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建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果。它是20世纪最具代表性、规模最大、活动内容最为广泛的国际组织，也是最重要的国际讲坛和开展多边外交的场所。有学者认为：“联合国好比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世界的风云变幻：它同时又是一个舞台，世事沧桑不断在此上演。”

本书探讨了冷战后，联合国的停滞与改革。本书作者是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的首席新闻发言人，书中收录的是作者在浙江大学讲学的课程讲稿集结。

有一天，一个单身女儿来敲门。她对我说：“我是塞尔维亚族人，我的邻居是穆斯林。”她看着我的眼睛请求道：“请不要让我们自相残杀。”

本书作者是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的首席新闻发言人，书中所收录的是作者在浙江大学讲授“冷战后的联合国”一课的内容集结。书中讨论了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和解冻的开始；纳米比亚和综合维和；并非那么新的“新世界秩序”；前南斯拉夫：欧洲与联合国为和平共同努力等问题。

第一讲 他们在骚乱非洲

第二讲 冷战使联合国陷入“飞速的”停滞(是这样吗？)

第三讲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和解冻的开始

第四讲 纳米比亚和综合维和

第五讲 并非那么新的“新世界秩序”

第六讲 前南斯拉夫：欧洲与联合国为和平共同努力

第七讲 石油换食品：丑闻还是成就？

第八讲 科菲·安南与联合国改革：联合国还有未来吗？

联合国和冷战The UN and the Cold War

说到联合国，冷战期间的联合国经历了哪些事情呢？

我们将在第二课中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但是加迪斯认为，这一阶段的联合国更像一个充满争议的社会团体，而没能成为一个可以为各国制定原则、使各国对这些原则负责的组织。他引用了1947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的一份文件，其中说道：没有人会相信，像现在这样架构的联合国能够保护美国的安全。

他写道：“联合国宪章中最根深蒂固的宪章和它的原则，是不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尽管大国依然侵犯了这样的原则。”他举到了以下例子：苏联使用武力迫使东德(1953)、匈牙利(1956)、捷克斯洛伐克(1968)等国屈服于自己；美国暗中推翻伊朗(1953)、危地马拉(1954)政府，十年后又想对古巴和智利政府故伎重施。

他写道：“无论当斯大林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实施他的战后大清洗时，还是当美国联合一些独裁国家以阻碍共产主义势力向‘第三世界’延伸时，联合国都未能就其问所付出的人类代价提出抗议。”

随后加迪斯总结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如果出于安全公正的目的，有对强国进行遏制的任何可能的话，那么其遏制的政策将未必会来自于联合国，而是来自于那些加入冷战的国家们本身。”

人类攻击行为Human Aggression

在西方，婚礼上有这样一种习俗：新郎要将新娘抱过自家的门槛。我听说这个习俗源于罗马时期。罗马人认为门槛外的世界充满了危险。因此新郎把新娘抱过门槛，意味着把她从危险之处接到他们安全的新家。

我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家庭是人类组织的最小单位，是我们抵抗潜伏在门外的罪恶力量的最后防线。可是谁的家庭内部又是没有矛盾的呢？我认识的每一个家庭内部都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某家庭成员正在不与某个另外的家庭成员说话。我错了吗？在座的哪一位知道某个完美的家庭？

1965年到1967年，我在刚果做学生时，上过物理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课。有时候对某一领域的知识浅尝辄止是一件挺危险的事。这些课上学到的一点皮毛留给我各种各样的想法。当我现在退了休没事操心的时候就让我脑子里冒出许许多多的问题。

你们知道吗，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的孩子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要长得多。在我们自立之前，我们在父母那里寻求保护，年复一年地从父母那里得到滋养——这个过程至少有二十五年。事实上，在现在的美国社会，有些人在经历了失业或婚变之后还会回到父母家居住，哪怕他们已经过了而立之年！

我们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成长。门槛外的世界充满危险，而孩子在家里可以得到安全。

当你们有了孩子之后就能明白我的话了。你会竭尽所能地照料你的孩子，祈望他在这个世界中生存下来。

生存本能是人类本能的重要部分，老师这样教我。看看动物们的生存本能是如何与生俱来的吧：小兔子知道某种阴影是鹰隼猛禽投下的，需要赶快逃走躲起来。兔妈妈并没有教过小兔子这样做，这是本能。

而我们人类已经进化了千万年，我们遗传了多少种生存本能呢？这些生存本能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的呢？这是我们变得如此具有侵略性的原因吗？

离开刚果后，我进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非洲语言学，时间是。1967年到1968年。你们有谁记得1968年的春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东京、巴黎、还有……哥伦比亚大学发生了学生风潮，其讨论的焦点就在于人类侵略性的错置。我的同学们吵翻了校园，因为学校计划在莫宁赛德公园(Morningside Park)的石头上修建新体育馆，学生们声称学校将哈莱姆区的孩子们的很珍贵的游乐地方给剥夺侵占了。我看着那些石头——我从来没有看过有小孩在上面玩。事实上，1968年时莫宁赛德公园非常危险，连许多大人走路都不敢经过这里。

不管怎么说，这些抗议者几乎让学校不能正常运转。趁当时有点闲暇，我找来一本书，叫《人类攻击行为》，是英国心理分析学者安东尼·斯多(Anthony storr)写的。

在前言中，安东尼·斯多写道：“除了某些啮齿动物之外，没有其他种类的脊椎动物会像人类那样习惯性地杀死自己的同类。没有其他种类的动物会像人类一样在残忍地对待自己同类的过程中获得快感。”

安东尼·斯多说，我们把极端的行为称为“兽行”，意将极端行为看作是比自己低等的动物才具有的一种特征。可事实是，斯多总结道：“只有人类才有如此‘兽性’的极端行为；自然界中像我们这样残忍地对待同类的情况别无旁出。”

这真让人感到郁闷，不是么？

记住，他是在1968年写这本书的。在书中的某个地方他说：“鉴于写作这本书时人类正陷入被自己发明的武器所毁灭的危险之中，进攻行为的生物学意义就让人怀疑了。”

“我们就都被炸飞了。”

在安东尼·斯多看来，进攻基本上是一种本能。但他认识到进攻的两面性。有些进攻形式是我们都应该谴责的，而有些进攻形式——如果我们想生存——则是必需的。比如说，孩子反抗权威，这就是一种攻击行为；攻击同时显示了一种趋向独立的动力，这对于成长来说是必需的、有价值的。

斯多又给出了另一个例子。他说，对权力的渴望如果以极端的形式出现就会带来灾难，这一点我们都见识过了；但希望征服困难、或是希望控制外部世界的动力却是人类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础。

斯多坚信，如果希望世界事务有朝一日获得稳定，心理因素应与政治和经济因素并重。因此，他写道，对人类的攻击行为及其控制加以研究，将对今后解决战争问题有重大意义。

他引用了“愤怒”的生理学研究发现。当哺乳动物——当然也包括我们——被激怒，脉搏会加快，血压会升高，呼吸也会变得急促。我们的肌肉会拉紧，并变得对疲劳不敏感。

P21-23

我为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做了八年半的新闻发言人，跟随他去过近一百个国家；而到了退休的年纪，我却只是对中国念念不忘。我并不打算在中国过我的退休生活——我和妻子凯瑟琳(Kathryn)已经在法国北部一个很美丽的小镇安了家——我只是想在中国得到更多的体验。浙江大学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我非常感谢。

2006年我们在浙大呆了四个月，浙大的老师和同学们带着我们融人这里的生活中，让我们感觉到家一般的亲切。凌建平(James)是联合国的翻译人员，也是浙大的校友。在我退休之前，他主动来到我的办公室为我提供帮助。他几乎为我们安排好了所有的事——甚至包括为我们在杭州选好住处，并亲自赶到那里帮助我们收拾安顿下来。他和他的妻子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朱晓云，我们都管她叫小朱，个子小巧而心地开阔。作为浙大的人才引进办公室的负责人，事无巨细，她总是随叫随到，热心地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对她真是很感谢。

说到我的教学工作，浙江大学为我安排了一位合作教授J．Z．爱门森(赵晶晶)。她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教授。她的丈夫是美国密歇根州大学的教授；她本人也曾在那里教书。她创办了英文学术刊物《中国传媒研究》(china Media Research)，往来于太平洋两岸，在美国与中国均分其时间，很有能力和魄力，没有她的大力支持，我们是无法做到现有的一切的。也正是因为她，我才有了翻译编辑出版这本书的想法；她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多方接洽，才使这本书得以顺利付梓。

我很幸运，我还有张园、叶芳、陈姗姗这几位非常出色的助教，她们什么都会做，而且几乎是有叫必应的。

因为我的这门课“冷战后的联合国”有350个学生，一共要上八次；而且每次课都要持续近三个小时。所以我把每次上课的时间分为三部分：我先讲一个小时的课——讲课的内容都收在这本书中，我或多或少地念给学生听。他们对逸闻轶事非常感兴趣，因为我毕竟不是学者，我能与学生们分享的原创材料都是我自己的生活经历。至于有关历史的内容，我倚重于两位朋友——布莱恩·厄克特爵士和斯坦利·麦斯勒的著作。他们的著述和其他相关材料全都列在本书的参考书目中。

在第二个小时中，我会播放我采访“历史见证人”的录音。这八次采访或者说交谈都是用来进一步说明各课的主题的。播放录音的时间会持续25分钟(——诸如科菲·安南的访谈)至一个半小时(——诸如布莱恩·厄克特爵士的访谈)不等。在课堂上，因为时间关系，我曾适当地对录音文件做了一些编辑，不过在这本书中，我收录了全部的原始录音转写材料。并且，在成书之前，我曾让每一位被采访者对各自的录音转写材料进行核实修正。而且我很高兴地说，在核实修正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被删改。

在课堂上的最后一个小时是留给大家提问的：由于我的学生们思维活跃，参与意识很强，所以这最后一部分往往是最精彩的。

我才从联合国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不久，这么快就要让我回顾邪恶——我的工作曾要求我不得不面对过许多糟糕的事情，像波斯尼亚战争，卢旺达种族屠杀，联合国驻巴格达总部被炸等等——把我在联合国工作的那段时间以较为通俗的方式写出来，对我的体力和脑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感到压力很大。在杭州的时候，我曾有过三次很小型的中风。每次生病，小朱都会送我去浙江大学附属医院。在那里，我得到了多位医术精湛的医生们的精心照顾，所以我一次课都没有落下。谢立平医生(Xie uplng)就是其中的一位，谢医生还为其他医生做英语翻译。护士长王微(Wang Wei)则在其支持下鼓励我。

以西方的标准来看，杭州市是很大的；但杭州的中心——环西湖区域像一个小村落。我和凯瑟琳徜徉其间，从湖畔到山顶，从屈曲回廊到林间小径——我们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里。我们都很期待着回到西湖的清山秀水之间。

最后，请浙江大学出版社和其负责人接受我诚挚的感谢。

埃克：哈德：你们会理解，为什么安南会作为一个改革型秘书长而留名青史。

詹姆斯·苏特林：联合国现在比冷战结束前已经强大了很多，特别是在维和方面，这是事实。

斯坦利·麦斯勒：无论联合国是一个多么不完善的组织，它自身都拥有一种独特的道德力量，一种钢铁般的惊人力量。

布莱恩·厄克特：所以当有些人把联合国只是看成一种慈善机构，特别是美国人，我就特别生气。在维持世界各方面的平衡上。以及为新出现的问题比如环境、人口、艾滋病和全球变暖等问题寻求解决之道上，联合国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