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笔名莎菲，原籍湖南衡山，生于江苏武进。幼年在亲友辅导下读书。1911年进入上海爱国女校，1914年考入清华学堂留学生班，成为清华选送公费留美的女大学生之一。留美期间，先在纽约瓦沙女子大学攻读西洋史，兼修西洋文学，1918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进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回国，是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也是中国第一女教授。后在四川大学、东南大学任教授。抗战期间一度居香港和南方各省。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17年创作了白话短篇小说《一日》，以“莎菲”的笔名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回国后又陆续写白话小说在《新青年》发表，结集为短篇小说集《小雨点》。另写有散文100余篇，自己从中精选了52篇，编为《衡哲散文集》。史学著作有《文艺复兴史》、《西洋史》等，被公认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位女战士。

本书为其传记。

陈衡哲是中国首批清华留美女生之一。在新文化运动中，她同情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被胡适称为 “最早的同志”。归国后受聘北京大学，又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位女教授。作为一位杰出的女性，她曾四次代表中国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作为一位贤母良妻，她为家庭和子女教育倾注了大量心血，三个儿女后来都卓然有成。而她与任鸿隽、胡适“三个朋友”之间的风雅往事，更是成为一段时至今日仍然被人一再提起的传奇。

本书为其传记，收录了其生平事迹。

“伊人丛书”序

家世与童年

启蒙教育

求学广州、上海

进川与出川

从做家庭教师到出洋留学

留学美国之一：瓦沙岁月

留学美国之二：“我们三个朋友”

留学美国之三：文学革命的“同志”

情定终身

归国·成婚

任教北大

南京小住与二次入川

上海：编著《西洋史》

南京：《洛绮思的问题》及其他

移居北京

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

居家生活与文学家的梦想

加入独立社

“文坛画虎录”风波

《川行琐记》事件

乱世中的“贤母良妻”

晚年岁月

后记

1890年7月12日(清光绪十六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位于江苏武进县的陈家大宅内一个女婴呱呱坠地了。刚满20岁的母亲和刚满21岁的父亲，对这个女孩的到来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喜悦，尽管还很年轻，但在三年前他们已经尝到了为人父母的滋味，有了一个女儿了。当妻子再次怀孕后，夫妇俩都以为这次怀的是个儿子，可出生后却又是个女儿，这不免让人有点失望。不过失望是短暂的，夫妇俩都还年轻，他们以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孩子，当然也会生出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儿子。而此刻，夫妇俩也绝对没有料到，后来真正光耀门楣、使陈家为世人所关注的，恰恰就是这个二女儿——陈衡哲。她不仅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进行白话文学创作的女作家之一，并且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她的名字注定会被载入史册。

镶嵌在长江洪流与太湖碧波之间的武进美丽富饶，吴越文明在这里孕育了几千年。历史上，武进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据统计，在科举时代，曾经出现过1 546位武进籍的进士，这里教育的发达与人文气息的浓厚可见一斑。然而本书传主陈衡哲所在的陈家却并非道地的武进人。他们祖籍湖南衡山，是当地有名的“耕读世家”。陈衡哲的高祖父是陈家第一个离开衡山去四川谋生的，后来就在四川做了官。事实上直到陈衡哲的祖父陈钟英(字槐庭)这一代，陈家才在武进落地生根。陈钟英曾经任过杭州知县等官职，他娶的妻子赵氏是武进人。陈钟英致仕后赵氏就说服丈夫在常州武进置地造了一栋房子，这就是陈衡哲出生的陈家大宅。

在历史上，绝大多数中国女子是没有受教育权的，父母们往往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对女孩子从小注重培养的是她们对女红、家务的兴趣，以便将来持家做一个贤妻良母。即便有些有钱人家的女孩读书，也往往读那些《女儿经》之类对女子进行道德教育的教材，从而成为顺从父权和夫权的工具，真正的“才女”是很少见的。陈家虽是“耕读世家”，但也不例外。可这种情况到陈衡哲曾祖父这一代便有了改观。陈衡哲的曾祖父娶了一个四川女子，在当地被认为是才女。尽管如陈衡哲后来所说，这位曾祖母的学问和诗词其实并不见得有多么出色，只是四川省女子教育较为落后，才使她显得出类拔萃，若与江浙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一些“才女”相比，那位曾祖母的才学其实很一般。但这位曾祖母却值得陈家的后人尤其是后辈女子永远感激，因为她开创了一个家族传统，那就是“每个出生于或嫁入陈家的女子，或出于天性或由于环境，都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造诣”。于是接下来，陈衡哲的祖母赵氏，那位亲自监督在武进建造起了陈家大宅的祖母成了艺术家，而陈衡哲的母亲庄曜孚则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女画家之一。其他如她的姑妈、阿姨等等也无一例外在绘画、书法、诗歌等领域有所成就。

陈衡哲的母亲庄曜孚出身常州大姓庄家。在浙江做官的时候，陈衡哲的祖父和外祖父相互结识了。两人既是官场上、的同僚也是相互佩服的文友知己，两家交情也越来越好，亲如一家。到后来便真的想做亲家了。于是庄士敏将自己6岁的女儿庄曜孚许配给陈钟英7岁的小儿子陈韬(字香凝，号季略)。当然，这桩婚姻的促成跟陈衡哲的祖母赵氏也有很大的关系。赵氏也是出身于常州武进的书香门第赵家，所以她在为儿子选媳妇的时候自然愿意选择本地的姑娘。在那个时代，子女的婚姻完全掌控在父母的手中。一个女孩子要嫁什么人，一个男孩子要娶什么样的女人为妻完全不用自己考虑，只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了。

陈韬13岁的时候陈钟英夫妇就过世了，他的哥哥姐姐又都已经各自成家，剩下他一人孤独无靠。两个兄长一个在京城做翰林，一个则在江西做官。这样武进的陈家大宅就只剩下了陈韬一个人。而庄曜孚又从小就有聪明能干的美名，于是在家人的主持下早早就给他们完婚了。这样陈韬好有人照顾，陈家也好有人持家。完婚后的小夫妻过得还算和睦。尽管陈韬脾气暴躁容易发火和得罪人，但庄曜孚却性情温和、处理问题有条不紊，那时她虽然年纪很小，但家里家外一切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平日里尽管有时不免会磕磕碰碰，但小夫妻彼此相亲相爱，生活上相互体贴，在学问和艺术方面则相互督促和鼓励，算得上是琴瑟和谐了。在包办婚姻的时代，他们的婚姻算是比较成功的。这大概跟“门当户对”有着很大的关系。两家都是书香门第，相互知根知底，尽管是娃娃亲，但两个孩子的生活环境、教育背景以及见识趣味等等都比较接近，容易有“共同语言”，也容易迅速融人彼此的生活。

对于这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娇妻，陈韬非常喜欢，也十分欣赏和钦佩她的艺术天赋。其实他同时扮演着丈夫和兄长的角色，正是在他的一再督促和鼓励下，庄曜孚的画技才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且在晚清民国的绘画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一位著名的女画家。陈衡哲记得小时候她常常听见父母亲面对一张摊开的宣纸相互讨论画的“布局”，或许是因为父母讨论这个词时的严肃态度，她从小就对“布局”充满了敬畏。而母亲每当要创作什么重要的作品时，总会细心听取父亲的建议，在两人商定了画面布局和轮廓之后才会开始动笔。她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位称职的艺术鉴赏家，正是有了他富于创造性的批评，母亲才能够在绘画领域不断进步，获取艺术上的提升。庄曜孚后来又曾师从恽派画家邑人袁毓卿女士学画，得到这一画派的嫡传，尤其擅长恽派没骨花卉画法，成就斐然，“六梅室主人”之名号也流行于当世。名师的指点当然是一方面，但这些成就的取得不能不说跟当初夫婿的严苛要求也有着莫大的关联。

对妻子要求固然严苛，对自己的要求也丝毫不放松。陈韬的两个兄长都科举致仕卓然有成。长兄陈鼎曾任翰林院编修，做过蔡元培的老师；仲兄陈范也有举人的功名，曾在江西做官，1900年从胡璋手中接办《苏报》并将《苏报》改良，经常刊登学界风潮，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而声名鹊起。有两个兄长作榜样，陈韬自然也刻苦攻读，希望有朝一日金榜题名、致仕为官而光宗耀祖。不光他这样想，作为妻子的庄曜孚也期望自己的丈夫能够博取功名以便出人头地。于是陈韬每日刻苦攻读直到深夜，然而遗憾的是，他考取了举人之后在科举之路上就再也没能取得更高的功名。每过三年春闱一开，他就早早离家到京城翰林大哥家中住下认真备考，直到考毕才回武进老家。然而他一连去了北京许多次，每次却都以落第而终。后来陈衡哲说他父亲考不中可能不是因为学问不好，而是因为他的书法不够工整，文风又不太符合科举考试的规范。陈韬屡试不第，直到33岁时他才听从一些明智而又实际的朋友们的建议，放弃从科举的“正途”进入官场，花了一笔钱，捐了个四川的缺，1903年被任命为四川乐至县知县。从此在四川做官，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P1-4

女性参与文学写作一定是很早的，口头创作的《诗经》里显然有她们。后来文学创作进展到书面形式，后来“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作者便隐退到男士身后了。数千年间，虽总有些不甘寂寞的人，但终究稀少得很，如蔡琰、李清照者，凤毛麟角。今人从列朝列代史籍录出一本诗、词、曲、文大全的《中国古代女作家集》(山东大学出版社)，纵然厚达千余页，就算加上遗漏和未录的小说、剧本，翻它多少倍吧，比起浩如烟海的男性作品，仍不过沧海一粟。直到五四时期，发现了“人”，包括女人，为她们群体地重返文学舞台提供了从未有过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数以百计的女性作者纷纷捏管挥毫，添上一道夺目的创作景观，文学研究也多了一方新的天地。

有人发问，为何女性作家要单列出来研究？开句玩笑，不妨反问，为什么医院要设立妇科呢？无非她们有着与男性不同之处，就像如今医院里又有了男科。文章不是无情物，文学创作离不开情感表达，女性则特别易于并且善于表达感情，而她们的表达总还会显示有别男性作家的特色，这便有了单独研究女性创作的理由和需要。再说，不加性别区分地整体研究创作，势必亏待女性作家，她们的特色难以得到充分剖析，公正地肯定她们创作成就也不易了。共和国成立初的十多年里，文学研究实际上不准许按性别进行的。哪里单文学如此，那是个一切都抹杀性别的年代，背影看过去不辨姑娘还是汉子，原不宜女性上岗的工作有人拼命要上去，“男女都一样”的豪言壮语遮掩了大肆侵犯女性的事实。所幸这样的岁月已经远去，女性回归到了适宜她们的社会角色，文学方面的女性优势尽情展现。20世纪末优秀女作家一度蜂拥登上文坛，颇有超越异性的气概，以至于读者大呼“阴盛阳衰”。眺望远景，文学的“阴盛”现象尚未见出颓势，它的研究自然就会持久深入。

本套丛书旨在专题展示一群现代女作家的人生历程和创作风采，为读者描述她们异乎寻常的足迹，更为学界提供研究她们的资料基础——当然，传记本身亦不失为研究成果。研究女性创作，前些年流行过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理论，有论者过分强调西方女权理论对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创作的影响，看来未必恰当。这种理论传入国内而产生显著影响仅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此前现代女作家们大多不愿标榜女性女权，丁玲、冰心都曾有过或隐或显的表达。女权主义从学理上讲是不易说服人的，但用其理论可能有助作品更具特色，乃至达到偏面的深刻，当代作家中不乏其例。那是当代的文学现象，现代作家们事实却并非如此。诚然有过几个现代女作家，流露出自发的女权意识，因此为她们的作品添上一些色彩、韵味，然而终究只是意识而已，自发而已。

近年出版的女作家传记越来越多，传记读物声誉反而越发欠佳，学界流传一句话：“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于是有的传记读物的封面，特意于传主名字前面加上“一个真实的”修饰词，特别地避嫌。“伊人丛书”的第一要义，正在于真实呈现作家生平，坚持做到：依据多少材料叙写多少史实，不作半点虚妄言辞。传记不该演化为所谓的传记小说，“传记小说”概念未免叫人质疑。它本是真人事迹的记叙，而小说纯属小说家任意虚构，尽管源自真实生活的提炼，毕竟非实描，两者间的悖论不言而喻，如何融于一炉？前些年“戏说”成风，那“戏”字亮在头里，似提醒人们不能当真。“戏说”发生传讹，其害仅限不辨“戏”字的受众，人在少数。现今失实的传记，一副专家面孔，广大读者不予设防，亦难以设防，贻害必远在“戏说”之上。

著名的法国传记作家安德来·莫洛亚认定，“传记作品应该严格依照史料进行创作，对传主的生平材料全部取之于历史，不可掺详，仟何序构的成分”、这话说到了传记作品的生命所在．可惜他变践自己的主张似乎并不彻底。莫洛亚传记作品里有人物对话，我主张尽量避免对话。著者不在对话现场，又无录音依据，岂不是他反对的“虚构”。虚构对话，固然增添了传记的文学性，同时也减弱了它的可信度。为了文学性，传记里常出现气候、环境的描写，如果有所本，当然无妨，看似虚构，我愿意称它为“虚拟”，是一种合理的填补性的拟写，传记写作非但允许而且需要。如日记或其他史料仅记载某日天睛，晴得如何语焉不详，为了形象生动，不妨描绘窗外艳阳高照，或阳光洒在谁的脸上。但不可写成雨丝绵绵，雨丝经不住核实了，非“拟”而“构”。传记文学的文学性不应该只靠虚构对话、情节、场景靠小说化来实现，其实文学性最能见之于渗透字里行间的文笔，因此更能收效的是文字散文化。

文学研究成果不应远离大众囿于学者圈内，传记尤应如此，它本该是雅俗共赏的读物。谁都厌烦板板正正的文字，专家又何尝喜欢毫无生气的传记作品。古人早说过，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这套丛书不强求各位著者规范到一个写作模式，传主的身份、性情、经历不同，兼之著者的学养、趣味、文字风格不同，每本传记尽可扬长避短，各具个性。质朴见长的照旧质朴，喜欢华美的任他华美，丛书才丰富多彩。

读过本传会明白，论陈衡哲一生经历，她主要是一位历史学家，而她本人也是名列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在近百年女性解放过程中格外光彩照人。陈衡哲拥有诸多个第一，第一批女性留学生，第一个女教授，第一个女作家，等等。但作家的陈衡哲并不为今日读者所熟知，也许她的作品属于过去。如果以历史眼光审视，这些作品于后人不无启示。可是读者得以寓目的仅是她的几篇小说，几篇童话，少数美文。几乎读不到她的新旧体诗歌，而她的新诗对“文学革命”初期的贡献不亚于诸多诗史上的名家。我搜集有她若干诗歌作品，却难有付梓机会。值陈衡哲传记出版之际，难免为此感叹：历史价值不得不让于商业利润。

上面这一小段是特为本传添写的，原序最后一节删略。按照出版社修订的计划，本传是本丛书近期出版的最后一本。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我想将它献给天国中的父亲。

13年前那个初秋的早晨，当阳光透过梧桐叶斑斑点点地洒满院子的时候，父亲疲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年，他才只有45岁。倘若灵魂真的存在，我相信这些年来父亲一直在天国里默默地注视着我们。当年父亲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看到他的一双儿女考上大学，不再重复他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而今姐姐已有了自己的事业，我也站到了大学的讲台上，开始自己的教学和研究生涯。如果看到这些，想来父亲可以安息了。

父亲年轻的时候，由于爷爷的所谓“历史问题”，他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但他并没有停止求知的脚步。尽管作为一个农民，他每天都在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在我的记忆里，只要回到家，父亲就与书为伴。父亲喜欢读文史书，他最爱读的是家里那套《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里面的大部分篇章他都能完整地背下来。小时候，我每晚就是在父亲娓娓讲述的聊斋故事里进入梦乡的。可以说是父亲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教育。现在我仍然能背诵的《长恨歌》、《琵琶行》、《新丰折臂翁》等许多古诗，也还是上小学前父亲一句句教会的。当时家里的书已散失殆尽，父亲凭着记忆，将这些诗写在本子上，然后教我读。正是在父亲低沉浑厚的朗诵声中，我对文学产生了最初的兴趣。我还记得，在那个本子的扉页上，父亲用他漂亮的书法写着《离骚》中的两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仿佛代表了他毕生的追求。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尽管生不逢时、命运多舛，前进的道路上堆积了太多的荆棘刺丛，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求索、进取的脚步。我想，这样一种不断求索的精神，或许就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这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当然，对于陈衡哲、胡适等人的阅读更是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而2007年10月到2008年10月，我在德国波鸿鲁尔大学“联合培养”期间，更是惊奇地发现，中国语言文学部竟然有冯铁(Pro．Dr．Raoul DavidFindeisen)教授为硕士生开的“陈衡哲研究”课程，并且有一位德国的硕士生就以陈衡哲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不仅如此，冯铁教授还与其他一些研究者组织了一个“陈衡哲研究会”来推动对陈衡哲的研究……要知道，即便在国内，研究界对于陈衡哲的关注也并不多。而在国外的汉学界，她却受到那样的重视一一后来我还得知，我的一位日本同学，也以陈衡哲作为她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这自然引起了我对陈衡哲的注意，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起这位20世纪上半叶中国著名的女作家、女教授。也正因如此，回国后当周红兄问我有无兴趣来写作这本《陈衡哲传》时，我愉快地答应了。

这本书能够顺利问世，首先应该感谢周红兄和责任编辑鲍广丽女士。没有周红兄的牵线搭桥，没有鲍广丽女士的督促，就不可能有本书的出现。应该感谢的人还有：感谢我的导师沈卫威教授，在南京大学跟他读研及读博期间，他的治学方法、他对史料的重视和关注深深影响了我，使我为学术研究的展开做了最初的阅读积累；感谢南京大学的丁帆教授、王彬彬教授等老师们，正是从他们的课堂上和论著里，我逐渐开始有了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当然也应该感谢我的合作导师山东大学的郑春教授以及本专业的其他老师和同事们，刚到山大工作，承他们在生活、工作等多方关照，我才能迅速安顿下来并完成这本书稿的写作；而多年以来，我的家人一直给予我默默的支持与鼓励，虽不言谢，但心里是当谨记的。

这是关于陈衡哲的第一本传记，由于没有太多的研究资料可供借鉴，书中粗疏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我诚挚地期待着来自各方专家学者的批评。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山东省博士后创新项目”的专项资助，在此一并申谢。

史建国

2010年春于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