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先生的个人旧照，在过往的不同版本中时有所见，但他与家庭及儿女的影像则较少集中曝光。丰子恺先生的创作以“童心”为根本的要素，他的一群儿女是他诸多经典随笔与漫画的主角和原型，《日月楼中日月长》不仅首次将丰子恺先生的家庭影像结集出版，并以童心、孩子、舐犊情深为主题，编汇其备受推崇的童心随笔和脍炙人口的童趣漫画，随笔、漫画中的主角和原型，与影像中的现实人生对接，相映成趣，形成旧影、随笔、漫画的专题对读，构筑一种难得的阅读体验。“日月楼”是丰子恺先生在上海的旧居，是他一生中居住时间较长的地方，他在此度过了人生的最后21年。“日月楼中日月长”是丰子恺先生自撰的诗句，丰家旧影里的生活日常既透露着这位文人艺术家的情致，质朴的、温和的，与粗劣的现实保持适当距离，也散发着上世纪中叶上海住民的家常韵味。

百年来别开生面的“儿童崇拜者”，丰子恺爱孩子、写孩子、画孩子一本满足。九十帧家庭影像，质朴温润；三十篇童心随笔，朴讷明亮；近百幅童趣漫画，舐犊情深。有诗意，有谐趣，有丰厚的爱。

女儿丰一吟授权，特别汇辑丰子恺与儿女亲故逾半世纪的旧影存照，丰家私人影像首次结集出版，尤为珍贵。私人影像与随笔、漫画互为对照、映衬，童心童趣，真淳深永。安详静心的生活日常，清澈真淳的儿女情长，悬念天下的美善温慈。《日月楼中日月长》阅尽笔墨精华，浓缩有情人生：一个与人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孩子的心。

忆儿时

 忆儿时

 私塾生活

 学画回忆

 过年

 梦痕

 姓

 我的母亲

 忆弟

 两个“？”

给我的孩子们

 爱子之心

 取名

 儿女

 作父亲

 儿戏

 从孩子得到的启示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

 给我的孩子们

 家

 送考

 南颖访问记

美与同情

 穷小孩的跷跷板

 钱江看潮记

 扬州梦

 阿咪

 蝌蚪

 午夜高楼

 闲居

 颜面

 美与同情

 山水间的生活

 谈自己的画

《姓》

我姓丰。丰这个姓，据我们所晓得，少得很。在我故乡的石门湾里，也“只此一家”，跑到外边来，更少听见有姓丰的人。所以人家问了我尊姓之后，总说“难得，难得！”

因这原故，我小时候受了这姓的暗示，大有自命不凡的心理。然而并非单为姓丰难得，又因为在石门湾里，姓丰的只有我们一家，而中举人的也只有我父亲一人。在石门湾里，大家似乎以为姓丰必是举人，而举人必是姓丰的。记得我幼时，父亲的用人褚老五抱我去看戏回来，途中对我说：“石门湾里没有第二个老爷，只有丰家里是老爷，你大起来也做老爷，丰老爷！”

科举废了，父亲死了。我十岁的时候，做短工的黄半仙有一天晚上对我的大姐说：“新桥头米店里有一个丰官，不晓得是什么地方人。”大姐同母亲都很奇怪，命黄半仙当夜去打听，是否的确姓丰？哪里人？意思似乎说，姓丰会有第二家的？不要是冒牌？

黄半仙回来，说：“的确姓丰，‘养鞠须丰’的‘丰’，说是斜桥人。”大姐含着长烟管说：“难道真的？不要是‘酆鲍史唐’‘酆’吧？”但也不再追究。

后来我游杭州，上海，东京，朋友中也没有同姓者。姓丰的果然只有我一人。然而不拘我一向何等自命不凡地做人，总做不出一点姓丰的特色来，到现在还是与非姓丰的一样混日子，举人也尽管不中，倒反而为了这姓的怪僻，屡屡找麻烦：人家问起“尊姓？”我说“敝姓丰”，人家总要讨添，或者误听为“冯”。旅馆里，城门口查夜的警察，甚至疑我假造，说“没有这姓！”

最近在宁绍轮船里，一个钱庄商人教了我一个很简明的说法：我上轮船，钻进房舱里，先有这个肥胖的钱庄商人在内。他照例问我“尊姓？”我说：“丰，咸丰皇帝的丰。”大概时代相隔太远，一时教他想不起咸丰皇帝，他茫然不懂。我用指在掌中空划，又说：“五谷丰登的丰。”大概“五谷丰登”一句成语，钱庄上用不到，他也一向不曾听见过。他又茫然不懂，于是我摸出铅笔来，在香烟麓上写了一个“丰”字给他看，他恍然大悟似的说：“啊！不错不错，汇丰银行的丰！”

啊，不错不错！汇丰银行的确比咸丰皇帝时髦，比五谷丰登通用！以后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这样回答了。

一九二七年

我的母亲。

中国文化馆要我写一篇《我的母亲》，并寄我母亲的照片一张。照片我有一张四寸的肖像，一向挂在我的书桌的对面。已有放大的挂在堂上，这一张小的不妨送人。但是《我的母亲》一文从何处说起呢？看看母亲的肖像，想起了母亲的坐姿。母亲生前没有摄取坐像的照片，但这姿态清楚地摄人在我脑海中的底片上，不过没有晒出。现在就用笔墨代替显影液和定影液，把我母亲的坐像晒出来吧。

我的母亲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

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我家的老屋是一所三开间的楼序右边是我的堂兄家，左边一间是我的堂叔家，中央一间是我家。但是没有板壁隔开，只拿在左右的两排八仙椅子当作三份人家的界限。所以母亲坐的椅子，背后凌空。若是沙发椅子，三面有柔软的厚壁，凌空原无妨碍。但我家的八仙椅子是木造的，坐板和靠背成九十度角，靠背只是疏疏的几根木条，其高只及人的肩膀。母亲坐着没处搁头，很不安稳。母亲又防椅子的脚摆在泥土上要霉烂，用二三寸高的木座子衬在椅子脚下，因此这只八仙椅子特别高，母亲坐上去两脚须得挂空，很不便利。所谓西北角，就是左边最里面的一只椅子。这椅子的里面就是通过退堂的门。退堂里就是灶间。母亲坐在椅子上向里面顾，可以看见灶头。风从里面吹出的时候，烟灰和油气都吹在母亲身上，很不卫生。堂前隔着三四尺阔的一条天井便是墙门。墙外面便是我们的染坊店。母亲坐在椅子里向外面望，可以看见杂沓往来的顾客，听到沸翻盈天的市井声，很不清静。但我的母亲一向坐在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这样不安稳，不便利，不卫生，不清静的一只八仙椅子上，眼睛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因为这位子在我家中最为冲要。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静不清静了。P44－47

丰子恺先生一生移居过许多地方，飘泊的生活却始终没有扰乱他超逸的心灵和对家园的依恋。每到一地，他总要因陋就简营造一个宁静而温暖的家，并为这个家园取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

“小杨柳屋”是他在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教时住的陋屋；而“缘缘堂”的匾额，曾悬挂在他在上海江湾和故乡石门湾的寓所门楣上；遵义南潭巷的“星汉楼”和重庆的“沙坪小屋”是他在流离途中温馨的家。

1954年9月，丰子恺先生移居上海陕西南路，丰家二楼有个室内小阳台，三面有窗，上方还有天窗，室中可观日月星辰，别有一番兴味，他便将此寓所定名为“日月楼”。“日月楼”是丰子恺先生一生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他在此定居，直至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