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会庆先生历经三载辛勤编纂而成的《道家经济思想：起源、历史与现代启示》，搜罗宏富，体例完备，略古详今，颇多高见。西方的经济学界，无论是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还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张，无论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都主要是以人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为前提来阐述问题提出论点的。

什么是道家经济思想呢？道家经济思想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道家经济思想所呈现的面貌往往不尽相同。因此，想给它作出清晰的界定是困难的。我们认为，了解研究对象的最佳办法，莫过于研究它的历史。金会庆编著的《道家经济思想》对道家经济理论的讨论，就拟从历史入手。若能通过历史叙述展现出道家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它的形态的演变，笔者撰写本书的初衷也就实现了。

序

引论

第一章 道、道家与道家的起源

 一、“道”

“道”：从具体到抽象

“道”的哲学含义

“道”的特性

 二、道家

道家及其特征

道家的演变

 三、道家的起源

道家出于“史官”?

“隐者”：道家的先驱?

道家：对远古社会的追忆?

是否存在“前道家”?

第二章 原始道家的经济观

 一、《老子》的经济思想

“为无为、事无事”论

“节欲”论

“均平”论

“小国寡民”论

 二、杨朱的经济思想

“个人本位”论

“全生”．论

“全生”与“纵欲”

 三、《庄子》的经济观

“顺物自然”的政治观

“无欲”论

“不利货财”论

对技术的态度

至德之世

第三章 黄老道家的经济观(上)

 一、黄帝：从传说到“现实”

 二、黄老道家先驱者的经济观

文子的经济思想

计然的经济思想

范蠡的经济思想

 三、《黄帝四经》的经济思想

与天道总

天稽环周

以法为符

守地、守天

均平

赋敛有度

 四、《管子》的经济思想

“本末”论

“分工”论

“贫富有度”的分配论

“轻重”之策

经济与道德

 五、慎到的经济思想

《慎子》的思想基石：黄老之学

立公弃私

“自为”与“为我”

以“道”治国

“君子”、“小人”的经济关系

第四章 黄老道家的经济观(下)

 一、《吕氏春秋》的道家经济思想

《吕氏春秋》与黄老之学

“义利”观

“本末”观

“公平”观

 二、陆贾的经济思想

陆贾与汉初经济政策

道莫大于无为

“与民休息”的主要措施

无为政治的开启

 三、《淮南子》的经济思想

黄老之学的最后巨著

“各安其性”的社会分工思想

“其耕不强，无以养生”的重农思想

“以便民事”的工、商思想

“量民积聚”的赋税思想

 四、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与道家

“至治之极”：“和乐”社会

“因应”：治国的最好原则

商不出则三宝绝

“无为”：汉初成功的经验

 五、黄老之学淡出主流意识形态

汉代治国指导思想的改变

主流经济思想的转换

黄老之学的走向

第五章 贞观、开元之治与道家经济思想

 一、隋唐时代的道家

道家形态的变化

老子及《老子》地位的变化

道教对理论问题的关注

 二、李世民与唐王朝道家治国方针的确立

从“三教”并重到以道家治国

李世民对道家治国的选择

“安人理国之要”的讨论与道家治国方针的确立

 三、李隆基与开元时期的道家治国

李隆基“崇道”的一生

以道治国

李隆基《老子》注、疏中的经济思想

 四、道家思想与唐王朝的经济政策

第六章 道家经济思想与宋代“功利”思潮

 一、“事功”与“功利”

 二、北宋的“功利”之学与道家

“庆历新政”：“功利”思潮产生的背景

李觏“功利”思想中的道家因素

王安石的“功利”之学与道家思想

 三、南宋“功利”之学与道家

陈亮的“功利”之学与道家思想

叶适的“功利”之学与道家思想

第七章 道家经济思想在明清时代的余响

 一、丘浚的“听民自为”说与道家

“听民自为”说的提出

丘浚以“听民自为”为基础的经济观

 二、陆楫“侈靡”拉动经济说

 三、王夫之“民自利”说与唐甄“民自为”说

王夫之的“民自利”说

唐甄的“民自为”说

 四、魏源、严复的经济思想与道家

魏源的经济思想与道家

严复的经济思想与道家

第八章 道家经济思想的现代启示

 一、从华莱士在美国实施“常平仓”制度说起

 二、道家思想与西方经济学

道家思想与西方古典经济学

道家思想与西方现代经济学

西方学者为什么关注道家

 三、道家经济思想的现代启示

道家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史的重新认识

启示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启示二：富民的同时也要节俭

启示三：市场经济需要信用制度

 四、道家思想与现代生态观

环境忧患：现代生态观的产生

道家生态观的出发点：“天人合一”

道家的生态原则

     引论

      一

《孔门理财学》出版后颇受重视，经济史家胡寄窗曾说，《孔门理财学》是中国人“在西方刊行的各种经济学科论著中的最早一部名著”。陈焕章之所以强调“避免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视角去曲解中国古代思想”，也可能想借其书展现“中国古典经济理论”。

三十年后，王亚南也感到不能总是用“舶来品”而且是“转口货”（按：中文“经济学”一词是从日文转译的）的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经济现象，于是倡导“我们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并主张建立“中国经济学”。

但是，他们都不是成功者。陈焕章虽然使用了中国的文献资料，但是把这些资料装进了西方经济学的筐子里；王亚南要“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但他只是将《资本论》用于中国的研究。他们都没有为自己规定过梳理出“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任务。

现在，翟玉忠向自己提出了这个任务。

       二

翟玉忠梳理出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是什么样子呢？他认为，“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就是一种完整的非均衡经济学”，它包括以下两个基本假设，即：

A主客互系，人不可能具有完备的关于“客体”的知识。《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以《老子》强调对事件进行深入观察和深刻体悟，这也是尊崇道家的布莱恩·阿瑟不断劝诫信息时代的商业领袖的：要常从“无”中去观察领悟“道”的奥妙；要常从“有”中去观察体会“道”的端倪。（《老子·第一章》原文：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B市场不会自动实现均衡，需要人为的调节才能实现市场的动态平衡。《老子·第七十七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所以《老子》要当时错误的“人道”服从于自然法则“天道”，做到“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以期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均衡。

为了确立“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这一概念，翟玉忠把中国学者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用西方经济理论对中国古代学者经济思想的研究，看作“用西方经济学的手术刀肢解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把中国学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所作的完整论述的努力，看作不过是想“将这些被肢解的尸块用逻辑的胶带粘连在一起”。他要撇开中国学者们所使用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避免去“克隆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本身”。我们赞成翟玉忠提出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概念。“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虽然缺乏“实证”的研究，但它毕竟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翟玉忠也可能是这样看的，他提出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三原则（即“自然原则”、“均平原则”、“储备原则”），或许就是为揭示“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体系所作的努力。翟玉忠提出的三原则未必是定论，但我们赞赏这种努力。

不过，我们不太同意翟玉忠将“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归结为法家学说的观点。翟玉忠虽然也很关注道家，在阐述中国古典哲学基础时甚至对道家还给予了特别的注意，但在谈到“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时，则认为道家只是为“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提供了哲学的基础，而其理论体系则在法家那里：“它（指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是以道家哲学为基础，以法家为政治经济体系。”

但是，我们对翟玉忠所说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考察后发现，他的论点和论据往往与法家关系不大。

第一，他在谈到“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两个假设时，所引述的论据却是《老子》而不是法家著作。第二，他认为最集中表现“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逸周书》和《管子》这两部著作，究竟是不是属于法家，也是一个问题。第三，翟玉忠所提出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三原则，能不能说都出自法家，同样值得讨论。如关于“自然原则”。翟玉忠自己就说过：“班固在作《汉书》时，将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自然原则阐述得很清楚。”

班固是属于儒家的史学家，他所阐述的“自然原则”自然不是属于法家的东西。其实，众所周知，对“自然原则”讲得更清楚的应该是道家。在道家那里，“自然”与“道”、“无为”几乎是同等重要的概念，离开自然原则，道家这个学派是否可以确立，都将是个问题。

又如关于“均平原则”。这似乎也不是法家的原则。在奖励耕战、重赏重罚、实施功勋制等法家的主张中，体现的就不是“均平原则”，而是以绩效为依据的功利原则（虽然黄老之学也讲功利，但与法家实现功利的途径则不一样）。即使像翟玉忠所说的以“物价调节、平均赋税、每个人平等地享受自然资源”等为内涵的“均平原则”，也并不全出于法家，相反，《老子》的“损有余以补不足”主张倒更能体现“均平”精神，而将“均平原则”具体化为维持粮食价格平衡的“平粜”措施的，则是黄老之学先驱的计然。

再如关于“储备原则”。在道家那里，似乎有反对“储备”的倾向，如《老子》所说的“多藏必厚亡”、《庄子》所主张的“知作而不知藏”，就是这种倾向的表现。但是，富有道家思想的计然，则从商业运营角度明确提出了“积著之理”，而“积谷防饥”更是中国的传统主张，在道家著作中也有这一主张。如《礼记·王制》就指出：“国无九年之蓄，谓之不足；无六年之积，谓之悯急；无三年之蓄，谓之穷乏。”  总之，将“三原则”都归结到法家那里去，似乎有“掠别家之美”的嫌疑。通过对翟玉忠“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考察，倒给我们一个启示：与其到法家那里去找“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还不如到道家那里去发现“中国古典经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