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纵队》这本书描述的是1946年年中至1947年年末这段岁月内，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昆仑纵队”这样一支几百人的队伍转战陕北，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殊死周旋、殊死搏斗的战斗历程。它给予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震撼，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力。作者东生是性情中人，是一个激情澎湃，有高度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战士。

《昆仑纵队》一书描写了1947年到1948年。胡宗南率领30万国民党部队对我西北解放区大举进攻。驻扎在延安的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延安城，转战陕北。为了保密，中央军委化名“昆仑纵队”，最终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石率领昆仑纵队打败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

《昆仑纵队》作者东生是性情中人，是一个激情澎湃，有高度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战士。由东生编剧的、声誉甚隆的《巍巍昆仑》电影和话剧，就是以《昆仑纵队》这本集子改编而成的。

初版前言

题词目录

题词

特邀顾问

再版序：曙光就在前头

卷首语：“愚公”不愚‘移山”不止

昆仑纵队(电影小说)

巍巍昆仑(史诗剧)

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大事记

从延安到西柏坡(日记片断)

初版后记

再版后记

黄河翻腾，旋涡飞转，咆哮着冲向岸边的岩石，激起千万朵白色的浪花。

1946年深秋，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早晨。两架国民党“野马”式飞机由南往北，沿着黄河低飞侦察；而后又折向西北，往延安方向飞去。

这时，在延安凤凰山上，丹子姑娘正绽放笑脸，向着蓝天歌唱呢。她那清脆嘹亮的歌声，随风飘向远方：

今天盼来明天盼，

中央来了盼晴了天。

中央来了大发展，

山丹丹开花红满了山……

突然间，姑娘的歌声被敌机的呼啸声所打断。在山上放羊的娃子，像一只受惊的小羊羔，连跑带跳地奔来，喊着：“姐姐！姐姐！”丹子把他搂在怀里，轻轻抚摸着他的背，安慰道：“别怕，别怕。”

黑色的“野马”在延安上空盘旋侦察，转了一圈又一圈。丹子搂着弟弟，隐蔽在树下。敌机从头顶掠过，卷起一阵狂风，把树叶儿吹得纷纷扬扬，洒满一地。看到机身上涂着的国民党党徽，丹子那双黑亮的眼睛进射出愤怒的光芒。娃子把脸贴在她的胸口，看着“野马”像乌鸦一般不停地在头上转，担心地问：“姐姐，会不会……？”丹子没有吭声，但知道问的是，敌机会不会像三个月以前那样往下扔炸弹？她忘不了，8月2日，国民党八架飞机突然飞到延安上空，疯狂扫射达20分钟之久，向我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坪扔了11枚炸弹。那天，她和娃子正好在王家坪后山放羊，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飞机轰炸的情景，确实吓人哪！爆炸的气浪把她摔倒在山洼里。两只羊羔被炸死了。娃子吓得哭不出声音，讲不出话来，只是紧紧地抱着姐姐不放。可这一回，看着“野马”撒野，丹子倒不觉得怕了；娃子虽然紧张，却也能讲出话了。敌机没有轰炸，也没有扫射。但这两只“不祥之鸟”，在蓝蓝的天上留下了一片乌云。丹子和娃子预感到，敌人真的要打延安了。

就在两架敌机盘旋侦察的时候，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从延安的窑洞飞到了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所在地。李参谋拿着电报从地下室走出来，随即在梅园门口上了汽车，急驶而去。不一会儿，他就把电报交给了坐在谈判桌旁的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副主席。美国马歇尔将军和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一见，不安地互相望了一眼。周恩来副主席看罢电报，两道浓眉像剑一般扬起，慢慢站起身来说道：“我们正在这里进行和平谈判，可是，延安上空却有两架国民党飞机在盘旋侦察。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你们提出严重抗议，并再一次提请你们注意：我们决不在任何武力威胁之下同你们谈判。再见！”说罢，周恩来副主席愤然离席，拂袖而去。

马歇尔急忙站起来想说什么，但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陈诚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暗自高兴，因为不是别人。正是他派飞机到延安去“示威”的。自从5月间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到南京、宣布陈诚为参谋总长以后，陈诚就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几次跃跃欲试地想拿下延安，但总是未能如愿。7月中旬，国民党调集10个整编旅、12万人马，企图对延安发动闪电战，后来因为主力被调往陕南堵截我中原突围部队而作罢。8月2日，敌机偷袭延安，也是想乘我不备侥幸地消灭我军总部，结果又落了空。8月底，在王震将军率领三五九旅从中原突围到陕北之后，陈诚又一次来到西安，部署对延安进行突然袭击。但是，两个月过去了，计划还没有实现。到了11月，蒋介石、陈诚又秘密调集15个旅，准备分三路进攻边区，偷袭延安。看来这一次，他们真的要大打出手了。

战争的阴云正向延安上空积聚。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分别召开干部大会，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习仲勋、林伯渠等在会上讲话，号召中央机关全体人员和边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团结一致，不怕牺牲，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会后，彭德怀将军立即奔赴南线视察防务。延安掀起了练兵、参军、增产、防特的热潮。各中央机关开始了第一次大疏散，除必须留在延安坚持工作的以外，其他人都转移到后方去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只留下一个女播音员继续播音，其他人在瓦窑堡附近建立了预备电台。边区政府成立了总动员委员会，并命令各县改组政府机构以适应战争的需要。新华社发表评论：“边区周围战争空气已显紧张。”《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紧急动员起来，保卫边区》，指出：“蒋介石对边区发动进攻，只是时间问题了。”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心中像压着一块石头：周恩来副主席还在南京，怎么还不回来啊？敌人会不会对他下毒手呢？

周副主席在敌人的心脏里坚持战斗。11月16日中午，梅园新村饭厅内挤满了人。记者招待会原定2点半举行，但有人吃了中饭就来了，有的报馆来了十个人。记者当中也混杂着几个特务。一位戴眼镜的老记者恳切地问道：“周先生，我很痛心，和平谈判真的无可再谈了吗？”

周恩来副主席心情沉重地说：“是的，国民党昨天召开了所谓‘国民大会’，这就最后关闭了和谈之门……”

一个穿西装的记者油腔滑调地问：“撇开‘国民大会’不谈，请问周先生，您有什么最新的事实可以证明，政府当局对和平谈判没有表现出极大的诚意呢？”

周恩来副主席愤愤然说：“国民党一边说要和平，一边秘密调集重兵，准备攻打延安……”

“具体点，请具体点！”特务记者尖声叫道。

老记者怒气冲冲地说：“先生，随便打断别人讲话，这是很不礼貌的！”

场内发出了吼声：“出去！滚出去！”

特务记者灰溜溜地走出饭厅，消失在人群之中。P6-8

我揪着心、噙着泪读毕了《昆仑纵队》这本并不厚的书。脑海中不时闪过许多镜头，久久摆脱不开。那颤颤巍巍地把一切，直至从磨盘上扫下那最后一袋玉米面，都献给了子弟兵，自己回到家里，一头栽倒在炕上生生饿死的徐大娘；那把自己家里仅有的一点小米、黑豆献给前线将士，却又硬撑着病病歪歪的身子，千里迢迢把公粮送到前线，又抢着抬担架，终于饿得昏了过去的吴老汉；那抓着毛泽东的膀子，一声一泪地哭诉着：“为了革命，陕北人民，除了胃里的东西，统统都拿出来了”，也曾经饿得昏了过去的区委书记老高。多么好的老百姓，多么好的基层干部！有这样数也数不过来的比金子还珍贵的老百姓和干部支持的军队，怎么会打不赢倒行逆施、专事掠夺杀戮老百姓的蒋介石反动军队？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显示的就是这样一条无可争辩的真理。

《昆仑纵队》这本书描述的是1946年年中至1947年年末这段岁月内，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昆仑纵队”这样一支几百人的队伍转战陕北，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殊死周旋、殊死搏斗的战斗历程。它给予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震撼，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力。

就在1947年岁末，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之际，毛泽东发表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著名报告。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他充满激情地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其实，这个历史的转折点和伟大的事变，毛泽东是早就有预见的。早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战争的一天起，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那个时候，战争乌云压在中国上空，可是铺天盖地呵！胡宗南指挥十万大军进攻延安，同时，蒋介石又指派多路军队进攻我东北、华北、华东……各解放区。国民党反动派恨不得把我党中央、把延安军民一口吞下，他们连庆功会都安排好了。可是最后呢，胡宗南军队逃不脱兵败如山倒的惨败命运。

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是何等英明！而后，从1947年末，毛泽东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到1949年岁末，也就是两年光景，蒋家王朝800万军队，在人民解放军铁拳下，摧枯拉朽，溃不成军。蒋家王朝几乎顷刻间就土崩瓦解。蒋介石和他的残兵败将，惶惶如丧家之犬，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退踞台湾一隅。在这期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真正摆脱了三座大山的重压，站起来了。形势发展如此之快，快得令人目不暇接，令人瞠目结舌！

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我们现在也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当然，我们今天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我们今天的立足点、起跑线和面临的任务，与1947年岁末有很大的不同。在我们的对阵，再没有一个由美式武器和装备武装到牙齿的蒋家800万军队。我们的任务是力争抓紧战略机遇期，建设起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国人民总体上过上了温饱生活，正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当然，我们仍然面临许多前所未遇的挑战：经济结构相对落后，资源匮乏缺口，生态环境恶化……加上世界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以及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对我的渗透、演变，从未放松，又加上祖国的南大门风浪迭起，觊觎我南海宝藏的无良邻居，蔑视我神圣主权，挑衅频仍……国际条件如此复杂多变，给我们带来的困难和压力是当年延安时期所不能想象的。

每个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就从来没有松松快快的日子。我们现在只就物质条件而言，比起当年简直是天壤之别了。延安时期，那是什么物质条件？真的是到了难以生存的地步。行军途中常常吃不上饭，冬天来临穿不上棉衣，伤病员缺医少药……连毛泽东都是常年以黑豆糠菜糊糊充饥……在这样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延安军民精神条件却极其丰盈充沛，始终牢牢地占领着人世间罕见的精神高地。人们为追求崇高理想，以苦作甘，与群众的关系真正做到了水乳相融，亲密无间；战士脱了军装是百姓，穿上军装是士兵，堪称举世无双的人民子弟兵。“昆仑纵队”在同蒋介石军队打蘑菇战时，在我军与敌军相比是1：10甚至1：20至为不利的情况下，最近处离敌人只有400米，但是敌人硬是两眼漆黑，一无所察，这不是老百姓对子弟兵全心悉意的保护，能做到吗？世界上有哪一支军队能同人民群众保持这样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国解放区土地上的军民关系真正成了任何顽敌也攻不破的铜墙铁壁！我们的军队在贴近400米的“贴身距离”内，硬是噤声不言，了无动静，就象是到了无人区。如果不是枪炮轰响，怕是连掉一根针的声音都可以听见。这就证明这支军队是一支纪律极其严明的军队，是人民利益“高于天”的军队。物质贫困，精神富裕，这就是当年延安生活的写照。今天我们物质富裕了，在精神方面一定要向延安军民学习，向延安精神学习。当然，我们今天有着很多精神方面的闪光点，涌现了许许多多的群体英雄以及许许多多“最美”称号获得者……但是在某些范围，某些领域，某些空间，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显得相对贫瘠，甚至丑陋。一些人们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稀薄，对金钱和物欲的追逐浓烈；诚信扫地；欺诈横行；黄赌嫖毒时有所闻；官场腐败风行；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脆弱。人们感叹，当年根据地时期那种干群、军民鱼水情在一些地方荡然无存了。要扭转被错乱了的价值观，要捍卫被冲破了的伦理、道德以及法律底线，我们有多少艰难的事要去做，多少险阻要去克服！

学习延安精神（当然也包括长征精神、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改革开放后的抗洪救灾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等等），是我们当前面临历史节点、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迎接新的长征的强大原动力。

从《昆仑纵队》和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我们读到的，对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最可珍贵和最有启迪、教益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一个血肉相连、浑为一体的党群、军民关系。只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的领导，才能铸造和凝聚成这样一种党群、军民之间的血肉关系。这是必然的结果，也是必然的效应。当然，也只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我们才能在华夏大地上建设起壮丽的科学社会主义大业。顺民者昌，逆民者亡。有了群众，就得天下，失去群众，就失天下。蒋家王朝的溃败提供了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样板和教训。只要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我们党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我们依然能够保持并发展延安时期那种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我们就必将无往而不胜。

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最后一段话，今天读来，仍然给我们以十分新鲜的启示和莫大的智慧。他说：“我们清醒地知道，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会有种种障碍，种种困难，我们应当准备对付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最后他再次满怀信心地说：“曙光就在前头，我们应当努力。”这段话使我们至为感动，这段话的重量千钧万钧，这段话使我们对光明前景充满憧憬。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丧失信心，犹豫彷徨。一个民主、富裕、强盛的新中国就在前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付出加倍努力！

《昆仑纵队》这本书给了我们信心和勇气，衷心感谢这本书和它的作者。作者东生是性情中人，是一个激情澎湃，有高度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战士。由东生编剧的、声誉甚隆的《巍巍昆仑》电影和话剧，就是以《昆仑纵队》这本集子改编而成的。这本集子的第一版于1983年出版，迄今将近30年，坊间已很难觅到这本集子。我近日重读这本集子，一口气读下去，情不能禁，难以掩卷。这是一本对我们大家，尤其是对年轻一代，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以及将来的后人都是十分有益的、且不失时尚的读物。它的再版是富有价值的。

是为序。

二○一二年七月七日

“飞雪迎春到”时，解放军出版社初次出版我的第一部回忆录《中央领导与<巍巍昆仑>》。

“山花烂漫”时，四川文艺出版社又热情再版我的电影小说《昆仑纵队》。

这两本书原是一对“双胞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密不可分：同一个题材——转战陕北，同一个名称《巍巍昆仑》，同一个时间——1981年出生。

那么，为什么又出了个《昆仑纵队》呢？我最初的题目是《巍巍昆仑》，可不少人认为“太虚”，于是，王震将军建议，改为《昆仑纵队》会更加吸引人，因为这是党中央的代号。

为这两个题目，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无法统一，直到1986年11月12日，胡耀邦总书记接见我们时说：“《巍巍昆仑》这个题目，第一次我看了‘不行’，第二次认为‘还可以’，第三次想来想去‘没有比它更好的了，那就叫《巍巍昆仑》吧！’”这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这场“争论”才算画了个句号。

可是，历史是不能改变的。

1982年夏，人民日报出版社决定出版《昆仑纵队》一书。由于我的‘忘年交”朱佳木(陈云秘书)的不懈努力，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在病中题写了书名《昆仑纵队》。这四个大字，3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金光闪闪，越看越令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1983年2月出的《昆仑纵队》一书早已绝版，还是一位年青的朋友从旧书店里偶然发现一本买来送我，并说无论如何要再版，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

在此，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深深怀念和感激王震将军和一大批老革命家，正是他们领导和指挥干军万马，夺取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创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回忆录发表的《巍巍昆仑》电影文学剧本，是胡耀邦看过后我再加修改的第12稿。这个剧本的初稿是和《昆仑纵队》电影小说同时出生的胎儿。剧本经过上百人阅看和修改，特别是著名作家徐怀中和陆柱国字斟句酌；除了胡耀邦以外，杨尚昆、习仲勋、胡乔木、叶子龙等都仔细阅改，这实在令人感动。作品的成功，离不开集体的努力，尤其像《巍巍昆仑》这样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更是群众智慧的结晶。

在此，我要再次感谢支持过我的逝去和健在的同志们，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对《巍巍昆仑》情有独钟，没有他们的悉心指导和热情相助，这部作品是出不来的。

1981年是建党60周年，应中国著名戏剧大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之约，我下定决心将电影剧本改编成大型史诗剧《巍巍昆仑》。黄院长特地派导演张启德和我一起讨论。在张导演的指导下，我写一点，他看一点，边看边提意见和建议，最后由上海人艺打印成册。正在此时，西安话剧院特派曹景阳、赵克明专程来上海找我，希望把话剧剧本给他们。在征得上海人艺同意后，西安话剧院将打印本取走。西安话剧院和上海人艺同时把话剧本修改成演出本并在“七一”上演。西安话剧院后来在北京演出获得好评，并在陕西省获奖。本书发表的是上海人艺打印的我的原创剧本，而不是上海人艺和西安话剧院的演出本。

《毛主席转战陕北大事记》，是陈荒煤老师要我写的。初稿比较简单，但也得益匪浅，不仅为我创作电影剧本提供了一条历史的红线，还成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周恩来年谱的参考资料。经过几次认真的修改，在陕西人民出版社郭洛夫的协助下，特别是中央档案馆让我看了有关的机密电报，这本《大事记》具有更加权威的史料价值。胡乔木在写作《回忆毛泽东》时，专门抽空看《大事记》，爱不释手，甚至睡前一边泡脚一边看，看后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喜出望外”。临终前又对我说了一句：“你在陕北没有白待。”这是从1946年我们相识到1992年永别的46年间，他当面讲的唯一的一句表扬我的话。

本书首次发表的《从延安到西柏坡》日记片断，之所以特别珍贵，因为它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史料。我从小爱写日记，一本又一本，尤其到了延安，每天坚持写，而且是当作散文练笔，每天的日记都有一个小标题，一个中心。可惜，在战争环境下，随时都要做好被敌人俘虏或牺牲的准备，而日记是最容易泄露秘密的。在转战陕北途中，每次行军前，昆仑纵队“四大队”(新华社)大队长范长江先要集合队伍宣布纪律，第一条就是日记要烧掉，而且，他那双锐利的目光不时盯着我看，因为他知道我一直在写日记。这样，我必须把日记烧掉，再舍不得、再心疼也要全部烧毁。待行军到了新的驻地，我又赶紧把烧掉的日记内容追忆写下，好在我当时还不到18岁，记忆力特别好。然而，又要行军了，日记又得烧，这样烧了又写，写了又烧，不知经过多少个轮回，自然剩下的就越来越少，直到1947年12月党中央毛主席到了杨家沟，战局才稳定下来，日记也保存下来，几乎可以出一本厚厚的书了。万万想不到，“文革”大难临头，胡乔木被批斗、抄家，我的日记虽和机要文件一起藏在保密室的铁柜子里，但终究是要被查出来的。而日记里写了多少人和事啊！一旦被发现，那要连累多少人呀！思之再三，我终于在1968年初春，把几十个日记本扔进熊熊大火里烧了。庆幸的是，烧之前，我把转战陕北的日记，尤其是1948年3月离开陕北过黄河到西柏坡这一段摘抄了一点点。就是现在发表的这一点点，三万多字，尽管少得可怜，然而却是无价之宝。

在范长江率领下，新华社转战陕北的人，从最初20多人到后来的120多人，没有一个人写或留下日记，如今活着的也只有五个人，除我之外，还有张连生(88岁)、秦学(89岁)、杜牧平(91岁)、李宏烈(89岁)。日前，我一一给他们打了电话，只有张连生头脑清醒，兴奋异常；其他三个人都开始糊涂了，或者听不见，或者说不清。他们四个人都是搞后勤和电务的，编辑部至今就剩下我这个刻蜡板的文书，脑子还算灵活，毕竟我是他们的“小弟弟”呀！

在这里，我衷心祝愿老大哥们健康、幸福、快乐！

当我写完《后记》时，又找到了一位1947年12月到杨家沟的郝亮平，蒙他题词祝贺，特向这位“四大队”的“小老弟”表示感谢。

《昆仑纵队》和《巍巍昆仑》既然是“孪生姐妹”，那么，《中央领导与(巍巍昆仑)》这部回忆录，自然就成了这对“双胞胎”的“母体”。只有看了回忆录，你才能了解《巍巍昆仑》这部转战陕北的史诗巨片，从孕育到难产，经过多少曲折才终于出世。

我不相信“轮回”，但历史确有惊人的相似、循环和巧合。30年前，我请中宣部的挚友刘祖禹为《昆仑纵队》写了序言，但没有署他的名，而以“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室”名义发表。30年后，他又热情地为再版《昆仑纵队》写了《序》，题为《曙光就在前头》，并署了他的名。对此，我向他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知恩图报。我要深深感谢新华社上海分社、人民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文化部、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一切支持与帮助我创作《昆仑纵队》的朋友们，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为出版此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原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他比我年长十岁，至今思维敏捷，30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应我的请求，欣然挥笔题词。感谢原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杨瑛当年对我的热情支持。如今她耳朵已聋，不仅写了很长的一段话表示祝贺，又专门写信给我：‘谢谢您没有忘记我！”我是一个十分怀旧之人，杨瑛是我的老大姐，也是我的老领导，我怎么能忘记呢？感谢滕文生回国伊始，立即挥毫泼墨，为本书题词。他长于书法艺术，但从不轻易为人题字。说来很巧，22年前，我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编写组，每天中午去中南海小食堂吃饭，同桌的人除了温家宝(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人，最常见的就是滕文生(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后来，他公务繁忙，未再联系。不料，去年纪念“胡乔木诞辰10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我们又相遇了。我问他：“你还记得我吗？”他说：“你写了《看愚公怎样移山》……”从此，我们又联系上了。他除了用宣纸题字，又特地用电脑打字一份附上：“昆仑曾见乾坤转，一代英雄不世功。滕文生题”

可见，真正的友谊是不受时空限制的。

从1983年到2013年这30年间，历史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一条红线始终没有变——只要党、军队、人民血肉相连，就能无往而不胜！

我反复地想，“昆仑”是什么？答案——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党、军队、人民三位一体的“金字塔”，党领导军队，军队来自人民，而人民既在党的领导下，又是党所依靠的根基。

历史已经证明必将永远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才能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变成美好的现实。

尽管前进的道路上还要经历无数的坎坷和曲折，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华民族必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像巍巍昆仑一样，千秋万代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东生

2013年7月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扭转了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毛泽东

党中央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最大的人民战争。

——周恩来

从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至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我随毛主席转战陕北，共计三百六十八天。

——汪东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