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石刚刚走出那个破瓦的门楼，右脚若踏空似地从青苔石阶上挪下来。恰巧横面蹿过来一辆华丽的汽车，把方块石砌成的街道上的泥水激起多高，他的爱国布长衫上也洒上一些污点。
他并不低头看看，也没曾注意那辆汽车中坐的是甚么人物，踏在稀薄的泥泞上黯然地向前走。
若是在两个月以前，他对于这新式的怪物在这么狭小污乱的城市的巷子中横冲，直撞，至少他得暗暗地咒骂几句；至少那不调和的感想惹起他满腔的厌恶！……但是现在在八月的毒热的阳光之下，他走着，黯然地如同一个失群的孤雁，心情淡得如一碗澄清的冷水，一切事都不在意。街市中闹嚷嚷的人语，人力车夫争着拉座，铁锤在大铁砧上进打着火红的铁块，小学生夹在行人中间挤弄着鼻眼，大木架上颜料店高挂起深蓝浅蓝色的布匹，……这些事是他从前熟悉的，而且是能够引起他的社会研究兴趣的，现在一片模糊了！——一片似在铅色云层中罩着的人物与街市中的嘈音，都不能引起他的感官的注意力。
他毫无兴味，也失去了青年人对一切不满的诅咒的热心。
生活对于他是一个不解的哑谜，他不再想费心力与精神去揭开这个谜底了！
因为他是希望从冥漠中找到一枝淡光的白烛，可是他也并不想那枝找来的白烛能引导他，与他的朋友们，藉着微弱的光亮走上大道。他明白，即使找到了，怕连自己的道路也照不出来，——他只求着那么小而黯淡的烛光能够照到自己的影子！
是啊，他真的十分疲倦了；疲倦了他的身体也疲倦了他的灵魂，一点点激动的力气都没了。不是不敢想，原来是不能想“人生”这两个字的意义。
从这两个月以来，他才恍然于自己是多么糊涂，多么莽撞，世事的纠纷，——仅仅想用他那双柔弱的手是没有解开纠纷的希望的。于是他由热烈的争斗的石梯上一步步地走到柔软的平地。虽然地面上满是污秽的垃圾，泥，土，但他情愿在那些东西上暂时立住，——并且他还要一步步地从地面上下降到冰冷幽沈的峡谷。
不过他仍然想在那个峡谷的一端，他或者能够看到另一种颜色的天光，——希望没曾完全从他的心中消灭！然而他再不敢在目前的现实生活中去窥测，探索，与希求甚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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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山雨》出版后，我早已不想写小说了。在欧洲十几个月，流连风物，博搜广览，比较之下，更觉出祖国现在文化的贫乏，有工夫多用在调查读书两件事上，除掉偶而写几行笔记以应友人之约外，可说甚么文字都没动笔。每每在旅居寂寞中想，写甚么呢？像自己所知，所得，所能，能写出何等的文字来？希望它，给我们这样古老民族一点点精神上的食粮，与提示，或激动，惭愧！自己缺少天资与素养，读到外国学术与文艺的名著，更不愿东涂西抹了。
去年回国以后，百务萦心，更添上许多不痛快的感动。夏间忽得胃病，在海滨休养，那时《文学》的编者傅东华先生连函邀约，一定要我多写点创作的文字。迫不得已，冒然答应下来，写一个连载的长篇，其结果是在九十度的暑日与初凉的秋风中完成了《秋实》的上部。
动笔之前太匆忙一点，虽在自己的意念中早有了概略的构图，但搜罗材料上却大感困难。止就上部说：人物与事实十之六七不是出于杜撰，——如果是在我家乡中的人，又与我熟悉，他准会按书上的人物指出某某。但难处也在此。今日的小说不能纯靠事实，如左拉的著作那么确实；与他细心观察的事物丝毫不走样子。但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者至多也不过对事物不走原样而已，究竟还得加以文字变化的组织。我常想：在现代写小说只是剪影罢了；而且只是剪的侧面黑影，至于由这非全面的影子扩展，变化，推及其言语，动作；推及其与他人，与大社会的种种关系；更往深处讲，由这侧影能透视其心理与个性，因之造成自己与社会的悲剧或喜剧；更由这偶然或必然造成的事件(戏剧)上显露出社会的真态，——不，应分说是“动态”，这绝非旧日的自然主义或纯客观的写实主义者的手法能表达得出。重要点还得看作者的才能与其素养。不错，这个长篇中的人物与事实固然有其八九，但那一分(就说是一分罢)已经很够下笔的了！初时我觉得容易，因为有现成的人物与事实，稍加渲染，不是“事半而功倍”么？那知既写以后便逐步感到棘手，被限制于人与事，纵然作者可有自由变动的笔底下的权力，但与完全想像或杜撰的题材不同。何况是时间久了，我当时由直接间接获得的印象，事实，早已划成片段，要补缀一件整齐衣服，自然处处都显出针线的痕迹。我又不想把这书中的人物过分的典型化了，时时要表现出几个主角的特殊个性，——原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不完全由于笔下随意刻划，因此，下笔时大不似预想的容易。
段落，字数上倒还能略如所计，虽然总名是《秋实》，原想分两头，——分上下部写。上半部尽力描写几个人物的“春花”，他们的天真，他们由各个性格而得到的感受，激动，与家庭社会的影响。在那个启蒙运动的时代，(由五四后到民国十二三年)他们扎住了各人的脚根。像这样写，自然有许多地方是吃力不讨好，人物多了容易有模糊笼统之处，——本来那个时代的青年易于描写成几个定型。再则，他们活动的范围有限，学校家庭，与社会的一角，写来写去，能不惹人烦厌已经费心思不少。可是，反过来说，没有前半部便从横断面写起，固然有奇峰横出，飞瀑断落的兴味，不过我还是有我的笨想法：造成一个人生的悲剧或喜剧，不能纯着眼于客观的事实，——即环境的一般的变化，而也有各个人物之主观的心意而来的变化。这问题虽似简单，却很复杂，同属于一个阶层，而他们的发展绝不会事同一例。远追上去，大环境中还有小环境的复杂关系，而遗传与家庭的教养我们又焉能轻视。写小说欲求其真，不是只靠着极普通的几份角色的面型便以为能尽描写之能事。这里便是经验的关键。有意识，有丰富的想像力，如果没有点经验上的根据，那不成为公式主义的复现，便是空想而无当于事实。“恰如其分”正似写好字的书家一样，一点，一勾，都现神采；一整，一斜，都能调谐。有甚么标准与规矩？这真是一个最难解答的疑问。不管有多少小说讲义与小说法程一类的书籍，终难把这一点“巧力”给予作者。
也因此，这个上半部的《春花》我着眼于上述的情形，写完后再看一遍，不免过分注重于个性的发展，作他们未来活动的根基，太着重这一层，便觉得有些地方是硬凑，是多余了。
我的计划想在下部实写他们的秋天。的确，他们现在也如作者一样是在清冷严肃的秋之节候里了。真正没了春日的灿烂，与一股劲地向上发扬；不管是趋向于那方面，那时，这部书中的几个主角都是具一股劲的。如今连丰缛的夏日也不相似。时间那曾曲饶过一次的人生！在这露寒，木落，已经熟成的现在，他们也真的已具有定型了。虽然各个角色在这十数年中扮演的种种戏剧，彼此不同，但漂泊在飞涛中的孤舟，各达到边岸；有的或者是沈落下去，因为各人张帆，撑篙的本领不一样，而停泊的边岸也不在一处。秋雁惊鸣，风凄露冷，他们对于这气候的变幻与自己的奔波，何能不自然了！同时他们在春末时季的出发并非只由于一时的高兴，而各有其客观的条件。藉了他们的行程，与奋斗，挣扎，沈溺，更可显露出这个时代中社会变动的由来：是——
社会生活决定了人生，但从小处讲也是——
个人的性格造成了他与社会生活的悲剧与喜剧。
空泛地把任何人的变化归功或归罪于普遍的社会变动，怕不是一个精细观察者所应当取的态度。
总名原用“秋实”二字，意即在此，我作此书的意义也在此，没有甚么更远大的企图。
下部便不像上部的单纯了，生活与思想上的分道而驰，结成了各人的果实。同时也可见出他们接触到社会的多方面：政治的，军事的，教育的，各种社会活动在那个大时代中特具的姿态。
搜集材料，为下部我确费过不少的心思。曾用笔记录过他们生活上的小节，与时间上的遇合；曾问询过他们的朋友与同调的人物。既然分道而去，与上半部都还是不甚相差的学生生活便隔得远了。
因为我想把这几个主角使之平均发展；力矫偏重一二人的习惯写法，怕易于失败。分开看似可各成一段故事，但组织起来，要在不同的生活途径上显示出有大同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动态，纵然对于动态的原因，结果不能十分刻露出来，可是我想藉这几个人物多少提示一点。
所及的范围过大，易于“顾此失彼”，这是在下笔之始便已觉察得出的。
《文学》登过上部后，因太长了，我决意停止续登下部，也因此便将未完之作搁置下去。现在良友公司愿全部付印，先将上部取去，分两册出版，正好将春花秋实四字分用。
我曾顾及分册出版的办法是否相宜，好在上下部各有小起落，虽非完作，尚可约览。略述如上，读者或易明了。
二十五，十一，廿八。
《春花(精)》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王统照创作于1936年的长篇小说，被良友图书公司著名编辑赵家璧收入“良友文学丛书”（第34种）。它描写了坚石、义修、身木等青年学生为探索精神出路与社会理想时，历经的苦闷、迷惘、绝望，以至希望……《春花(精)》塑造了20世纪2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作者在自序中说：“止就上部说：人物与事实十之六七不是出于杜撰，——如果是在我家乡中的人，又与我熟悉，他准会按书上的人物指出某某。”其实就是以五四前后在济南活动的诸城人士为原型。因此，本书不仅有着极高的文学价值，亦有着党史研究参考史料的价值。此次出版为良友版再版。
《春花(精)》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王统照创作于1936年的长篇小说，“写启蒙运动时代（由五四至民十二三年间）几个不同性格的青年，怎样的得到感受激动与家庭社会的影响而成了几个不同的定型。”是“现代文学史上唯一的一部完整地反映五四退潮期到大革命前夜青年知识者不同政治动向”的作品。本书不仅有着极高的文学价值，亦有着党史研究参考史料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