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子挂了，可以摘。摘了，还可以挂。不过，这牌子肯定不是那牌子了。不变的东西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东西在变。
最初的林业部不叫林业部，地址也不在北京和平里东街18号。据说，那会儿的和平里到处是烂泥和水塘，里面的螃蟹和泥鳅多着呢。岁月如刀，锋利得很，一闪，五十年就没了，烂泥和水塘也没了。和平里长出好多高楼，长出好多大的机关。还从城里扯过来好多大马路，东一条，西一条，东西中间还有二四五六条，走车，走人，走一些一撅尾巴就拉屎的东西，拥拥挤挤，闹闹哄哄，整天不得空闲。马路牙子上的钻天杨、毛白杨和槐树比别处的树长得都壮，劲儿也足得很。知底细的人说，和平里的地下边肥着呢，全是螃蟹和泥鳅沤成的泥，那树能不呼呼疯长吗？最初的林业部叫林垦部，不但管着树，还管着垦殖方面的事情呢。大街上跑的汽车、拖拉机、自行车，实际上都与林垦部有关。国产轮胎需要大量橡胶，而中国本土没有一株橡胶树，咋办？要是这会儿，想都不用想，进口呗，因为兜里有美元啊。那会儿可不行，兜里羞涩得很。穷有穷的办法，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林垦部：引种自己种。
林垦部果然不是孬种，先勘察后设计再建设，很短时间里就在南方建成了一批橡胶园。胶林翠，胶林茂，胶液哗哗淌出来，很快实现了橡胶自给。
新中国的轮子转起来了。
开国林垦部部长就是梁希。中央人民政府“内阁”组成人员任命名单上，排在梁希之后的是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排在傅作义之后的是梁希的同乡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就是那个写《林家铺子》，写《白杨礼赞》的茅盾）。开国大典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梁希笑着对沈雁冰说，今后，搞林业的都可以称自己是“林家铺子”的人了。沈雁冰顿了一会儿，憋出一句：“对，多种白杨树。”
66岁的梁希，长得瘦瘦的，嘴巴尖尖，如果摘下鼻梁上的眼镜就有点像那个说相声的马三立了。梁希是否喜欢听相声？不知道，但梁希喜欢看京戏是可以肯定的。在重庆教书时，他宿舍的墙上挂的东西就是无锡泥制的大大小小的京戏脸谱。有牛皋、张飞、程咬金，还有……那些我就叫不出名字了。我是受命撰写《梁希传》时，开始接触有关梁希材料的。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老头，连周恩来都尊称他梁公叔五先生呢。
1883年，梁希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双林镇。梁家是湖州的名门望族，梁希和他的哥哥都是清末的秀才，祖父是直隶（南京）州判，父亲是直隶知州。州判相当于现在的中级法院院长吧，而知州可能比市长或专员还大一点，要知道，那可是直隶的知州。
梁希的故居位于双林镇的城南，板桥江在梁家老房子的边上静静流淌，偶有帆船驶过，万道霞光洒向江面，如诗如画。春天最好看，成片成片的油菜花梦一般盛开着，烘托着灰色的老屋。院落里生长着一株老银杏。很小的时候，他就在银杏树下读书练字，能把《四书》《五经》倒背如流。梁希的父亲认为，银杏树体内有一种力，人借了这种力，就会灵智聪颖。梁希先是在浙江武备学堂学军事，后来，由于体质方面的原因，就去日本学林学了，再后来，去了德国学林化。归国后，一直从事林学教育，著述甚丰。来北京赴任前是南京中央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的校长已逃往台湾，实际上，梁希就是临时校长。
或许，梁希对绿色的认识就是从那株银杏树开始。而新中国的绿色脚步，则是从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起步的——“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的牌子，最早挂在北京一个小四合院的门口。小说家汪曾祺曾在一篇短文中提过那个胡同，他说，这个胡同里住过一个有名的大人物。但这位有名的大人物是谁，汪曾祺却没有说。后来，我偶尔翻阅翁立的一本书，才搞清楚，那个胡同叫无量大人胡同，原名吴良大人胡同，吴良是明朝的开国功臣。至于何时改叫无量大人胡同的，已无从查考。无量，没有肚量？还是前程远大，无可丈量？
我曾委托搞民俗摄影的朋友王兴国，去无量大人胡同拍些照片以备刊用，这老兄跑遍了东四一带也没有找到。最后问派出所的人才知晓，20世纪50年代后期无量大人胡同已改称了红星胡同。胡同的变迁比人生的变迁还要快，好多事都来不及回忆，来不及感叹，它就已经变了或者迅速消失了。名字是时代的符号。似乎改名字就意味着进步，不改就意味着倒退。结果，改来改去改乱了记忆，改乱了历史，害的后人还得猫腰撅腚地考证。
这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大门的油漆早已剥落，青砖灰墙、石鼓影壁也已斑斑驳驳。门前一株老槐树静静地守望着沧桑的岁月。过往的行人都向小四合院里望几眼，咦，这不起眼的胡同里竟也藏着一个大机关。
事实上，这个机关只是牌子大，院子并不大，人也不多。那时，林垦部加上部长在内总共才有12个人，宿舍就是办公室。机构设置四司一厅：林政司、森林经理司、造林司、森林利用司和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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