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助人辨兴亡之事，明安邦之道，树为人之本！

《资治通鉴》乃“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清代王鸣盛），博大精深，是史书中的经典，是从政为官必读之书。

《资治通鉴语录》则甄选其精华，分类汇编，辅以译文与注解，通俗易懂，更符合现代人的阅读要求和阅读习惯；加之版本小巧，便于携带，可谓是《资治通鉴》之精华本。

本书编者张宏儒先生曾主编过风行90年代的《资治通鉴语录》一书，可确保该书选编内容的精准性。

《资治通鉴》，以各朝各代治乱兴衰为线索，在记录历史的同时，分析帝王人臣的品德善恶，治国理政的政策得失，总结王朝更替的经验教训，因此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欢迎，他们以史为镜，借鉴前人得失，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该书内容博大精深，兼收并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以助人辨兴亡之事，明安邦之道，树为人之本，所以又成为研究者和平民百姓不可多得的经典。

张宏儒主编的《资治通鉴语录》则在浩浩千万字中精选编排，加工整理而成。所选编语录，分为原文、译文、注三部分。全书按照“为政之道”、“为君之道”、“为臣之道”、“为人之道”、“用人之道”、“用兵之道”、“理财之道”7个方面，收集600余条语录，以时间顺序，选出书中经典的皇帝圣旨御批、大臣奏议谏言、朝中辩争论说以及诸多史家评述等内容，供世人阅读。

为政之道

为君之道

为臣之道

为人之道

用人之道

用兵之道

理财之道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

第1卷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译文】礼教的真义，在于分辨贵贱，区分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务。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相应地显扬；不享有标志名位、爵号的器物，就不该树立相应的形象。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上下下才能井然有序，分明不乱。这就是礼教的精华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

【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一开篇，先对“礼”的具体内容做了一番论述。所谓“礼”，就是为人处世的一定之规。只有遵循“礼”，社会才能井然有序，处世才能分明不乱。

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

第1卷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译文】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牛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深思远虑，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只能等弊端闹大了才来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全力也不能成功。

【注】司马光借孔子为卫国处理政事而先要正名的事，说明防微杜渐的道理。圣贤之人深谋远虑，遇事见微而知著，防患于未然；而常人往往见识短浅，等问题不可收拾才挽救，竭力而效果不佳。

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第1卷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译文】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尊敬的人往往敬而远之，对喜爱的人往往宠信专任，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能有余而品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真是举不胜举，又何止智瑶一个人。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慎地考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就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

【注】晋国国君智宣子去世后，智襄子智瑶当政。他为人贪财好利、刚愎自用，终为其国大夫韩、赵、魏三家军队所杀，三家分晋，晋国覆亡。司马光于叙述这段史事之时，发出此重才不重德必将导致亡国的议论。为政就要选拔人才，选人既要有德，又要有才，而第一要务是重“德”。如果过分看重才能而忽视品德，容易造成不良后果。

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

第1卷 周安王二十五年

【译文】不考察事情的是非而沉溺于别人的赞扬声中，是无比的糊涂；不判断事情是否有道理而一味阿谀奉承，是无比的谄媚。君主糊涂而臣下谄媚，这样来统治百姓，老百姓是不会同心同德的。长此以往，国家就不像样子了。

【注】卫国国君提出一项不正确的计划，大臣们却都随声附和，孔伋批评这一恶劣风气。为政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判明是否合乎道理。在大是大非面前，领导者要头脑清楚，不能只听“好话”，万万不可助长阿谀奉承之风．

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敌。

第2卷 周显王十年

【译文】对下层人，不能和他们商议开创的计划，只能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利益。讲论至高道德的人，与凡夫俗子没有共同语言，要成就大业的人不必去与众人商议。所以圣贤之人只要能够强国，就不必拘泥于旧传统。

【注】公孙鞅是卫国宗族后裔，喜好法家刑名之学，到秦国后想实行变法改革，却不获秦国贵族的赞同。于是他便与秦孝公议论变法，讲出这番道理。要变法，要改革，要富民强国，为政者就不能因循守旧，只能集思广益，却不要为舆论左右。

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第2卷 周显王十年

P2-5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最权威、最重要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被视为君臣士人的必修教科书，即使在现当代，也有重大影响。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1019—1086年)，生于北宋中期，自幼饱读经典，刻苦学习，嗜好史学，学识渊博。20岁中进士，步入仕途，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宋仁宗末年，司马光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深感历代史书繁多魇杂，难以周览，立志修撰一部通史，以总结历朝兴亡得失，为治国者提供借鉴。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他完成了记述自周威烈王至秦二世史事的《通志》8卷，上呈御览。得英宗赏识，继而奉命设置书局，选刘恕、刘放、范祖禹等人为助手，协力倾心继续编撰西汉以后的历史。宋神宗继位，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后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实行新政，司马光持反对态度，坚辞枢密副使之职，离开朝廷。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出知永兴军(今西安)，后退居洛阳，殚精竭虑，专事写作。至元丰七年(1084年)，始告完成。

《资治通鉴》的修撰，从发凡起例到定稿成书，共历时19年。该书完成时，司马光已65岁，此时他已两眼昏花，老态龙钟。次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司马光应召人京，走马还朝，于元祐元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但仅为相8个月，一病不起辞世。可以说《资治通鉴》耗尽了他全部心血。《资治通鉴》是一部巨著，全书上起东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囊括了1362年的史事，全书294卷，300余万字，堪称鸿篇巨制。

《资治通鉴》，顾名思义，是帮助统治者如何巩固统治权的。全书以各朝各代治乱兴衰为线索，在记录历史的同时，分析帝王人臣的品德善恶，治国理政的政策得失，总结王朝更替的经验教训，所以，《资治通鉴》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欢迎。他们以史为镜，借鉴前人得失，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资治通鉴》内容博大精深，兼收并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以助人辨兴亡之事，明安邦之道，树为人之本，所以又成为研究者和平民百姓不可多得的经典。

《资治通鉴》是一部史书。司马光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思想守旧，固守成法，尊王重礼，反对变革；作为一个史学家，他思想正统，叙史严谨，行文简洁通畅，铺陈条分缕析，剪裁详略得宜。司马光以儒家正统思想提纲挈领贯穿《资治通鉴》始终。在叙史中，有二百多处“臣光日”，是他对人对事的评论，其中有不少画龙点睛之笔，也有许多封建礼法的说教。

在《资治通鉴》不乏文学色彩、哲思光芒中，脍炙人口的生动故事，振聋发聩的名言警句，醒世警人的历代往事，使人过目难忘，品味不尽。它可以怡情，可以增智，可以导正，可以借鉴，是中国史书中璀璨的奇葩。当然，《资治通鉴》有许多传统观念，封建礼教、忠君思想……当今读者可自行弃选，扬其精华，弃其糟粕，批陈出新，为我所用。

《资治通鉴》毕竟太过博大，读起来颇费时间和精力，对于今天大多数读者来说，它毕竟是一部完成于九百多年前的大书，篇幅长，文字古，难以卒读。为了使更多的读者，包括学生、干部、管理者、为政者，从这部经典中汲取知识，启迪思维，容易理解，便于欣赏，我们编选这部《<资治通鉴>语录》。按照“为政之道”、“为君之道”、“为臣之道”、“为人之道”、“用人之道”、“用兵之道”、“理财之道”7个方面，600条语录，以时间顺序，选出书中的皇帝圣旨御批，大臣奏议谏言，朝中辩争论说，以及诸多史家评述，以供阅读。所选编语录，分为原文、译文、注三部分。原文，为所选文字及年代出处；译文，将文言文译成现代语言，一般用直译，也夹有少许意译；注，是所选内容的历史背景，语言环境和主要思想内容。我们没采用对言词语句作注释，而是采用译文的方法，是为了使对文言文不熟悉的读者更容易理解，读起来更顺畅。当然，这对有很强古文阅读能力的读者来说，可能会觉得有失原文韵味，或对译文持有异议。考虑到大多数读者的古文阅读能力，用译文方式可能更有利于此书的推广使用。

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着眼于为政得失之道，略古评今，密于政事，疏于其他，所以，我们选编的语录，也是“为政之道”占了大半篇幅，其他各部分，为君、为臣、为人、用人、用兵、理财，亦与为政紧密相关，相互交叉。

《(资治通鉴)语录》是在张宏儒、沈志华主编的《文白对照(资治通鉴)》浩浩千万字中，通过编者精选编排，加工整理而成。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张宏儒、沈志华牵头，聚集了十几家学术机构、数十位研究人员、专家学者、出版工作者，经过数年推敲攻研，翻译编审，尽心竭力，日夜兼程，终于在1991年出版《文白对照(资治通鉴)》，一时轰动全国，当年即加印5次，煌煌制印达10万册；后又多次修订，多次再版，直至2009年中华书局精心出版18卷本。历经二十多年，我们这批人已从四五十岁的壮年，步入花甲、古稀之年，现仍有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者，也有不少人已退休，或颐养天年，或发挥余热。

今应人民东方出版传媒彭明哲先生之约，编选这部《<资治通鉴>语录》，可说是轻车熟路，顺理成章。然而，挂一漏万、繁简不当之处自在难免，还敬请方家指正，读者批评。  张宏儒

2014年8月

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

——习近平

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宋)胡三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