先生交往的琐事／张秀民

由石刻引起的交谊／金克木

——纪念向达先生

与向达的交谊／杨宪益

回忆向达师／杨志玖

向达先生逝世十四年祭／萧离

可敬的人品／汪敬虞

缅怀向达先生／何兆武

忆向觉明师／邓锐龄

缅怀向达先生／蔡美彪

永远怀念向达先生／邹衡

回忆向达先生晚年的几件往事／夏应元

向达先生在历史所／萧良琼

回忆向觉明师／周清澍

忆我和向达先生的首次见面／谢方

有关向觉明（达）师二三事／何龄修

向达先生指导我写论文／陈智超

“我要有个三长两短”／郝斌

——记“牛棚”里的向达

谆谆教诲益终生／李斌城

——忆向达先生教导我写毕业论文

回忆向觉明先生／李锡厚

记与向达先生的一段接触／诸天寅

爱国者、学者、长者／向燕生

——回忆我的父亲向达教授

向达先生与我的父亲／贺龄华

陈寅恪与向达在康乐园的会晤／陆键东

忆向达师与郑天挺先生／郑克晟

向达、潘光旦和土家族调查／潘乃穆

忆邵向两家的情谊／邵瑜

附录一 向达著译目录／阎万钧编

附录二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向达先生手抄文献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编

编后记／沙知

向达的自传

我是湖南湘西溆浦县人，公元一九○○年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一九一一年进小学的时候，家里因为父亲已于一九。九年去世，情况不如从前。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接着升学，有点担负不了，所以在家里休息一年，自己补习。一九一九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样可以不要家里花钱；一九二三年高师毕业，一九二四年在东南大学毕业。在师范学的是文史地，在大学学的是历史。

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相当困难，后来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编译员。从一九二四年夏入商务，一直到一九三○年。一九三○年秋因人介绍，转就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即现在的北京图书馆）的编辑之职。一九三五年由图书馆派到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作交换馆员，替牛津整理中文图书。一九三六年秋牛津工作完毕，遂至伦敦，在不列颠博物院内研究敦煌出土的卷子和太平天国文书，这算是北平图书馆交给我的研究工作。生活费用是由在牛津工作所得的工资以及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所请得的奖学金来维持的。一九三七年冬由伦敦转赴法国巴黎，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里继续研究巴黎所藏敦煌出土的卷子，以及明清之际天主教的一些文献。到巴黎以后，还没有开始工作之前，曾顺便到德国游历，在柏林的普鲁士科学院看了所藏的吐鲁番出土的古文书，此外也到德累士登、慕尼黑等地去玩过，主要的是看画苑和博物馆。

一九三八年八月从法国回国，取道香港、越南，经昆明、贵阳，回到溆浦老家，因为我的妻子已于“七七”以后带着两个孩子回到老家了。

回国以后，因北平图书馆已迁至昆明，缩小范围，遂辞去职务，在老家住了半年。一九三九年三月，迁到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找我去教书，遂携带妻和两个孩子到了浙大。在浙大史地系教了半年书，又转就北京大学之聘，于一九三九年秋到了昆明，作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专任导师，并兼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一九四一年，那时候的中央研究院组织了西北史地考查团，在额济纳河和敦煌一带进行考古工作，要我参加。我因把家搬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我自己从重庆经兰州到敦煌。一九四二年夏回到李庄，一九四三年春又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从四川出发，再到敦煌进行发掘工作，当年冬我一个人先回四川。一九四五年回到西南联大，一九四六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我随北大回到北京。从一九四六年回到北京以后，一直到现在，我都在北京大学工作。

我以前只在北大历史系担任教授，教书以外，不兼其他职务。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京被围，胡适逃跑，当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毛子水也跟着胡适逃跑了。那时候的北大由汤用彤、周炳琳、郑天挺三人组织维持小组，汤用彤先生（当时的文学院院长）要我暂时照管图书馆方面的事情。一九四九年二月北京解放，北大由军管会接管，仍然要我管理图书馆。到现在我还是以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一九五四年五月起，中国科学院征得北大的同意，命我兼新成立的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第一副所长的职务。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是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第二副所长是西北大学侯外庐校长。

解放以前，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活动和社会工作。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我被提名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一九五四年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五年被提名为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同年六月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

我于一九二四年在大学毕业，至今整整三十一年。最初的十五年，作的是编译编辑和研究工作，以后的十六年始终在大学里担任教学和行政方面的工作。这三十几年，在中国现代历史中是动荡极其急剧的时代：一九一（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上海的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七七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我都经历过。有好些思想进步的朋友们，在激烈的革命战争中都牺牲了。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因为出身于所谓“读书人家”，受的又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所以有为学术而学术的错误思想。那时候国家形势有激烈的变化，而我仍然埋首伏案，搞自己的学问。七七抗日战争起来一，我正在英国，加入了中国留英学生抗日救国会，帮着办报，做宣传工作，不过至此而止，还不能放弃自己的学问工作，所以迟至一九三八年才回国。一九三九年到浙大，以后到西南联大。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我在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等省，跑了不少地方，也看到了不少东西，很激起我的一些愤慨。一九四五年回到昆明西南联大，那时候昆明学生运动正在高涨，我虽然没有加入当时的民主党派，而我的言论和行动，却是站在进步的一边。一九四六年回到北京，我的行为仍然是倾向于进步的一面。我虽然有正义感，但我并不加入民主党派，这充分表现了我的旧知识分子的性格。

我是一个学历史的学生，专门研究中西交通史。在西南联大和北大开过中西交通史、印度史、中国考古学史、亚洲史和中国史料学等课程。在所开的这些课程里，我没有替蒋介石反动派作过宣传，但是我用的是纯客观主义的看法。不问政治的纯学术的观点支配了我的思想，也感染了一部分学生，所以一九五二年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一些听过我的课的老学生就曾这样批评过我。在解放前的几年，当时的斗争极其激烈，一些有为的青年，有的毅然参加革命的队伍，有的彷徨歧路，很想得到先生们的启发。我在当时北大的教师中，是比较被学生尊重的一个，而我没有挺身出来指示他们正确的道路，只教他们搞学问，树立了一个错误的榜样，影响了一部分学生。我这样作，无意中帮了胡适和反动派的忙。一九五二年老学生对我提意见，很刺痛了我，因而使我认识到过去的错误。

一九四九年北京以及全国解放，我参加了所有的学习。一九五一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一次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去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个多月的慰问，使我深深认识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朝鲜归来，派我到陕西、甘肃和新疆去做传达工作。我作传达的地方主要是新疆的南疆一带，到过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喀什、莎车、和阗，以及偏僻的慰犁、麦盖提等县。这一次的传达使我对于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有更深的体会。因为我这一姓，在湘西原来就是少数民族，六七百年来数典忘祖，解放以后始重新提起。新疆之行，对于我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

我在解放前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所工作的地方都是一些文教机关，社会关系比较简单：与国民党的“党国要人”全无渊源。与北大的胡适、北京图书馆的袁同礼，只是一般的校长与教员、馆长与馆员的关系。我到商务印书馆是考进去的，在这里我认识了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郑振铎诸位先生，因为他们都是当时商务的编辑。

（编按：《自传》约写于1955年至1956年之间。

孟彦弘据邓锐龄藏手稿造录，参阅书后“自传手迹”图版。）

P1-4

2008年秋，三联书店约我编《向达学记》。他们希望将有关向先生学术和生平的文章加以搜集、选择，并酌征新篇，汇为一册，以飨读者。

通过检索调查，我们从历年杂志、报章、书籍里搜集到三十几篇文章，但限于篇幅，收入本书的，仅是其中的约三分之二。这些文章绝大多数发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近三十年间。这以前，最早的一篇是贺昌群先生的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4）；其后有近半个世纪，鲜见相关的篇什，而在学人的言谈、著述中，涉及评论向先生学问、治学、品德、行事等的片段文字倒是屡有所见。

汇总后的文章计三十八篇，三十七位作者中有向先生的朋友、同事、学生、读者、世交等。文章按照内容大致可归为传记、学术、缅怀、交往等几类，概依作者年齿排序。末附向先生《译著编年》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向达先生手抄文献目录》。

所有收入本书的文章，除部分内容因彼此重复而略作删削并予注明外，馀均保留原貌。文中属笔误或手民之误者迳改。关于向先生生平有不同记述者，未予统一，请读者参看向先生自传和本书《编后记》所附向先生履历摘要。

本书得以顺利编就，端赖许多作者及其后人的积极支持和热心帮助。西南联大时期老学长何兆武先生以近九秩高龄首先应约命笔，上世纪50年代前后的多位系友也积极响应，直至截稿还有其他作者转来文稿。老同学萧良琼在联系约稿，提供传递信息上，出力甚多。我的学生孟彦弘君自始分担了不少琐碎事务，颇著辛劳。凡此种种，衷心铭感。

向先生毕生致力于中西交通史研究，涵盖西域南海，延展至敦煌学、西北考古、民族史、目录学、佛教美术等领域，允称博学，而尤精于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就被认为是这方面的权威学者，饮誉中外。他的主要著作至今仍被相关研究领域视为重要参考文献。十分遗憾，向先生在中西交通史方面所做的奠基性、开拓性的工作，实际上是未竟之业，仍待有志于斯道者的薪传接棒。西北考古是向先生自认为的一项专长，在自列的专长里却不见有敦煌学。此中原因似在于向先生认为“敦煌学”（向氏在其自编论文集的《作者致辞》中称“所谓敦煌学”）是西北考古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当分割对待。他的远见卓识，有如高屋建瓴，对推动敦煌学后来逐步走向全面发展颇为关键，影响深远。他在这方面的学术实践更是为后学树立了榜样。

我们希望这本学记能有助于读者了解向觉明先生的学术业绩和生平，从中汲取到做人治学的有益经验和启示。当然，要想进一步认识这位为我国学术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还应该去认真研读他的著作。

北京大学档案部门存有向达先生1952年和1958年两份自填履历表，现据系友潘乃穆提供的抄件，节录整合如下，供读者参考。

祖父 向师棣 死于清同治年间，死时三十一岁。曾做过曾国藩幕僚。

祖母 肖氏 情况不明。

父亲 向学耿 死于清宣统元年，死时四十五岁。在广东做过知县。

母亲 舒和玉 死于1929年，年六十岁。

长兄 向维圭 中农。

次兄 向维坦 死于解放前。

姐 向娴秋 已故。

妹 向仲，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

妹夫 蔡希陶，现（1952年6月“任职昆明中国科学院工作站。

向达 籍贯 湖南省溆浦县麻阳水乡。1900年2月19日出生。

妻 郑宜君 1900年9月9日出生。

长子 向燕生 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助教。1958年1月下放到天津西郊大转（？“乡五一农业合作社（现为小站人民公社“。团员。（编按：燕生后调入北京市社科院，已故“

次子 向禹生 1951年参加空军。现（1958年11月“在沈阳2538部队613。团员。

1907-1911 1907随家在广东。1910年回家（乡“。

1911 入溆府小学堂。

1913 常徳第二师范附小。

1914 长沙兑泽中学。兑泽弄（闹“风潮被开除。转外国语学校。

1915-1917 长沙明徳中学。毕业。

1918-1919 在家补习功课。

1919-1923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毕业。

1923-1924 东南大学历史系。1924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

1924-1930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初在百科全书委员会译百科全书稿，后在史地部审查校对史地书籍稿。

1925 在上海参加过孤军社的一个组织，只一星期，因当选秘书而退出。

1928 秋冬之际在南京国学图书馆任采访部主任半年。

1930-1935 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主要工作为编辑《北平图书馆馆刊》。

1934 在北大历史系兼任讲师半年，因出国辞去。

1935.12-1936.7 为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编中文书目。任临时馆员。

1936.7-1937.12 在大英博物院研究所藏敦煌写本。此外，参加留英中国学生抗日会，办过油印报纸。

1937.12-1938.8 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研究所藏敦煌写本及天主教文献。曾至德国柏林诸处研究新疆古物（1937.12-1938.1“

1938.8-1939.3 1938年8月返国，10月回到溆浦。

1939.3-1939.7 由（早年“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同班同学张其昀介绍至广西宜山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授。

1939.7-1946.5 应聘北京大学教授,在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

1942-1944 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甘肃敦煌之考古工作。1945年冬返昆明。

1946.9-1947.10 北京大学教授。

1947.7-1948.7 休假一年，就任南京中央博物馆专门委员，兼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

1948.2 代表中博至台湾筹备展览会。

1948.7-1949.2 休假毕，回北京大学历史系。

1949.2 解放后仍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参加中国地理学会及中国史学会。1951年当选史学会秘书长，因事冗辞。

1951.3-10 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6月参加西北抗美援朝传达工作，至陕、甘、新三省，10月返校。

1955-1957 北大历史系教授，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长。反右后解除全部兼职。（编按：据自传，兼历史所副所长应在1954年5月“

专长 研究中西交通史、少数民族史、西北考古及佛教美术。

任课 解放前：中西交通史、印度史、考古学史。解放后：考古学史、史料学。

1958年2月，向先生被宣布为右派，1959年12月摘帽；1959年4月任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直到“文革”爆发前，向先生在艰难处境下，忍辱负重，醉心于“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整理出版工作。同时在北大历史系讲授《史料目录学》等课程，培养研究生。向先生病逝于1966年11月30日。

沙知谨识于2010年4月  向先生诞辰百十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