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杨锦麟作序推荐!
CCTV、凤凰卫视专题报道!
《中国国家地理》摄影师12年跟拍记录!
一部长篇人文纪实摄影力作!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记录一个消失中的民间中国!
河南新野素有养猴驯猴耍猴的传统,养猴人游走江湖,卖艺为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体。《最后的耍猴人》作者马宏杰跟拍杨林贵等耍猴人十余年,一起扒车,一起住桥洞,用相机和文字记录了他们游走江湖的真实场景、悲欣际遇。在他的镜头里,耍猴人卑微但不自贱,艰难而又坚韧,自己活得不易,在别人落难的时候还会端出一碗饭去。在动物保护越来越严格、城市越来越发达的环境中,耍猴传统终将式微。
《最后的耍猴人》是知名人文纪实摄影师马宏杰继《西部招妻》后最新的图书作品,全新的视角,更为广域的跟拍,记录了“耍猴”这一民间艺术在当下中国的发展情况,以及以“耍猴”这门才艺为生的一群民间艺人真实的生存处境,图文并茂,真实、深切、生动地记录了一个正在消失的民间中国。
走近耍猴人
我生于1963年,在当时那个文化娱乐都很贫乏的年代,我和小伙伴们常常跟着出现在街头的耍猴人,看他们和猴子的表演。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还经常在城市里看到这些走街串巷的耍猴人。1998年之后,我就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了,感觉这些耍猴人正在逐渐退出城市生活圈,转向边缘地带讨生活。
2001年6月的一天,我在洛阳东站街头拍摄时,意外地看到几个身背猴子的耍猴人在赶路。我骑摩托车追上前一问,他们果然是新野县的。这个班子一共三人,掌班的戈洪兴告诉我,他们刚在家收完麦子,准备扒火车去东北耍猴。河南的6月已经很炎热了,气温有38摄氏度左右,这样的天气猴子是不愿意表演的。每年这个时候,要想耍猴赚钱,他们就只能到凉爽的东北去。
我和戈洪兴约定,等他秋天回新野收庄稼时去找他。戈洪兴说只要到新野县樊集乡冀湾村一问,就可以找到他,村里耍猴的人都知道他。
2002年10月3日,我和洛阳的影友张牛儿一起坐火车到新野,而后辗转坐车到了樊集乡。晚上在一家小店住下,我向店主打听樊集乡是不是有很多耍猴人。店主回答说“是”,反问道:“你们俩是干吗的?”我们说:“是照相的。”我们再问店主其他问题,他就开始闪烁其词,不正面回答了。
第二天,我们找了辆三轮车,一路开到冀湾村。当时正是秋收玉米、种植小麦的时候,用拖拉机耕过的黄土地上弥漫着潮湿的气息。田间地头在焚烧秸秆,烟气混杂着新鲜泥土的味道扑面而来,让人感觉既新鲜又压抑。
在通往沿途村庄的路上,我看到一些房子的外墙上写着很多标语:“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远离毒品,远离艾滋病”“坚决贯彻计划生育条例”“打击违法上访行为”“打110不收费”等。我走过中国的很多村庄,知道只要有什么新的政策、口号,以及当地经常发生、值得引起重视的事,就会有与之相关的标语出现在墙上。这种标语大多能起到警示和预防的作用,也能从某些侧面反映出该地区的政策、民生、经济等情况,是一种中国特色。
寻找耍猴人的过程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俩像往常一样,背着相机进了村,逢人就打听耍猴人戈洪兴的家在哪儿。村里人先把我们俩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然后问我们找戈洪兴千吗,我说找他拍猴子,人家顺手一指,有板有眼地说:“前面就是。”
我们俩在村里转了一阵,没有找到。村民们都是打量我们一番,然后很客气地说:“前面就是。”住在村东的人告诉我们戈洪兴家在村西,住在村西的人却说戈洪兴家在村东。有些人看到我们俩拿着相机,干脆就说不认识戈洪兴。
最后,我们俩跟一位老人说,我们在洛阳见过戈洪兴,是戈洪兴告诉我们他是这个村里的耍猴人,我们是约好来找他的,要拍摄关于耍猴人生活的照片,我们俩既不是公安局的便衣也不是政府工作人员。在这位老人的指引下,我们终于找到了戈洪兴的家。 ,
我们已经站到戈洪兴家门口了,邻居们还是说不认识戈洪兴这个人。在我们向邻居解释的时候,戈洪兴家出来了一个妇女,看到我们就马上把大门锁上。我上前问:“这是不是戈洪兴的家?”她很不高兴地说:“这里不是戈洪兴的家。”锁上门就走了。
我后来才知道,其实锁门的正是戈洪兴的老婆。
以前我们这些摄影师到村里拍摄时,纯朴的村民都很愿意接待我们,这次搞得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虽然我反复跟他们解释我们此行的目的,但这些邻居还是用戒备的眼神打量着我们。
后来,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们:“戈洪兴是不会见你们的,因为他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刚才已经被你们吓跑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们还是走吧。”这时候我才明白戈洪兴确实是躲起来了。在戈洪兴家门口围着我们问这问那的这群人里,有不少妇女操着外地口音。我由此联想起那些墙上写的“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的标语,才有些明白村里人为什么如此警觉。
我的感觉后来得到了证实。。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野一带的村庄因为贫穷,很多年轻小伙子娶不起媳妇,于是人贩子把一些四川、安徽等地的女子骗到这里贩卖。村里一些穷人便买了这些女子来做媳妇,他们是怕有关部门来暗查非法买卖人口的事。此外,村里的养猴人因为在家里养猴子,也经常被有关部门以“保护动物”的名义进行查处和罚款。因此,他们对来这里的陌生人一直有很强的警惕性。
看来不可能见到戈洪兴了,无奈之中,我们俩打算离开冀湾村。不过我还是有些不死心,张牛儿说:“要不咱俩去找村支书,他是领导,不可能不接待我们。”于是我们俩前往村支书家,边走边问,村里人远远地指着一道围墙,说:“那就是支书的养猪场。”
他家养了好多猪,闻着臭味就找到了。在养猪场门口,一个正在收拾饲料的妇女打量了我们好一阵,一脸不信任地说:“支书不在家,你们要卖什么东西还是去别的村看看吧,我们村里没有钱。”她这么一说,把我们俩弄糊涂了。我说:“我们什么也不卖呀!”她一脸疑惑地问:“不卖东西,找村支书千吗?”我们俩费了好大的劲给她解释:“我们是来拍摄照片的,是拍村里耍猴人生活的题材,就像中央电视台那个《百姓故事》一样。”她又问:“那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能不能让我们富起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下子被她给噎住了。她接着说:“前几天有个女的拿了很多笔记本、钢笔和圆珠笔,还拿着县里领导的条子来找村支书,非让买她的东西,还有一些人拿着衣服、帽子来找村支书卖。你们俩肯定也是来卖什么东西的,是不是卖照相机的?就直说了吧。”我说:“我们真不是来卖东西的,你把支书找来一说就明白了。”
她说她要喂猪,等她把猪喂完再给村支书打电话。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原来是村支书的老婆。
P5-7
真实
柴静
第一次在《读库》上看到马宏杰的《西部招妻》,看得我吓一跳。这感觉只有十年前看赵铁林拍的《阿V姑娘的日子》照片时有过。
马宏杰拍了河南残疾人老三找妻子的过程—先娶了个有精神病症的女人,但不肯跟老三过夜,母亲急疯了,去找丈母娘理论。没人有办法,老三只能听村里人的建议,把安眠药放在饮料里,但不知是不是假药,对媳妇没用。老三也不愿用暴力,只好离婚,然后就去宁夏“招妻”—实际就是“买媳妇”。
当地有不少以此为生的人,也有老人收养孩子,等长大了再把她们嫁出去收钱。
马宏杰拍父母和媒人讨价还价的过程……穷让人的心都残破了。
老三后来总算定下一个媳妇,交了钱,第二天早晨领走,瞎眼的母亲在寒风里扶着墙,大哭。
下一张是女儿穿着新棉袄,蹲在脏雪里埋着头哭。
有的摄影师就停在这儿了,可是马宏杰没有。
下面的照片是等嫁过去了,这个姑娘不干活,还不断在小卖部赊东西吃,家里受不了,给了一百块钱,让她回去,她怕是假钞,让换成两个五十。
老三后来遇上一对兄妹,给了一万二,还有金戒指、耳环,人家拿了后跑了,老三被“放鹰”了。
老三再去宁夏,这次招来个叫红梅的媳妇,生了小孩。可是过了两年,红梅想家了,喝了老鼠药。老三只好让她回去,可不久又说还是这里好,回来了。
最后一张照片,是一家三口自顾自地向自己的方向发着茫然的呆。
马宏杰还是没停在这儿,他还要拍下去。老三他跟拍了近30年,后来又拍了刘祥武,一个跟老三有着相同需求的湖北青年,一直拍到现在。
这些照片没有什么谴责,也没有颂扬,就是观察。马宏杰拍的都是自己愿意拍的东西。《西部招妻》里的老三,是他的远房亲戚—“想拍纪实摄影,先把自家后院拍好。”他说。
以前看过一个河南斗狗的视频,狗撕咬得极可怖,赌的人蹲在地上向狗狂喊,眼睛血红,嘴角挂下一长线口沫。
站在旁边的,全是花钱来看的人。老人妇女都有。抱着孩子在看,抿着嘴笑,还有人嗑着瓜子。
我看的时候心里难受,那个印象一直在。
跟马宏杰聊,他说他也在拍这个主题。
他跟那个斗狗的老板是朋友。对方不久前还给他打过电话,很熟稔的口气:“哥很不幸啊,又娶个新媳妇。”
很明显,他不是站在动物保护者的角度去拍的。
我问他:“你没有那种难受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说他不轻易用谴责的方式,他只想“知道为什么”。
他的照片就是这样。
马宏杰拍耍猴人,一开始是在街上遇见,感兴趣,就陆续跟拍了近十年。马宏杰跟他们一起扒火车,带着馒头和十公斤自来水,众人躲在下雨的敞篷车厢里,头顶塑料布站着。猴子套着绳索,钻进人堆里避雨,都瑟缩着。晚上,马宏杰跟他们一块儿睡在立交桥下。
有张照片是耍猴人鞭打猴子,鞭子抽得山响,一个路人上前指责猴戏艺人虐待动物,要驱逐他们。下一张是猴子像被打急的样子,捡起一块砖头向耍猴人老杨扔过来,又从地上操起刀子和棒子反击,撵得老杨满场跑,围观者开始喝彩,把石头和水果放在猴子手里。收工之后,老杨说这是他和猴子的共同表演,鞭子响,不会打到猴子身上,否则打坏了,靠什么吃饭?这场戏有个名字,叫“放下你的鞭子”。
收的钱里有张五十元的假币,老杨心情不好,盛了一碗饭蹲在窝棚边吃,大公猴拿起一块石头扔到锅里,把一锅饭菜都打翻了—每天回来吃饭,猴子都是要吃第一碗的,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老杨这一天忘了。
马宏杰拍耍猴人的女人—她用乳房给小猴喂奶,小猴子亲吻她。耍猴人的小儿子最爱其中一只小猴,有张照片是熟睡中的小猴子躺在小男孩胸膛上,在被子里露个头,一只细小的黑毛手掌搁在孩子脸蛋上。
这些细节,看见一点,蒙在人心上的成见就掉了一些。
我没想到的是,马宏杰曾经也是调查记者,后来没法儿再做了,就“停下来去拍普通人吧”。他说自己已经放弃了那种激烈的性格,更希望能做点平实的东西,告诉人们在激烈的背后还有这些“为什么”。他说有摄影师为了拍草原上不落的太阳,整整拍了20年,而他要拍的是人,是一个消逝就不再见的时代,要不然,拍一辈子,“白拍了,或者说,白活了……”
普通人就是普通人,马宏杰没有把这个词诗化,照片里的生活就像它本身一样,笨重粗粝,人的心里都磨着沙石,吃着劲,但活着。
刊登马宏杰作品的《读库》主编老六说:他选这些照片,主要不是因为马宏杰花的“时间”和“心血”比别人多,而是往往大家都认为,拍弱者,拍穷人,拍底层的人,都要把他们拍成高尚的,或者让人同情心酸的,“预设主题进行创作,这是一种可怕的习惯”,但是马宏杰超越了这种“政治正确”。
我跟六哥说:做节目常犯的毛病,是刚爬上一个山头,就插上红旗,宣告到达;马宏杰是翻过一座,前面又是一山,再翻过,前面还是,等到了山脚下,看到远山还是连绵不绝。
马宏杰一直在跟拍的六组故事,都是这样。他拍东西有一个很可怕的时间长度,这种跨越有时候挺吓人的。他说他一定要活到最后,一直把这些人拍下去,“拍到他们死,或者我死”。
我问马宏杰他的原则是什么。
“真实。”他说。
普通人就是普通人,马宏杰没有把这个词诗化,照片里的生活就像它本身一样,笨重粗粝,人的心里都磨着沙石,吃着劲,但活着。
——柴静
我知道他的每一次跟拍、记录,几乎都是在燃烧生命的一部分去完成,他的记录对象,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最贫困、最无助的个体和人群。他可以有更多选择,但他选择了最难的。也因为最难,才会有如此的灿烂和精彩。
——杨锦麟
不给自己拍摄的选题预设判断,不甘于被拍者在事件进行中的言行举止,力求真实讲述一个又一个中国底层百姓的故事,这是马宏杰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在多年的跟踪拍摄中,他和拍摄对象同吃同住、彼此信任,于是有了一个又一个好看的故事、一组又一组真实的图片。
——《新京报》
马宏杰镜头前的这些人,是“无法用正常的道德标准去评判的”。他一张张照片呈现出的是超乎想象的自然表情。马宏杰讲求慢工出细活,他的每一组照片都至少跟拍了六年,他更下决心将这些作品“做到他们死,或我死”。
——《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