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加速了的战争自然需要新的装备来支撑。德军的配备无须多言。而法军不行，至少尚有不足。我说了一遍又一遍：我们缺少坦克，缺少飞机，缺少卡车、摩托车和拖拉机，这导致我们从一开始就无法令人满意地作战。这一切无疑是木已成舟了；还可以确定的是，这可悲而又致命的装备匮乏并不全是军队的过错。关于这点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然而，一些人的过失并不能成为另一些人做错事的借口，最高指挥部是没有资格自称清白的。
如果您愿意，就让我们一起谴责那个导致诺尔战役溃败的重大战略失误吧：三个摩托化师、三个轻装机械师、多个移动炮队旅的装备，外加一支集团军的所有坦克，不是直接拱手相让敌军，便是就地遗弃在佛兰德的海滩上。这些东西要是放在索姆河或埃纳河（Aisne）的战场上一定威力无边，没有哪个国家有比这更精良的装备！但我在此关心的只是战争爆发前的准备工作。如果说我们缺少足量的坦克、飞机和拖拉机的话，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过度地把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消耗在后防线上；而即便如此，我们竟也没有想到要在和东部战线一样暴露在敌军铁蹄之下的北部战线上布置严防。这是因为我们被灌输了太多对马其诺防线（Maginot）的信心，这条在众目睽睽之下大费周章建起的防线由于左侧太短，最终被敌军从莱茵河上绕过，甚至攻破（但是有关取道莱茵河的骇人消息我是从报纸上得知的：就跟没说一样）；这是因为在最后的时刻，上级仓促地决定要在诺尔省再浇筑一些碉堡来应对前线的攻势，于是我们的部队便背对着后方、全力以赴地深挖反坦克战壕，以期能掩护康布雷和圣康坦，可在某个晴朗的白天，德军却从康布雷和圣康坦杀将出来；这是因为在军事理论家中盛行的一种理论声称，我们已经迎来了军事战略史上装甲足以抵御炮火的时刻——换言之，阵地上的防御工事几乎是坚不可摧的——然而，在关键时刻，没有一位指挥官敢继续严格遵照这个理论（按此理论，至少在比利时的冒险是要受到谴责的）；这是因为许多权威的军事家质疑机械化部队，断定它们过于沉重而难以移动（根据官方的统计，它们的速度确实很慢，但那是因为官方认为为了安全，摩托车只能在夜晚行动；而一场高速的战争几乎都是在白天进行的）；这是因为军事学院中的骑兵（装甲兵）课程向学生如此灌输——坦克作为防御装备还算过得去，但要是用来进攻则毫无用处；这是因为技术人员或自称技师的人认为炮轰要比空袭更有效率，却没有考虑到大炮要用的弹药需要通过长途跋涉来运送，而飞机在自己的双翼上就能载满所需的全部；总而言之，这是因为我们的领袖们陷于诸多矛盾之中，却一心妄想在1940年重新打一场1915—1918年的战争。可德国人打的是1940年的战争。
有人说希特勒在制定作战计划之前，召集了一批心理学专家。我不知道这个段子是否属实。似乎并不是不可能。从德军如此精湛的空袭战术来看，他们显然深知神经的敏感性和使之崩溃的方法。只要是听过的人，有谁会忘记轰炸机在投下炸弹之前向地面“俯冲”时发出的呼啸声？那刺耳的长啸声不仅使人联想到死亡和毁灭的画面，其本身的声音——凭借我所谓的一定的听觉上的特质——也足以让人感到无比紧张甚至惊慌。而且，德国人似乎通过各种器械故意地强化了这种声音。其实，毁灭性攻击和屠杀并非德军进行空袭的初衷。无论投下的炸弹多么密集，落在人们头上的终究只是较少的一部分。但是，轰炸对人们神经的摧残却颇具意义，其可在一片广阔的区域内击垮抵抗部队的士气。毫无疑问，这就是敌军指挥部派出一浪接着一浪的空袭部队的主要目的。结局恰恰是他们想要的。
再一次，我不得不探讨一个我甚至不愿触及的话题，至少是其与这场战争有关的部分。只有真正的战士才有权利谈论危险、勇敢和勇敢者的踌躇。无论如何，我打算如实地叙述一次简短的经历。在1940年的战争中，我是在5月22日佛兰德的公路上接受战火洗礼的（上一次洗礼是在1914年的马恩河）：因为我没有把距离杜埃较远的轰炸和朗斯附近的轰炸算进去。那天早上，我所在的车队先是遭到了霰弹的轰击，接着又遭到飞机的轰炸。霰弹的轰击杀死了离我不远处的一个人，但这并没有吓倒我。当然，与死亡擦肩而过从来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当枪林弹雨停止后，我十分自然地体会到一种满足感。但是自始至终，我的不安更多的是理智的，而非本能的。这是一种冷静的害怕：没有什么比这与真正的恐惧更不相同了。据我所知，空中轰炸并没有杀死一兵一卒，至少我身边的人都平安无事。但它仍然使我震惊，当我从狂轰中蜷身躲藏的战壕里爬出来的时候，我得承认我当时直哆嗦。在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经历了几次颇为严重的地面炮轰——认识我的人应该知道，我是最不会夸大其词的——但我并未因此惊慌失措，我相信我没有丧失理智。然而，空中轰炸却永远让人无法保持和平时一样的泰然自若，除非竭尽全力地控制情绪。
或许，我已经形成了某种条件反射。自从1914年的阿尔贡之后，子弹的嗡嗡声就一直在我的脑中盘旋，就像是一张唱片，只要手柄一转就会唱出蜡上封存的曲调；而我的听力也不算太坏，21年以来始终没有忘记通过声音来判断弹道和弹着点的艺术。我对高空轰炸的经验就要少得多了。我发现，面对这种危险时，我和新兵们几乎一样稚嫩。然而，在我之前描述的三种情绪中，程度的差异表示着完全不同的特质，我们必须认识到其中深层次的而非个人的缘由。我们的飞行员竟然几乎从未在敌人的头顶上出现过，这可悲的缺席倒是让敌军的轰炸手颇为受用，却也大大削弱了我军的士气。但这还不足以解释眼前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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