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前的大清帝国(第二任港督的中国笔记)》为英国第一部以中国为主题的普及型著作，面向普通读者。此书出版于鸦片战争前夕，是英国乃至欧洲都难得一见的真实接触中国的读本。

本书作者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为香港第二任港督，因为精晓汉学，被《剑桥中国史·晚清卷》的编纂者誉为“第一位汉学权威”。

作为英国第一部普及中国国情国人的读本，是当时的英国读者了解中国的重要参考，即使在出版后的几百年内，也被后来的无数研究中国的著作视为重要的参考书目。除了大量丰富翔实第一手的文本资料，本书还附有部分罕见的晚清图片，可以进一步帮助了解当时的中国。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天朝走向崩溃，而在崩溃之前，作为殖民者的英国人如何看待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

《崩溃前的大清帝国(第二任港督的中国笔记)》首版于1836年，四年后鸦片战争爆发的同一年，此书再版。这本书显然是英国读者在战前了解中国的重要参考，甚至某种程度上成了出征中国的中下层军官的行动指南。如今，借助这位后来的香港总督的记录，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再认识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

《崩溃前的大清帝国(第二任港督的中国笔记)》作者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运用了地理学与政治经济学等科学方法，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系、风土人情、重要城市、释道儒三教、文学艺术、农业与商业做了重点介绍，并进行分析，正是运用这些科学的方法，西方人揭开了神秘中国的面纱，看透了清朝“国富民强”的假象。

译者序

作者序

第一章 早期交流

罗马帝国、赛里斯与秦人

马可·波罗、阿拉伯旅行家与广州

开封府的犹太人

蒙古帝国与教皇

恶劣的葡萄牙人

费迪南·平托的冒险

海禁与澳门问题

天主教在中国的兴衰

马尼拉、荷兰人与台湾问题

尼古拉斯与国姓爷

第二章 英中交流(一)

1596：离奇失踪的使团

葡萄牙人：背信弃义的朋友

1670：与台湾的交易

英国公使的身份

1736：拒绝跪迎圣旨

“百夫长号”俘虏西班牙船

弗林特先生

英法水手冲突事件

宁波通商受挫

拜见两广总督

测量“阿尔戈号”军舰

澳门：司法杀人

外国海盗挑战中国司法

1784年：“炮手案”始末

第三章 英中交流(二)

1793：马嘎尔尼出使中国

不是“贡品”的“礼物”

广州的美国故事

交趾支那：英法竞争

南海海盗传奇

“海王星号”事件：皇帝受蒙蔽

澳门：三国角力场

和蔼可亲的松大人

两广总督的“顽疾”

1816：阿默斯特访华

践踏尊严的礼仪

17万英镑接待费

1820：屠夫自杀引起的争端

杀人案启示录

1822：广州大火灾

巨额债务：行商体系的变革

瑞士钟表匠之死

广州渐成“火药桶”

鸦片贸易的逻辑

走私船的挑衅

第四章 地理概述

气候与地形

长江与黄河

天下独绝的大运河

万里长城

江南省：最富裕的省份

鄱阳湖风光

福建：Tea(茶)的由来

苗境、苗族与苗乱

帝国的边疆

台湾与海南

四大属国与日本

第五章 历史纲要

被夸大的历史

孔子与四书五经

秦汉与鞑靼

有趣的三国

唐朝：太宗与宦官擅权

宋朝：文明而厌战的朝代

元朝：大都与大运河

明朝：耶稣会士与葡萄牙人

清初反满

康熙：最伟大的君王

乾隆：不一般的运气

嘉庆：奇特的遗诏

气数将尽的王朝

第六章 立国根基

专制制度与家长权威

政府的巨大财富

罕见而反常的现象：百姓公然批评政府

脾气最好的民族

真正的贵族

“三位一体”的皇帝

中央机构

地方机构

武举

腐朽的军队

刑法与刑罚

针对立法的评价

第七章 伦理道德

性格复杂的中国人

中国人为什么不诚实？

过度的民族自豪感

价值体系

“杀害女婴”的真相

人种问题

缠足：残忍的陋习

道德和政治优势

士农工商

皇室宗亲

重文轻武

关于“一夫多妻制”的误解

婚姻习俗

学校与教育制度

丧葬礼仪

第八章 风俗礼仪(一)

春节习俗

幼稚的消遣方式

迎春习俗

社交礼仪

隆重的晚宴

中国人的饮食结构

客栈、酒馆与赌场

劝酒与戏班

帝王的运动：狩猎与雪橇

第九章 风俗礼仪(二)

衣帽

衣料与时尚

念珠、荷包与鼻烟壶

发型与发饰

民居与豪宅

家具与室内装饰

马车与轿子

公馆、邮局与地图

发达的水运

水患：政府焦虑之源

第十章 京城气象

城墙

北城景象

不一样的南城

皇帝的困扰：饥荒、篡位与京畿民叛

圆明园纪事

皇室宗亲的生活

宵禁

缉匪：高效而不公

附录：关于广州杀人案的记录

译后记

参考书目

在13世纪，即蒙古人征服中国之后不久，拥有众多信徒的伊斯兰教似乎已在中国生根并得到保护。现在，这种宗教在中国受到高度的包容，阿訇的地位也得到政府的承认，但基督教却遭到他们无情地排斥。广州建有很多古老的清真寺，它们的尖塔成为引导航路的显著标志。

两个英国使团在造访中国期间都发现，伊斯兰教的影响无处不在。1816年的某一天，阿默斯特勋爵访华使团中的一些人正与马礼逊博士一起在距北京五十英里的某个村庄里散步，忽然发现某个贫穷商贩的灯笼上有中文“老马”(an old Mahomedan)的字样，于是询问其祖先的来处。这位老人回答说“来自西洋(the western ocean)”，但他只知道他的家族已经在当地生活了五代，却无法提供更多的细节。

到了南京附近，马礼逊博士还遇到另一位在政府任职的伊斯兰教徒。根据这位教徒的讲述，他的家族早在唐朝已经来到中国，大概与前述两位阿拉伯人访问中国的时间差不多，即公元9世纪。他还提到，在河南的开封府，还住着一些有中文名的信徒，然而从他们屠宰牲畜的习惯(将牛羊的蹄筋去掉)上判断，他们很可能是格鲁贤提到的犹太人。据说，犹太人早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已经到过中国，当时是汉朝。

开封府犹太人群落的起源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客居中国的耶稣会士们对此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相关内容已收录在《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八卷。在这个问题上，意大利耶稣会士骆保禄是最成功的研究者。

1704年，骆保禄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两年前就打算去拜访那些在这里被称为‘挑筋教’的人(Tiao-kin-kiao，他们在屠宰牲畜时去掉蹄筋)。我希望他们是犹太人；说不定还可以在他们那里找到《旧约》。但是，因为对希伯来文一无所知，再加上遇到了很多困难，我觉得不会成功，就放弃了这个打算。不过，既然你让我帮你调查清楚这些人的情况，我就只能遵命，并且尽量谨慎而准确地执行您的指示。

“我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他们很快就有了回应，并礼貌地来拜访了我。我去他们的拉比寺——他们的犹太教堂——进行了回访；他们所有人都集中在那里。在拉比寺，我和他们进行了长谈。我见到了他们的碑文，有的是中文，有的则是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向我展示了他们的宗教书籍，并允许我进入他们教堂最神秘的地方。那里一般人禁止入内，只有教堂的掌教才可以进去，而且只有在特别的日子才能进去。

“他们对我说，他们的祖先来自西方一个叫‘犹大王国’(the kingdom of Juda)的地方。那个王国在脱离埃及之后被约书亚征服。他们的祖先穿越了红海和大沙漠。离开埃及的犹太人大约有60万。他们让我确信，他们的字母表有27个字母，但他们通常只使用其中的22个。这与圣杰罗姆的说法相符，即希伯来人有22个字母，其中有5个字母组成了双字母。他们在教堂朗读圣经时，脸上覆盖着透明的面纱；这是为了纪念摩西，因为他蒙着脸下山，并且将《十诫》和《上帝的律法》带给了他的人民。他们每个安息日朗读一节；因此，跟欧洲的犹太人一样，中国的犹太人在一年中可以读完《律法》。

“朗读者将《大经》(the Ta-King)置于摩西椅上，他的脸上覆盖着非常薄的棉质面纱；他的身旁有一位提词人，而如果提词人出了错，另一个人会纠正他。他们对天堂和地狱的认识非常愚昧，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来自《塔木德经》。我跟他们讲了《圣经》中的弥赛亚，但他们对我讲的内容感到非常惊讶。当我告诉他们，弥赛亚的名字叫耶稣，他们对我说，《圣经》里提到的圣人耶稣是西拉的儿子。他们对我说的耶稣一无所知。

蒙古帝国与教皇

英诺森四世似乎是第一位派传教士去度化蒙古鞑靼或中国人的罗马教皇。1246年，他派修士乔瓦尼·卡皮尼经由俄国去拜访拔都可汗。

抵达伏尔加河畔时，卡皮尼等人被带到蒙古鞑靼的宫廷——大汗拔都将在那里驻跸。宫廷里展示的大量珍宝让卡皮尼感到惊讶。他得到很好的款待，并且携带了一封友好的书信回国。当他看到中国的佛教礼仪与天主教的礼拜仪式相似时，他感到高兴而不是惊讶。他还由此得出一个论断，即他们要么已经是基督徒，要么将很快成为基督徒。

1253年，在东征圣地的过程中，圣路易斯以同样的方式派卢布鲁克出访蒙古帝国，他想收获蒙古人的友谊。卢布鲁克最终抵达了蒙古大汗的宫廷。在那里，与他的前辈们一样，他看到了喇嘛教的敬神仪式与罗马天主教相似。他得出的结论是：喇嘛教的敬神仪式一定是源自某种伪基督教，可能是聂斯托里教派(景教)。

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马可·波罗游记中的细枝末节，我们的同胞马斯登(Marsden)已经对此做过大量极有见解的阐释。过去我们曾怀疑过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而现在，我们对其叙述方式的简约与准确表示欣赏。

绝大多数读者可能知道，在征服中国的忽必烈可汗的统治时期，两位威尼斯贵族——尼古拉斯与马修·波罗——造访了他的宫廷。他们受到热情的招待。在启程返回欧洲时，他们还收到再次访问中国的邀请。1274年，他们怀揣着教皇格里高利十世(Pope Gregory X)的书信，如约而至。同行者有马修·波罗的儿子，年轻的马可·波罗。凭借其天才和良好的表现，这位年轻人成为忽必烈的宠儿。在为可汗效力17年之后，他不无困难地得到了重返祖国的许可。回到威尼斯后，他讲述了中华帝国的富饶景象。但是，这些内容让当时的欧洲人感到不可思议，他们认为他的记录非常不可信。马可·波罗本人也因此而得到一个绰号——“百万先生”(Messer Marco Millione)。

在那之后不久，亚美尼亚的黑顿也写过中国，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了拉丁文。根据他的叙述，中国人认为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是瞎子，或者是只用一只眼睛看东西的独眼龙，只有中国人获上天庇佑，拥有一双慧眼。

1288年，教皇尼古拉斯四世派约翰·德·科维诺出使亚洲。科维诺是第一位在中国成功推广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他到达了北京并且得到皇帝的亲切接见，尽管聂斯托里教徒(景教教徒)对他充满敌意。

皇帝批准他修建了一座带有尖塔和鸣钟的教堂。据说，他曾为数千人施以洗礼，并且向很多小孩讲授拉丁文和基督教教义。罗马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得知这些令人鼓舞的消息之后，任命他为北京主教，并派了多名神父去辅助他。可能因为继任者缺乏像他那样的进取心和勤勉精神，在科维诺去世之后，他所创立的事业似乎结束了，或者至少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P6-10

本书源于笔者客居中国期间所做的笔记集录，而笔者编辑这些笔记的动因，与某位法国同仁的创作动机有点类似，即“一切认知的渴望，皆难以埋藏于心”。

1816年，21岁的笔者曾陪同阿默斯特勋爵出使北京，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有了初步的了解。而后客居中国二十多年的经验(截至笔者接替温和而不幸的律劳卑勋爵，在他退休前几个月担任驻华商务总监一职)，让笔者的认识更加成熟，同时也纠正了以往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另外，如果笔者对中国语言和文学的了解，不能帮助他大大提升本书内容的广度和准确性，那么，这一定完全是他自己的过失，而不是因为机会和手段的缺乏。

尽管在中国问题上，英国的切身利益远远大于其他任何欧洲国家，但奇怪的是，迄今为止，英国人并没有编著过以这个国家为题材并且兼顾普及性与系统性的作品。斯汤顿编著的关于马嘎尔尼勋爵出使中国的记录，以及巴罗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著述，内容皆真实可信，后文将不止一次引用这两本著作提供的信息，但它们都是游记的体裁。在这两本书出版后的三四十年时间里，其权威性没有被任何著作超越，即便是埃利斯先生与亚伯博士的著作——其著作以阿默斯特勋爵出使中国的经历为题材——也不例外，这两部著作的规格颇高，并且涵盖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然而过于就事论事。

英国出版界亦从未出版过以中国为主题的普及性作品；杜赫德编纂的著作仍是唯一有条理的信息来源。他的著作在很多方面都极有价值，但距初次出版毕竟已过了整整一个世纪，许多内容已经不可避免地过了时。对于不了解中国的读者来说，要甄选真正可信并且有用的信息，辨别歪曲事实的成见以及阻碍其了解真相的废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诊脉术”(doctrine of the pulse)章节的收尾几页即是实例。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如果将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语言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五花八门的著作，按照其个人喜好，以出版年代为顺序摆在他的面前，可能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此，笔者将其德高望重的朋友、伦敦国王学院——那里有一个空间巨大的阅览室——的马斯登先生提供的来自东方图书馆的参考书目，也收录在笔者本人的参考书目之中(详见本书参考书目)。其中，最古老的参考文献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撰写的游记；它的拉丁文译本大概问世于1320年，但直至15世纪，在现代印刷术出现之后不久，它才第一次出版。

本书的内容完全针对普通读者，因此，每个主题章节基本都是记以大要，并以大众化的语言行文，以期在确保内容的准确性的同时，可以方便读者轻松阅读。如果读者想获得更为详尽的信息，可以查阅本书所列的参考书目，相信这些书籍会对读者有所助益。  相对于亚洲其他民族，中国人拥有的优势十分明显，没有必要再做详细的比较。关于这一点，那些有机会认识中国人以及其他亚洲人的欧洲人已欣然承认。英国驻波斯大使、尊贵的亨利·埃利斯即是其中的一位。他本人熟知中国、印度和波斯的情况，因而可以进行公正的评价。

读者可能会思考导致中国人迥别于其他亚洲人的道德原因，或许还会合情合理地考虑到自然界的因素，比如中国拥有的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普遍宜人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以及十分便利的国内交通，后者既得益于先天的自然条件，同时也与后天不断进行的人文努力密不可分。

中国的历史很早就已经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源于自然及物质方面的原因，源于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它的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只有少数地区是例外。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将复述他很久以前因观察其他地区而得出的一些观点，比如，对物产极其丰富的热带地区的认真调查似乎证实了这样一个结论：土壤过于肥沃或者产出率过高，十分不利于人类的进步。或者至少可以这么说，民族的产业与进步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需求与他们的自然资源之间的某种比例关系。

人类天生是好逸恶劳的动物，如果没有生活需要的刺激，只要自然界的供给可以让他生存下去，他就会得过且过地生活。在温暖而肥沃的热带地区或赤道地区，因为气候的关系，房屋和衣服——仅次于食物的两样生活必需品——几乎是多余的，而食物可以毫不费力地生产。我们发现，绝大部分这样的地区都没有进步。整个欧洲以及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位于赤道以北。可是，如果我们再往北，在生活极其艰辛的北极地区，我们会发现，那里的人类没有什么东西可用于生产：自然界对人类劳动的回馈是如此的吝啬，以至于工业在一开始就被“冻结”了。换句话说，前述比例关系被破坏了：赤道地区过于宜人和肥沃；北极地区则过于荒凉。因此，工业、财富和文明似乎主要限于温带地区，在这里，需求刺激了劳动，而劳动则必有所得。

毫无疑问，除了地理位置，还有其他重要元素影响着民族的进步，但是，地理因素是最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2010年，我在撰写《晚清残录——西媒视界中的王朝末日》(即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一书的过程中，第一次看到本书的英文版。我忘了自己是通过何种途径了解到有这样一本书的存在；有可能是在搜索别的书籍的过程中，也有可能是在搜索关键字的过程中，总之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在茫茫书海中，在无数的历史档案中，我看到了它；整个情节，有点像某个为了弄点儿零用钱而去搜罗废品的孩子，在翻找瓶瓶罐罐的过程中，实实在在地找到了一张皱皱巴巴的一元钱纸币。在《晚清残录》一书中，我不止一次引用本书提供的史料和观点，因此，对于本书以及本书的作者，我有一份特殊的情感；而这份情感的存在，正是我翻译这本书的原因和动力。

原以为可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完成整个翻译过程，但事实已经证明，我低估了翻译这类作品的难度，或者也可以说我高估了自己翻译这类作品的能力与水平；事实上，整个过程断断续续，持续了一年左右。

如果我说，困难主要是时代造成的，那绝不是夸大其词。因为在作者所处的时代，中文世界的大多数事物，包括人名，还没有规范并且统一的英文词汇与之对应；而且，因为欧洲人的活动范围当时主要限于广州一带，他们学到的中文，不可避免地带有粤语的腔调；因此，当我们在书中读到诸如“Soong-tajin”、“Tseang Tajin”、“Hoay-gan”、“Fan-kea”以及“Jehanghir”等词汇时，如果不翻阅中文史料，进行多方面的查证，很难准确了解其意思。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作者曾对两位在唐朝末年访问中国的阿拉伯人的日记给欧洲人造成的困惑——比如阿拉伯人提到的“Canfu”到底是不是“Canton”——进行了分析，但他一定不会想到，一百多年后的读者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也会面临同样的困难。

另外，尽管作者在本书的前言中声称，这部作品主要是写给英国的普通读者，但他却多次引述法文以及拉丁文文献。对于当时的英国普通读者是否具有阅读法文和拉丁文的知识水平，我持谨慎的怀疑态度；但不容否认的是，这方面的内容也增加了翻译的难度。

总之，对于译稿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我已经做好了接受批评的准备。同时，也请读者以及批评者们相信，随同批评而来的中肯的建议，在再版——如果它有幸再版——的时候，一定会体现在译稿当中。

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我为译稿确定的书名是《彼国彼民——第二任港督笔下的中国》，但最终的书名将由出版社决定。作为事业性及商业性兼顾的机构，出版社的价值判断不太可能与译作者完全相同。

感谢在翻译过程中提供过帮助的朋友们。感谢原作者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看得出来，你是一个严肃而古怪的人，谢谢你帮助我进一步理解了那个时代。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在这个日益浮躁的时代，你让我感受到一种平静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