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最真实的中德之恋！一个傲立异国的如兰女子，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传奇！

《结婚话语权》是一本传记体小说，以作者黄梅的实际经历为故事来源，讲述了主人公梅林和吉姆一段真实的跨国爱恋，诠释了作者对爱情和婚姻、对不同文化下的价值观和婚姻观的认知和感悟。

她嫁给吉姆，以为自己也嫁给了德国。

异国他乡，身患癌症的梅林如处死亡之岛，吉姆呜呜哭泣道：我以为你会死……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先生至诚推荐《结婚话语权》：一个傲立异国的如兰女子，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传奇！

梅林是爱吉姆，还是爱吉姆会弹钢琴，还是爱有很多人会弹钢琴的德国，她对此一直很迷惑。尽管迷惑她还是嫁给了吉姆，既然嫁了她就想婚姻进行到底。有一点梅林不知道，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权已经潜在地决定了人的命运，所以她的跨国婚姻还是破碎了。

异国他乡，梅林又身患晚期癌症，如处死亡之岛，乌云滚滚，黑浪滔天。

吉姆以为梅林会死。

天空将重放异彩……

生命之岛依然宽阔深远……

《结婚话语权》是一本传记体小说，以作者黄梅的实际经历为故事来源，讲述了主人公梅林和吉姆一段真实的跨国爱恋，诠释了作者对爱情和婚姻、对不同文化下的价值观和婚姻观的认知和感悟。

和李泽厚先生越洋电话 (代序)

我以为你会死

Ich dachte， du würdest sterben

钢琴与爱情

Liebe und Klavier

结婚话语权

Eheliches Rederecht

吉姆的孩子梦

Kindertraum von Jim

活着的样式

Lebensstil

记我的油画(代后记)

2000年这一年，无论是年初还是年尾，钟声都响个不停。这一年，所有的钟声都被命名为新千年的钟声。梅林，一位留学生，以最优成绩拿到了德国的博士学位，生了一个儿子，事业扬帆起航，她被这所有的钟声牵引着，被这所有的钟声鼓舞着，被这所有的钟声追击着，忙碌了一年。

这一年，不多不少，是梅林三十六岁的本命年，梅林属龙，龙是中国的图腾，象征着智慧、勇猛和胜利。

年底，梅林获得了一份忙碌后的生日礼物：一纸医生诊断。直肠癌晚期、淋巴转移、肝脏上布满小肿瘤。

太年轻。医生们都叹息不已。

为了挽救一个年轻的生命，12月18日，赶在圣诞节前，医生们为梅林施行恶性肿瘤和直肠彻底切除大手术。手术后梅林流血不止。德国的医院不允许亲属陪同，但主治医生有些慌了，让护士通知梅林亲属。护士说住院登记时就问过梅林女士了，她在德国只有一个儿子，一岁多一点，没有其他亲属。

梅林处在昏迷中，如同被放入了一艘船，白衣死神静立于船首，任船驶向死亡之岛。

死亡之岛峭壁林立，黑浪滔天，乌云滚滚。

梅林挣扎。

船，应该驶向生命之岛……

天空，将重放异彩……

不知过了多久，梅林感到手臂上发凉，苏醒过来，她看见了吉姆，站在病床前，手里捧着的一束花在晃动。但是这个人，既不是丈夫，也不能只称为朋友，更不是梅林的血缘亲属，他偏偏是梅林的前夫。一年多前梅林生下了一位中国人的孩子，和吉姆离婚了。羞愧甚至羞耻，怅然而又无奈，梅林微微一笑马上别过头去，免得吉姆看到她正往眼眶涌的泪水。此时梅林除了别过头，也没有其他办法，两只胳膊上都插满了管子、针头，泪水流出来没法抬手擦。哪知梅林强忍着不哭，却听到吉姆呜呜地哭，声音断断续续：“梅，林，你醒来了，我以为你会死？？”听到这话，梅林全身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细胞都彻底苏醒了，彻底活了，气愤直往上涌，取代了羞愧、羞耻和其他，她转回头冲着吉姆，不在乎他看到自己的泪水，居然发出不小的声音：“梅，林，你别乱叫梅林，你就只会说蠢话，我怎么会死，怎么能死，坦坦这么小。”冲口而出说到儿子，梅林抬眼看看吉姆，无法再说下去，无力地闭上双眼。

梅林闭上了眼睛，耳边却回荡起吉姆数年来对梅林的各种呼唤声，因为梅林给吉姆解释过，她姓梅，妈妈生她的那天，窗外一片梅树都开了花，爸爸就给她取名梅林。从小梅林就被父亲耳提面命：你姓梅，天生就是冬天不畏严寒盛开的花，林取博大宽广之意，爸爸希望你长大后有博大精深的知识，更有宽广的胸怀。在成长的岁月中，梅林隐隐约约觉得父亲取名未必想那么多和远，父母第二个孩子还是生的女儿，妈妈怀了第三胎，但是父母决定全力抚养两个女儿，不要了，妈妈说打下来的第三胎医生说是个男孩。一定是从那个时候起，父母决定将两个女儿当男孩来培养，尤其是对长女，所以父亲把梅林姓、名的意思都强化了。吉姆曾经是梅林的男朋友，后来又成了丈夫，他应该叫梅林的名字，林，但是吉姆也喜欢上梅花，叫梅林的时候，经常温柔地叫一声“林”，又欢喜地补上一声“梅”，偶尔急的时候，就“林、梅、梅、林”颠三倒四地叫，叫得梅林有些欢喜也有些烦。

眼睛闭着，梅林想，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看来我还不会死，因为我言又不善了，我怎么还有气愤，还想叫起来。梅林的气愤，一定藏得很深，很秘密，多数时候甚至被梅林掩饰得很好，别人不会知道。

梅林真怨，怨恨命运。

怎么是我？这么年轻患癌症的怎么偏偏是我。梅林小时候得够了病，三岁得过胸膜炎，四岁得过肺炎，胸膜炎、肺炎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梅林五岁在幼儿园又被传染上肝炎，肝炎好起来就没有那么快了，间或几年复发，而且一直到中学梅林的肝都肿大。惹妈妈生气的时候，妈妈说梅林你怎么就不得脑膜炎呢？宁愿你得脑膜炎，其他别的“炎”(盐)都别得，都省着给我做菜用。宁愿你得了脑膜炎脑子笨一点，别的“炎”没得身体好一点，我就少操了好多心，身体少受好多累。梅林小时候，妈妈尽抱着她看病上医院了。可是梅林偏偏另样，梅林不仅没有得脑膜炎，脑子还好使得很，小学、中学一路成绩第一，妈妈也没有觉得梅林多了不起，梅林的成绩本她不看，倒是老看梅林的病历本，妈妈把梅林所有的病历本都收得好好的，说今后凭着这些厚厚的病历本梅林也许不用去农村插队，那她抱梅林、背梅林看病才没有白费力气。哪里知道1977年恢复高考了，等到梅林中学毕业参加高考，妈妈慌了，把梅林所有的病历本一把火都烧掉了，好像烧掉了病历，女儿就从来什么病也没有得过似的。好在女儿还争气，不知不觉中已经长成健康的大姑娘，高考体检一次性通过，上了北大。妈妈又说，梅林你小时候得过足够多的病，有足够的免疫力，今后什么病也不会得了。是啊，梅林上了北大，身体越来越好，成绩也不错，又考上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又出了国，出了国又获得了博士学位，获得了博士学位梅林才开始工作，工作挣钱了才能孝顺父母，才敢生儿子。转眼梅林三十六岁了，儿子才一岁多。

怎么就是我得癌症啊？？？梅林真怨。

梅林有怨恨，但是自己也未必知道。此时此刻，梅林刚从手术的昏迷中醒来，怨恨被满身的管子、瓶子装得紧紧，被缝伤口的线锁得密密，梅林自己都不知道。但是这个吉姆，他跑来了，而且来了第一句话就说以为梅林会死，把梅林心底的怨恨像马蜂窝样捅破，让梅林的怨恨往上冒。

梅林不仅有怨恨，她还有恐惧，极大的恐惧。  获得“荣幸”的癌症诊断书之后，梅林去做各种提心吊胆的检查，随着进医院的次数一次一次增加，随着医生让梅林做的各种检查一项一项进行，随着自己对这个病情一点一点切实了解多了，这个病的影响、后果就一步一步清晰起来，梅林内心的沉重也就一码一码加重了。胸肺照片子那天，梅林上身光着在暗室里被仪器推来推去，平时检查身体可能不觉得，但是那天她很紧张，健康时梅林在大自然中裸体晒太阳、裸体拍照片，觉得身体是一种美，如今病了，脱得光光的身体被现代文明仪器扫来扫去，梅林觉得屈辱、丧气，又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结果出来了，医生告诉梅林胸肺没有癌细胞转移，她连声对医生道了好几声谢，但是心情却没有轻松多少，因为过两天还要做CT检查肝脏，梅林突然有“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的感觉，因为小时候就得过肝炎，而且几次复发过，拖的时间最长。

过了两天，肝脏CT检查。结果是：肝脏上布满小肿瘤。医生说，如果梅林肝脏上的癌病转移是一小块，可以在做直肠手术时一起切除，但是梅林的癌病转移布满全肝脏，不能切除。

梅林是癌症晚期，不仅淋巴转移，而且还转移到肝了。

梅林有极大的恐惧。

但是梅林除了怨恨和极大的恐惧之外，她还坚守希望。P11-17

和李泽厚先生越洋电话

(第一次通话，中国，周六早上7点)

黄：导师，我的书终于要出版了。

李：这有什么，现在出书很容易，自己出钱就能出。

黄：那怪我是您的学生，也变成了您的硬脾气。不写到出版社来找我出书，支付我稿费的程度就不出。

李：哦。你也是湖南人嘛，和我是老乡。但是硬脾气是你自己的，和我没有关系哦。

黄：导师，您还记得吗？08年奥运会那年，我就把我的“自传”拿给您读过，都是我的真实经历，从三十多年前开始记在日记本上，二十多年前开始记在电脑里，某一天我开始跟风，也想成就一本时尚的“自传”，写了三十多万字了，你读后评价，说对我刮目相看。但是中国现在，出版社出这些书，除了名人的，其余都让作者自己出钱。还有人劝我，出版一本“装帧设计高品位的自传”作为“一张出手不凡的名片”，对此我也不感兴趣，倒是我在写作中重新领会了文学，下定决心创作，

打破结构，力图在文学上提升，现在有出版社愿意为我出版，至少是个认可吧。

李：不管怎么说，是件大好事。

黄：但是您作为我的恩师，我希望您可以为我作个序，为我推荐。

李：我一贯不喜欢为人作序，况且八十岁已宣布停笔了。

黄：我知道您的个性，您自己的书从第一本起就不用别人作序，书本身就摆在那里说明问题。要是我这本书是本学术书，那也罢了，我自认为我也没有跟您学到多少学问，做您学生的那几年，您自己还很年轻，正值开放没有多久，您世界各地讲学研究去了，没有太多管我们学生哦。但是我这本书是有关生命的书，作为导师，您影响我更多的是生命，所以才跟您开口啊。

李：我没有学生。尽管我招过两届博士生、两届硕士生，但是我没有教他们，尤其没有教他们读我的书，也包括你，但你这本书不是学术书，是有关自己生命的书，难能可贵。

黄：导师，您还记得吗？我被录取为您的研究生之后，您才跟我说，您支持我这个本科学习理科的学生考您的研究生，但压根就没有想到我能考上。我听了立马大叫起来：“您明知我几乎没有希望考上，为什么还鼓励我考，我是破釜沉舟，不然大学毕业把我分配到湖南省气象局让我看天吃饭，我吃得下吗？”您也毫不词软：“我鼓励你考，是因为你表示你热爱美学，就在你来见我的前几天，还有个学生专门从外地到北京来复习考我的研究生，已经第三年了。你一年考不上可以积累经验，第二年再考啊。”也许看到我脸色都变白了，您当时露出了和蔼的微笑，说：“我也没有想到你还能考得这么好，嗯，到底是湖南妹子，有股拼搏劲。”您后来没有

再招过研究生，我们那一届的学生成了您的关门弟子。考上了您的研究生，我跑到您家去致谢，您突然来了情绪，说：“走，我今天想回北大看看。”走在北大未名

湖边，您指着一栋小红楼：“我刚入北大，得了肺结核，被隔离住在这个小楼上，整天读书。”我正想着您年纪轻轻得肺结核病多么可怜，您却坐到未名湖边的长

椅子上眼睛闪闪发亮，您的思维跳到别处去了，您问我：“你读过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吗？她还是学音乐的，出手就不凡。”我到底不在文科的圈子里，

当时还没有读过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但是导师“出手就不凡”这句话我却记入心里，作为一种境界，不必达，不可不求。导师，所以这次我写自传，文

字上不达到出版社觉得我的书好到能卖，可读，那我就不出了，这不能不说是受您的影响哦。

李(感慨起来)：哦，那些事你还记得，我完全忘记了。

黄：记得，记得。您给我们学生开的课不多，但是有些人生的学问，不需要开课，有时候您三言两语，我记着了，在岁月中体会很深。

李：那你还记得几样呢？记录下来，不要搞什么无聊的序，我们就把这个电话对谈记录下来放到你书里作序。

(第一次通话是以上这些，过了一周，周六，早上7点，我整理了第一次电话的内容，又给导师打电话，导师说上次放下电话，其实已经为我写了一段话，算个小序了，听得我心里感动，只是嘴上又说不出。导师坚持说我的这个电话记录代序更有意思，于是又继续。)

黄：您那天在北大还说：“我们去看看冯友兰先生吧，见一次不容易了。”记不清为什么了，那天导师和我却没能看成冯友兰先生。多少年在导师家里，不同气氛之中多次品味冯友兰先生送给您的那副对联：“刚日读史，柔日读经”。您多次提到您自己不爱交往的性格，不搞拉帮结派，成为孤独的思想者。不知怎么的，我的性格跟上您了，我的头发硬，性格硬，不爱交往，所以我写了一本书，从德国回到中国，出版界一个熟人都没有，我也这把年纪了哦，硬是自己像初生牛犊一样投稿，但是这个年月，你的书不够好，甚至很臭，通过关系，出版社帮你出了，赔钱不说，读者失望，最后成了废纸垃圾，这不是我喜欢的事。

李：我是独立大队，单枪匹马，所以一直受各种人的各种欺侮，从二十岁到八十岁，我也活过来了。你自己有本事，就能活过来。  黄：在社科院哲学所里上小课时，讨论深奥的哲学问题都记不清楚了，但是导师的一段大白话我却铭心刻骨：“生命就是这样，想死很容易，跳楼好了！但是活着却难多了！你要思考并决定怎样活着！”我这本书最后一部分题目就是“活着的样式”，我写书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看来这又是您潜移默化的影响。人死很容易，怎么活着却很难，我这本书，从我得癌症在手术后的病床上的思考开始，写钢琴、爱情、女人、男人、孩子、职业以及职业之外的追求，最后落到的点还是人怎么活着。

李：这是你最了不起的地方，一个小妹子，赤手空拳，跑到德国，异国他乡，一无所有，没有钱，又得了病，经历婚变、癌症等等，二十多年，就凭你的勇敢和固执，不仅保住了你这条小命，而且你至今保持了旺盛的热情、理想和天真。我很佩服。

黄：早上7点起床给您电话，整理完毕，发给您，我就要去医院做活检了，和您通话的时候忘记了死亡，更多的时候死亡还是追着我。

李：你打败过死亡，一定能再次战胜，希望你无往不胜。

这是一幅80×120厘米的油画。画面里两个女人都是我，在我德国的住所悬挂了十多年了。

正面的女人身穿着传统湘绣宝蓝色旗袍，静坐在椅子上，面部表情端庄，眼神庄严凝视着前方，中国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开在画面前方。背面的女人犹如一尊希腊雕塑，感性沉醉地回头，身体是裸着的，头结是火红的，与身着旗袍的女人的素白头结形成鲜明的对比。她站立在莫奈的睡莲湖由……

1996年复活节之前，从我柏林住所的所有大窗子望出去都是花，起居室的窗前是洁白的梨花，工作室的窗前是抽芽变绿的白桦树和粉红的樱花，如果出门，向我招手的是黄黄的迎春花。

那时，我是一个住在别墅里，没有孩子，被德国丈夫养着的衣食无忧的少妇。即使如此，在异国我有无法施展才能的失落，有无法消除的乡愁，我构思了这幅油画并请韩玉龙先生为我创作。复活节的前一天，油画完成了，正面坐在椅子上的女人是出国前的我，面部表情和眼神中有我永恒的精神向往，有四年北京大学民主理想教育所扎下的根，有内心燃烧的永不熄的追求，有不可亵渎的尊严，荷花作证。身上的湘绣旗袍是出国前妈妈为我买的，洁白的头结是我用当时两元人民币一条的真丝手绢圈起来的。背面站着的女人是出国后冉冉开放的我，滋滋感性的我，那里有维纳斯的沐浴，西方性开放和私生活的洗礼，想要个火红的头结与洁白的头结形成对比，正好德国婆婆送我的香奈尔牌子衣服袖子很长，我剪下自己缝了头结。许许多多的瞬间我犹如莫奈睡莲湖中的一朵睡莲……为此我专门跑到巴黎的莫奈睡莲馆中静坐了三小时。

离开德国丈夫时，我一无所有，只有这张油画。  十几年过去了，我患过晚期癌症，上有父母，下有儿子，作为单身母亲一个人承担父母老家的家、柏林的家、中国的家，三个家。是什么让我在许多的日子忘记远忧近虑，一个一个小黑方块地往前爬，写了30多万字的自传，存在电脑里，继续写这本《结婚话语权》。感觉促使自己活着与写作的，还是这幅油画中想表达的东西，根本的东西还在那里。

无论穿旗袍还是裸体，甚至是患了癌症，甚至是死亡，拥有的精神，总在那里。

作者2012年4月于北京西北德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