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劳伦斯争议最大的小说，也是他最后一部小说。作者在作品中以宗教般的热忱赞美人间性爱，以细腻微妙的笔触描绘两性关系中那种欲仙欲死的境界，而那伴随着炽烈的性爱体验的，是对历史、政治、宗教、经济等社会问题的严肃思考。由于小说毫不隐晦地描写了性爱，因而被斥为淫秽作品，并遭查禁。1959年出版此书的英国企鹅出版社还被控犯有出版淫秽作品罪，引起了轰动整个西方出版界的官司。直到1960年10月伦敦中央刑事法院裁定出版社无罪，小说才得以解禁。该书虽然命运坎坷，但终以其严肃的寓意、社会批判的主题，真切透辟的写实手法和细腻深刻的心理描写成为名著，并对现当代英国乃至西方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小说讲述了年轻貌美而心地善良的康妮嫁给了贵族地主查泰莱为妻，婚后不久，查泰莱在战争中负伤，腰部以下终身瘫痪。在查泰莱家的庄园中，两人的生活虽无忧无虑，却死气沉沉。庄园猎场的狩猎人梅勒斯重新燃起了康妮的爱情之火，她经常来到他的林中小屋幽会，尽情享受充满激情的生活，犹如回归原、始的亚当与夏娃。康妮怀孕了，这时狩猎人尚未离婚的妻子突然回来。这一切迫使查泰莱、康妮和狩猎人该如何选择呢？

译者序言 废墟上生命的抒情诗

霍嘉特：回顾《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开禁历程及其文化反思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劳伦斯年表

劳伦斯主要作品写作/发表年表

康妮和克里福德回到了拉格比府，那正是1920年秋天。爱玛小姐仍然对弟弟的失信怀恨在心，就离家去了伦敦，住在一小套公寓里。

拉格比府是一座狭长低矮的褐色石头建筑，始建于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不断扩建，直到拥挤不堪，没了特点。它坐落在一片布满了老橡树的高丘上，看上去挺像样。可惜的是从这里看到的是附近特瓦萧煤矿烟囱里喷出的煤烟，远处雾气沼沼的山上是特瓦萧村杂乱无章的破房子。这村子几乎就从园林的门口开始，拖拖拉拉足有一英里长，看上去丑陋无比：满村都是一排排寒酸肮脏的小砖房，青石板顶，棱角尖锐，模样既别扭又死气沉沉。

康妮习惯了肯辛顿、苏格兰山地或苏塞克斯的丘陵草地，那是她心目中的英国。她一眼就看透了这个毫无灵魂、丑陋无比的中部煤铁世界，但凭着年轻人的毅力她忍了。这地方令人匪夷所思，不去想它就是了。在阴沉的拉格比府房间里，她听到了矿井上筛煤机的咣当声，卷扬机的噗噗声，火车转轨的咯噔声和矿车嘶哑的汽笛声。特瓦萧的矿井台在燃烧，烧了不知多少年了，扑灭这火得花上一大笔款子才行，干脆就让它烧着去。当风从那边刮过来时，经常是这么个刮法，房子里就充满了烂泥里烧出的硫磺恶臭。即使是无风的日子里，空气里也总是弥漫着地下冒出来的杂味：硫磺，煤炭，铁或硫酸。这煤尘甚至永久地吃进了冬玫瑰花瓣里去，令人难以置信，就像黑色的吗哪从厄运的天空而降。

就这样，它和别的东西一样是命中注定如此！这状况很糟糕，可为什么要抗争呢？你抗不过它，它依然故我。一个人也是要活下去的。生活，都一样！夜晚低沉的黑色云层里，红色的斑点在燃烧着，抖动着，扩散着，肿胀着，收缩着，就像烧伤一样疼痛。那是矿井上的高炉在喷火。最初这些高炉令康妮害怕，但她又想看：她感到自己就像生活在炼狱中。后来她习惯了。到了早晨，天开始下起雨来。

克里福德号称喜欢拉格比庄园胜过伦敦。这片乡村有其顽强的意志，这里的人胆大妄为。康妮则怀疑，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什么，肯定是既没有眼光，也没有头脑。这里的人无精打采，形容枯槁，就跟这周围的乡村一样意气消沉，而且待人不善。他们也有让人感到惧怕和神秘的东西，那就是他们那口低沉含糊的土话，还有他们成群结队下班回家走在柏油路上时，打了钉子的矿靴底发出的咔咔声。

这一对年轻的乡绅还乡并没受到欢迎，没有欢庆活动，没有代表出来迎接，甚至没人来献花。他们的汽车开上了一条阴森森的树木夹道的昏暗泥巴路，开到园林的坡地上，看见一群浑身湿漉漉毛色发灰的羊在吃草，一直开到小丘上，开到拉格比府深褐色的房前。女管家和她的老公在房前徘徊着准备说句欢迎词儿，那模样就像两个站在地里心中没底的佃农。

拉格比府和特瓦萧村之间没有往来，一点也没有。见了面没人脱帽，没人说句客套话。矿工们干脆就瞪着他们：商人们冲康妮抬抬帽檐儿就像见到个熟人一样，冲克里福德则不自然地点点头，仅此而已。他们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双方都暗自怀有抵触情绪。起初康妮还为村民们默默的抵触情绪感到难过。后来就变得坚强了，觉得那是一针强身剂，一种不可或缺的东西。这倒不是因为她和克里福德没人缘儿，只是因为他们是另一种人，一种与矿工截然不同的人。他们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裂痕是难以言表的。这种事在特伦特河以南可能是没有的。可在中部地区和工业化的北方，这种鸿沟就是不可逾越的，没有任何沟通的可能——你是你，我是我！这简直是违背普通人性、莫名其妙的事。

不过，按道理说村里人对克里福德和康妮还是同情的。可一到具体的人与人上，双方就势不两立了——离我远点儿！

这里的教区长是个和蔼的人，六十来岁。他恪尽职守，可村民们那种沉默的“离我远点”的态度却几乎让他变得无足轻重。矿工的老婆们几乎全是卫理会的教徒。矿工们则什么教都不信。在这种环境里，他即使是教袍加身，也还是被当成一个普通人。他不过是阿什比先生，一个照本宣科的牧师，干的是祈祷的行当儿。

“就算你是查泰莱夫人，俺们跟你是一样的人！”这种固执的本性起初让康妮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她跟矿工老婆们主动打招呼，她们既提防着她，又故作友善，令她不解。她还常听到那些女人侉里侉气地带着鼻音套近乎说：“天啊，跟查泰莱夫人说上话了，我也成个人物儿了呀！可她别以为我不如她！”这些都让她感到受了冒犯。可这事不可避免。这些不信国教的人就这么冒犯人，奈何不得他们。

克里福德不搭理他们，康妮也学着这样做。她干脆对他们熟视无睹。人们盯着她，像是在看一个蜡人从身边走过。不得不跟他们打交道时，克里福德就表现得十分傲慢轻蔑，他知道他无法对他们友好。事实上，对本阶级以外的人他根本瞧不起，他固执己见，从来不打算妥协。人们对他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不喜欢，他们觉得他就是那么个东西，就像矿井口的废料堆或拉格比府那座房子。

可现在他残了，变的十分自惭形秽，过于敏感。除了家中的仆人，他讨厌见任何人，因为他不得不坐在轮椅中。不过他仍然像以前一样用伦敦裁缝制作的昂贵衣物装扮自己，仍旧系邦德街上买来的领结，如此以来，光看上身，他仍旧和以前一样仪表堂堂。他从来就不是那种女里女气的现代绅士，他生着红扑扑的脸膛儿和宽阔的肩膀，看上去很有点乡土气。可他那文静踌躇的声音，还有他的眼神，既果敢又胆怯，镇定又犹豫，这些暴露了他的本性。他的举止时常傲慢压人，可有时又谦逊文静，几乎是怯生生的。

康妮和他两人相依相伴，但是像现代人那样相互保持距离。他自己内心备受伤害，残废使他一蹶不振，再也轻松活泼不起来了。他是个受了伤害的人，为此康妮一腔热情地守着他。

可她又感到他和别人的联系太少了。矿工们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的人，可他只拿他们当物不当人，把他们看作是矿井的一部分而不是生命的一部分，视他们为粗鲁的东西而不是像他一样的人。他挺怕他们，残了以后他不能容忍他们看他的眼神。他们身上有一种奇特的粗野男子气，这一点在他眼里是不自然的，形同刺猬。

他若即若离的，看什么都像低头看显微镜或抬头看望远镜一样。他不接触，跟任何人和事都没有实际的接触，除去因为传统的关系与拉格比府接触或出于家庭自卫的紧密纽带关系与爱玛有接触，除此之外，没什么东西能真正触动他。康妮感到自己并没有真正触动他，从来没有彻底触及到他，或许压根就没有什么可触及的，他根本拒绝人之间的接触。

可他又绝对地依赖她，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她。他虽然魁梧健壮，可却无能为力。他可以摇着轮椅活动，还有个装了马达的带篷轮椅可以“突突突”地开着在邸园里兜风。可一旦独处，他就茫然起来。他需要康妮在他左右，以证实他还活着。

P10-13

废墟上生命的抒情诗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在英美长期遭禁，直到1960年代才开禁的世界文学名著。当英国终于宣布开禁这本小说后，一度洛阳纸贵，高踞畅销书排行榜数周并常销至今。但比畅销和常销更重要的是，它的开禁标志着人类的宽容精神在劳伦斯苦恋着的祖国终于战胜了道德虚伪和文化强权。从此，其作者劳伦斯作为二十世纪文学大师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劳伦斯学也渐渐成为一门英美大学里的学位课程和文学研究的一门学科。时至1990年代，劳伦斯研究早已演变成一种“工业”，得其沾溉获得学位、靠研究和出版劳伦斯作品为职业的大有人在。劳伦斯若在天有灵，应该感到欣慰。

而这部小说问世不久，中国文学界就报以宽容和同情，甚至从学术角度对劳伦斯和他的作品做出了积极的肯定。那个年代，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日本军国主义随时准备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夜，即使是在这样对文学和文化传播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劳伦斯还是开始被介绍了进来。这本书在英国和美国遭禁后，大量的盗版书不胫而走，劳伦斯反倒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读者，名声大震，甚至连战乱频仍的远东的中国都不得不开始重视他。这样的重视与劳伦斯在欧美的崛起几乎是同步的。

诗人邵洵美读后立即撰文盛赞，现代作家和戏剧家赵景深曾在1928-1929年间六次在《小说月报》上撰文介绍劳伦斯的创作并追踪《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进展。几个杂志上陆续出现节译。其后出版了饶述一先生翻译的单行本，但因为是自费出版，发行量仅千册。当年的中国内忧外患， 估计人们都没了读小说的雅兴，这个译本就没有机会再版。光阴荏苒，五十年漫长的时间里中国读者与此书无缘。到1980年代，饶述一的译本在湖南再版，使新时期的中国读者得以领教劳伦斯这一佳构的非凡魅力。

劳伦斯在过去曾被看作“颓废作家”，从193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对他的介绍出现了近半个世纪的空白。对劳伦斯的重新肯定则是以赵少伟研究员发表在1981年的《世界文学》第2期上的论文《戴·赫·劳伦斯的社会批判三部曲》为标志。这篇论文应该说全面肯定了劳伦斯的创作，推翻了以往文学史对他做出的所谓颓废的资产阶级作家的定论。以赵少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地位和《世界文学》的地位，这篇文章的出现代表着中国文学界彻底肯定了劳伦斯及其创作，从而开创了劳伦斯研究和翻译在中国的新局面。赵先生以一种晓畅、略带散文笔法的语言，道出了自己对劳伦斯创作主流的独到见解。我们发现一个曾被雅俗双方都一言以蔽为“黄”的作家在赵先生笔下呈现出“社会批判”的真实面目；同时赵先生也启发我们“看看这种批判同它的两性关系论点有什么关联”，使我们得以找到整体把握劳氏创作的一个切入点。在一个非文学因素对文学研究和译介产生着时而是致命影响的时代和社会里，赵先生多处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文章，恰到好处地淡化了那些曲解劳伦斯作品的非文学不良因素。赵先生广为引用马恩，以此来观照劳伦斯的创作，对其加以肯定，这是劳伦斯研究上的一种突破。西方学者不可能如此行文，1930年代的老一辈不可能有这种文艺观。赵少伟行文之自然从容，可见他十分精通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作了自己自然的话语方式。所以我说，赵少伟在1981年发表的论文具有绝对的开拓性历史意义，在“1949之后”这个语境下是真正意义上的滥觞之作。《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劳伦斯的词条也出自赵少伟之手。

人的艺术良心和艺术感知是相通的，如同世界上的水是相通的一样。赵少伟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观与劳伦斯文学的精义多有契合之处，也因此他的理论在中国的语境下更具有说服力。所以我说，这项开拓工作似乎历史地落在了他肩上。劳伦斯有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的知音为他开辟了进入中国的路，应该为此感到幸运。

公正地说，教劳伦斯受益无穷但也深受其害的，都是这本毁誉不一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对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是因了这本“黄书”，劳伦斯才闻名于世。如果说许多人最终读了他的多数作品后承认他是文学大师，那引玉之“砖”则是《查》，人们首先是慕其情色描写而争睹为快的。

事实上，劳伦斯除了这部小说外，还著有另外11部长篇小说，50多部中短篇小说，多部诗集、剧本、游记和大量的文学批评、哲学、心理学和历史学方面的著作和散文随笔。他还翻译出版了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及意大利作家乔万尼·维尔迦的长篇小说等，仅凭这些译文就足以称他为翻译家了。这位矿工的儿子，以自己非凡的文学天赋、敏感的内心体验、勤奋的毅志和顽强的生命活力，拖着当年还是不治之症的肺病之躯，在短短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为后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学经典遗产，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不少研究家称其为天才和大师，不无道理。

大师自有大师的气度和风范，这自然表现在其不同凡响的文学创作上。他的四大名著《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可说部部经典。《儿》被普遍认为是文学史上第一部印证弗洛伊德“恋母情结”学说的“原型”之作。《虹》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屡遭查禁和焚毁，惹出文学和政治风波来，作者本人虽未遭“坑”，却也长时间内遭受监视和搜查，心灵倍受煎熬，以至于对他“爱得心头发酸”的祖国终于失望而自我流放，浪迹天涯，病死他乡，做了异乡鬼。由此，我们甚至无法断定他是因了文学的孽缘才遭此厄运，还是厄运专门来锻造他的文学魂。

这位旷世奇才的作品甚至在1985年上海出版的专著《现代英国小说史》中仍然被指责为“黄色淫秽”并把开禁这本书作为“当前西方社会的道德风尚已经堕落到何种地步” 的标志。这也难怪，不用说当年，即使是目前，我们许多读者仍然停留在那个人云亦云的阶段，甚至不少知识分子，十分年轻的大学生，一提起劳伦斯的名字仍想当然地一言以蔽之曰“黄色作家”。

这归根结底是个眼光的问题。偏见往往比无知更可怕，此话极是。

于是，当我们无法要求大多数非文学专业的人去一部部精读劳伦斯作品而后公正对待之时，我们只有对这部家喻户晓的作品作个“眼光”上的评说。艺术的眼光往往需要靠一个人较为全面的发展来培养，需要时间。或许随着时光的推移，随着文明的进程，终于有一天对这本书的争议和赏析都成了一种过时和多余。

当历史把我们毫不留情地置于一个尴尬的叙述语境中时，我们只有毫不尴尬地直面历史。

1984年笔者完成了国内第一篇研究劳伦斯的硕士论文时，国内还没有劳伦斯作品的译本(只有个别短篇小说的译文，劳伦斯只是被当作一般的现代作家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个领域还被认为是禁地，因为他在非学术领域仍被看作“黄色作家”。八十年代后期劳伦斯作品开始大量出版，便有了三五成群突击抢译劳伦斯作品的壮观场面。三十年代的旧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重印上市后，黑市竟出现高价抢购的热潮。

在这种尴尬的阅读环境中解释劳伦斯的这部最有争议的小说，颇令人生出滑稽感。

称之为废墟上生命的童话，是一种久经考量的体认──是理性认识与情感体验交织积淀的结果。我无法不这样认为。

小说伊始，即是一场浩劫之后的一片废墟。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满目疮痍的象征，更是大战后人之精神荒原的写照。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野林子和林中木屋，里面发生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生命故事，一个复归自然的男人给一个寻找自然的怨妇注入了崭新的生命，这怨妇亦焕发出女人之本色，唤起了这个近乎遁世的男人身心遥远地带无限的温情，激发出他身上近乎消失的性爱激情。他们在远离工业文明的地方体验着自然纯朴的爱情，体验着创造的神奇，双双获得了灵与肉的再生。浪漫而美丽，不乏乌托邦色彩，这简直是一部成人的童话。

劳伦斯生前好友理查德·奥尔丁顿曾长期从事劳伦斯作品的编辑和评论工作，他说过，这本书根本算不上一本性小说，因为它其实是“关于性的说教……是一种‘精神恋爱’。” 中国文豪林语堂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劳伦斯的性描写别有一番旨趣：“在于劳伦斯，性交是含蓄一种主义的。” 这真是一种林语堂式的“会心之顷”的顿悟。时至今日，普遍的研究认为，劳伦斯对性持一种清教徒的观点：“他之所以常常被称作清教徒，就是因为他认为性是生命和精神再生的钥匙，也因为他认为这是极为严肃的事情。” 1960年伦敦刑事法庭审判这本书时，文化学家霍嘉特就特别说这书“讲道德，甚至有清教之嫌”。此言令检察官困惑不解，转而问询文学家福斯特，福斯特抑扬顿挫地回答说：“我认为那个描述是准确的，尽管人们对此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自相矛盾。” 看似如此的矛盾，造就了劳伦斯这部小说之性宗教的特质。因此，霍嘉特在他那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查》1961年版序言中称这本书是“洁净、严肃的美文。”“如果这样的书我们都试图当成淫秽书来读，那就说明我们才叫肮脏。我们不是在玷污劳伦斯，而是在玷污我们自己。”

查泰莱爵士因伤失去性能力，本值得同情。但他的内心十分冷酷，对工人蔑视无情，对夫人康妮感情冷漠。他认定矿工只是工具，非用鞭子驱使不可。康妮只要能为他生个儿子继承他的事业和爵位就行，至于同谁生育，他倒不在乎，但绝对要求孩子的父亲来自上流社会，以不辱查家门楣。同他在一起，康妮虽生尤死。

正因此，当康妮遇上一身质朴但情趣脱俗的猎场看守麦勒斯时，便自然流露出了女性的软弱与柔情，备受失败婚姻折磨和工业文明戕害的麦勒斯立即情动于中，双方情色相生，一发而不可收，演绎了一场性爱激情戏剧。麦勒斯与康妮的丈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是一个根植于自然、富有生命活力的“下等人”。他受过教育，但厌恶了他认为腐朽的文明生活，选择了自我流放，自食其力，寄情山水。

令人深思的是劳伦斯对现实的选择：他选择了森林为背景，选择了一个猎场看守而不是选择他情感上最为依恋的矿工来做故事的男主人公。猎场看守这种职业的人游离于社会，为有钱人看护森林和林中的动物供其狩猎，另一方面还要保护林场和动物以防穷人偷猎或砍伐树木。这样的人往往过着孤独的生活。他们是有钱人的下人，是劳动者，但又与广大劳动者不同。在劳伦斯看来，这类脱离了俗尘的阶级利益、一身儒雅同时又充满阳刚气的男人最适合用来附丽他的崇高理想。而从根本上说，矿主和矿工虽然是对立的，但他们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双方都受制于金钱、权利和机械，在劳伦斯眼里他们都是没有健康灵魂的人。

从《恋爱中的女人》开始，劳伦斯的超阶级意识日渐凸显，在今天看来颇具后现代文化意义：劳伦斯从人类文明进程的悲剧角度出发超越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认知范畴即资本是靠对劳动力的压榨达到积累。事实上后现代理论认为，资本是靠对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掠夺“转化”而成的，劳动力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劳伦斯注意到劳动力脱离自然后的异化特质，同时注意到劳动力在资本转化过程中主体性的丧失，对工人来说他们经历的是双重的异化。而采矿这一行业更是对不可再生的人类资源无情掠夺的最典型范例，在剥夺自然方面双方都是参与者。矿工的罢工运动不过是在工资待遇上与资本家的对立，这并没改变其异化的本质。是在与自然的异化过程中，劳资双方成了对立的统一。劳伦斯从而超越了剥削-被剥削阶级对立的意识，实际上揭示的是整个文明进程中资本对人/自然的物化，揭示出对立的双方都是被物化的对象这样一个真理。所以尽管劳伦斯对于自己出生并生长于斯的矿工阶级在情感上万分依恋，称矿工是这世界上唯一令他感动的人，甚至称之为那是他的“家”，但他在理智上却选择脱离他们。有产者的冷酷无情与无产者的萎靡无奈都是文明异化的不可救药的产物。(劳伦斯的有关论述详见其散文《还乡》、《诺丁汉矿乡杂记》和《我算哪个阶级》等。)  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如日中天之时，劳伦斯凭着其对人/自然的本能关爱，凭着其天赐的艺术敏感，触及到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和疾病症候，其作品在后资本主义时代愈显功力，无怪乎他被称为预言家。他的作品也因此跨越了写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个阶段而成为文学的常青树，真是难能可贵之至。一个穷工人的儿子能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除了造化使然，后天的生活经历和精神砥砺亦是关键 - 生活在肮脏的工业文明与田园牧歌的老英国的交界地带，出身于草根备受磨难，但艺术天分促使他孜孜以求，吸取的是本时代最优秀的文化，从而他的写作超越了阶级出身和阶级仇恨，探究的是超然的真理。而他这样游走在各种文化群体之间的边缘作家本身，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所关注的话语上的天然“差异”者、意义的“颠覆”者和“消解”者。所以说，劳伦斯文学的魅力愈是到后资本主义时代愈是得到彰显。

劳伦斯试图创造一个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第三者，这就是麦勒斯。在此劳伦斯超越了自身阶级的局限，用道德和艺术的标准衡量人，用“健康”的标准衡量人的肉体和灵魂，才选择了麦勒斯这样的人作自己小说的英雄。而森林在劳伦斯眼中象征着人与自然本真的生命活力，更象征着超凡脱俗的精神的纯洁。而森林中万物的生发繁衍，无不包孕着一个性字。劳伦斯选择了森林，选择了森林里纯粹性的交会来张扬人的本真活力，依此表达对文明残酷性的抗挣。

劳伦斯真是用心良苦，也真是书生气十足。他创造的简直是成人的童话！他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呢。是的，劳伦斯是在废墟和瓦砾上激情高歌的诗人，将全部的悲情化作温情，给人以信心。郁达夫在劳伦斯逝世后不久就读了劳伦斯的作品，他英明地指出：劳伦斯是个积极厌世的虚无主义者。此言极是。所谓厌世，自然是面对汹汹人势表现出的超然与逃避；所谓积极，当然是在看破红尘的同时依然顽强地表现出对人类的信心。于是劳伦斯选择了麦勒斯这样孤独隐居但性力强健的男人作他的理念传达者。这样的男人与世界的结合点只有自己最为本真的性了，他只与脱离了一切尘世丑陋的女人之最本真的东西接触，这就是超凡脱俗的性，与鲜花、绿树、鸟禽一起蓬勃自然地在大森林里生发。谁又能说，麦勒斯不是一棵伟岸但又柔美的橡树？一个复归自然的文明男人，集强健的性力、隐忍的品质和敏感的心灵于一身，对女人和自然界的鸟兽花表现出似水柔情。郁达夫，中国只有郁达夫才能在劳伦斯刚刚逝世不久就做出了一个这样透彻的判断。

一个要摆脱代表死亡与坟场的丈夫的鲜活女人遇上了麦勒斯这样一个卓尔不群回归自然的理想主义男人，在童话般的林中木屋里自然而然相爱，演出了一幕幕激情跌宕的生命故事。小说字里行间荡漾着的生命气息，幻化成大战后废墟上人性的希望祥云，富有强烈的艺术冲击力。

这种冲击力在于它童话般的真实性。在这个文本之内，劳伦斯营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任何东西只要是在自身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它就是真实的。” 我想这是一种源于现实而超越现实的艺术真实，应当受到应有的尊重。

小说创造的是一种艺术的真实，只有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才能说《查》是一部象征小说：小说中每一样事物都具有象征意义，直至最后整个小说本身成了一个庞然的象征。林语堂谓之“含蓄着主义的性交”，可能指的就是小说的象征性。

这部小说表层的自然主义与深层的象征主义之浑然一体，使其最终成为超自然主义的自然象征主义小说，这应该是解读这部小说的关键词。有西方学者认为，劳伦斯文学脱胎于维多利亚传统，但是对这种传统的反讽式模仿，意在颠覆刻板僵化的传统阅读习俗，洗涤被文明玷污了的字词，还其干净本质，这里特别指的是“四个字母”的禁词，从而劳伦斯文学超越了传统。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需要非凡的勇气和胆识，将自己置死地而后生，亦需要高超的技艺与雍容的姿态。劳伦斯受到激烈的攻击，多来自人们对其“矛”的世俗解读；劳伦斯受到追捧，则因为人们对其“攻盾”的努力的嘉许。劳伦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他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当了一回烈士：这本书在欧美被禁三十余年，在其他国家则长达70余年甚至更多。但他最终还是获得了新生，他唯一要感谢的就是时间，时间可以涤荡一切陈腐、僵化和专制。他的创作终因其对摧残人性的工业文明的抗议、为人性解放的可能性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帮助当代人从虚伪的道德羁绊中得到解脱的“真诚不懈的渴望”吸引了全世界众多读者。

了解了这一层意思，我们就把握住了这部小说形而上的内涵，而不至于停留在其表面的性描写上画地为牢，无端訾议。中国古语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艺术的真实往往是形而上的。从这个意义上去考察这部小说，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之为“废墟上生命的抒情诗”，算一家之言，聊以代序。

与这部小说写作的一些历史和个人背景也是不可忽视的。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是其独特的个性和主观性与时代背景和环境的影响互动的结果。而在于劳伦斯，这样的互动就更为突出。在此略做交代。

1925年，劳伦斯还在美国和墨西哥漫游时，从16岁开始长期困扰折磨他的气管炎和肺炎终于被确诊为肺结核三期，在没有发明出抗生素的年代，这等于宣判了他的死刑。眼看大限将至，自己还在创作上徘徊，劳伦斯肯定心急如焚。

他是不甘心自己长时间内写不出力作的。1920年《恋爱中的女人》出版后并未引起轰动；后来的《迷途女》被认为是为钱而写的平平之作；《亚伦之笛》、《袋鼠》和《羽蛇》虽然独具匠心，但一时难为圈内人士认可，评论寥寥，且抨击者为多；《林中青年》是与别人的合作，乏善可陈。而他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和游记等并非他的根本关切。他的写作，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写作，才是他的生命支柱，这来源于他对长篇小说的本能认知。查出肺结核三期后，他在给澳大利亚女作家莫莉·斯金纳的信中说：

“我还是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可以与你所创造和记录下的人物及经验生死交关，它本身就是生命，远胜过人们称之为生命的俗物……”

这一年是他创作上的“休耕年”，他开始潜心于理论探索，写出了一系列小说理论方面的随笔。他的理论探索为他的扛鼎之作找到了关键词，这就是要张扬“生命”。其实劳伦斯1912年与弗里达私奔到意大利北部的嘎达湖畔时就已经通过直觉触及到了未来十几年后生命最终结束之时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的主题了，其理念在游记《意大利的薄暮》中已经初露端倪，他要做的只是等待和寻觅，寻觅将这理念附丽其上的人物和故事，从而将这理念戏剧化。这一等就是14年，等到医生宣判了他的死刑。

随后他在1925年和1926年最后回故乡两趟，看到英国中原地区煤矿工人的大罢工，看到生命在英国的萎缩与凋残。他终于失望而去，彻底与阴郁冷漠的英格兰告别。待他再一次回到他生命所系的意大利，在那里，阴郁的故乡与明丽的意大利两相比较，两相冲撞；在那里，他以羸弱的病体考察了意大利中部古代伊特鲁里亚文明的墓葬和完好如初的彩色壁画，伊特鲁里亚人充满血性的性格，自由浪漫的生活方式，对神灵的虔诚膜拜，对死亡的豁达，这些与基督教文明下人的物欲横流和人性的异化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劳伦斯深深地迷上了罗马人之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意大利人真正的祖先伊特鲁里亚人：“苗条，优雅，文静，有着高贵的裸体，油黑的头发和狭长的脚板。” 意大利的现实和远古都感召着劳伦斯心向往之。于是，潜隐心灵深处多年的小说主题终于得到戏剧化，终于附丽于麦勒斯和康妮两个生命的阴阳交流之上。这就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本生命之书，一首生命的抒情诗。

黑马  1993年1月5日

2004年7-10月改写

2009年3月修订

人们要反对只管反对，我却要表白这部小说是一本纯正的、健全的、我们今日需要的书。有些字眼，起初是令人震惊的，过了一会便毫不可惊了。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心地给习惯所腐化了呢？

——劳伦斯

情节是一个贵族妇人爱了一个game-keeper，句句是力的描写与表现，使读者的心，从头到底被他擒捉住。

——邵洵美

他(劳伦斯)始终还是一个积极厌世的虚无主义者，这色彩原在他的无论哪一部小说里，都可以看得出来。但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表现得尤其深刻。

——郁达夫

劳伦斯此书是骂英人，骂工业社会，骂机器文明，骂黄金主义，骂理智的，他要人归返于自然的、艺术的、情感的生活。劳伦斯此书是看见欧战以后人类颓唐失了生气，所以发愤而作的。

——林语堂

他(劳伦斯)以为一个人，不一定要求幸福，不必要求伟大，但求知道“生活”，而做个真正的人。要做真正的人，要过真正的生活，便要使生命澎湃般的激动。……劳伦斯的这种理想，在这《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中，是发挥无遗的。

——饶述一

小说写性爱的章节引起争论，其实全书寓意严肃，爱憎分明。坐着摩托轮椅的克利弗【克里福德】代表依靠机器和劳役撑持的寄生阶级：他们越虚弱，对工人越发无情，鼓吹皮鞭统治；他们的工业摧残人的肉体并腐蚀人的精神，他们维护的婚姻道德是十足的虚伪自私。正是这种背景赋予康妮的抉择以社会意义。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劳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