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普通人。所以我有一个很普通的缺点：不会巴结人。在大学里不会巴结系主任，不会巴结学院院长，更不知道巴结校长了。你大概会以为我这样的一个人，当然不会被别人喜欢和关心。可惜，不是这样。
1989年的时候，上海师范大学的校长是王邦佐。王校长知道我，但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这年夏天，台湾有七位儿童文学作家来上海。这是台湾儿童文学作家首次集体来大陆，来上海。写《神笔马良》的洪汛涛先生来找我：“子涵，台湾有七位儿童文学作家来上海，可是没有单位敢接待，你能想办法让上海师大接待一下吗？”我说：“洪先生，你别急，我想想办法吧！”
其实，我根本不清楚能在哪儿想到办法。我糊糊涂涂地直接走进王校长的办公室。“王校长，我是中文系的梅子涵，找你有点事。”“你好，梅子涵，什么事啊？”我就说了台湾儿童文学作家来访的事：“我们上海师大可以接待一下吗？”“可以啊，你需要多少钱啊？”我没怎么想，就很不好意思地说：“两千元可以吗？”“可以的，我开个单子给你，你去校长办公室盖个章，然后去财务处领。”
我就这样从王校长的办公室出来了。在他的办公室我没有坐，我们的首次谈话，我对王校长的首次请求，没有超过十分钟。
后来顾翔副校长代表学校在外宾楼请台湾的儿童文学作家们吃了一顿精致的午餐，大厨是锦江宾馆请来的，剩下的钱，我们买了很多茶点，请了上海的五十位儿童文学作家和台湾作家见面。那是两岸儿童文学作家的第一次大规模见面，那时的两千元很值钱！
王校长，这件事你忘记了吗？我不会忘记的，死死地记着！
我和很多普通教师一样，一直住着小小的一个房间，当了正教授，才搬进小小的两房。我以为会一直这样住下去了，没想过再搬家。
那时，校长是杨德广了。他在别的大学当校长时，在高等教育局当局长时，上班都不坐轿车，骑自行车，是著名的自行车校长。
我住的两房宿舍楼旁边盖了19层的公寓，我每天看着它建高，也看着一家家的老师们搬了进去。先分完了16层以下的，过了两年又分16层以上的。竟然，我的名字也在16层以上的名单里！可是每一层只有一套朝南的三房一厅，别的都朝北，都是两房和一房。
我有时去分房办看看动静，心里想，我能分到朝南的三房一厅吗？总共四套，我没什么希望。
分房办的人问我：“梅老师，杨校长和你是什么关系啊？”我说：“杨校长和我没有关系的。”什么关系啊，我根本就不怎么认识杨校长！“杨校长每次来都问，中文系的梅子涵老师排在第几位。”
我很意外和吃惊！走出分房办，我感动也不解地想，杨校长怎么这样关心我？我感动着，不明白原因。
后来，我真的分到了朝南的三房一厅。总共四套，我分到了一套！
我在校园里遇到杨校长，我说：“杨校长，谢谢你！”我没提房子的事，杨校长知道我的意思，说：“不谢，应该这样的。”
这一件事，杨校长还记得吧？我是不会忘记的，死死地记着！而且，我还会不断地想，杨校长每次去分房办怎么都会问我排在第几位？我只是一个普通教授！
我在上海师大创作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建立了上海唯一的儿童文学学科，培养了一批批的儿童文学硕士、博士，在中国的儿童文学界，大家都友好地说，有一个“梅家军”。
俞立中校长来了。他原来在华东师大当副校长。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校刊几百期的庆典会上。他在出席者的名单中看见我，就问我坐在哪里，党委宣传部长把他领到我面前，他开口就说：“梅老师，你的儿童文学有特色，上海独一无二，学校帮你建立一个儿童文学研究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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