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海摩登》掀起上海文化研究及出版的热潮，此次李欧梵的「人生影史」将再带动老电影观赏疯！这是一本别开生面的电影著作，作者从自传的角度切入，边述边论，把作者个人最钟意的西方电影经典名片，旧梦重温。从中学时代最迷恋的《学生王子》、《美人如玉剑如虹》、《乱世佳人》、《罗马假期》等各种类型名片，到作者旅美后在哈佛大学的布拉陶戏院留连忘返，屡屡重看的《北非谍影》，后来发现的讽刺喜剧、「通心粉」西部片、《齐瓦哥医生》、《大红臂章》等，当然作者最景仰的几位欧洲大导演──特别是楚浮和维斯康堤──也在详细讨论之列。全书内容深入浅出，笔锋常带感情。可与郑树森的《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参照阅读。

作者从自传的角度切入，写了一本别开生面的电影著作，以饱含感情的笔锋，将一部部经典名片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陪伴作者一路成长的电影院、动人心弦的电影歌曲、当年倒背如流的电影海报、典雅精彩的电影台词，都让作者念念难忘，那曲终人散空荡荡的影院里留下的是如水般流逝的青春……

总序

自序

辑一　旧影梦回

　从《出水芙蓉》到《派对女郎》

 这就是娱乐：漫淡歌舞片

 《美人如玉剑如虹》

 《乱世佳人》

 约翰·福特的西部史诗

 李昂尼的“通心粉”西部片

 我的“卡萨布兰卡”

 忆《罗马假日》

 “曲线式”的喜剧片：《女友礼拜五》和《费城故事》

 “黑色电影”三谈

 惊魂又迷魂：希区柯克

 大卫·连的文学经典

 人生难以承受的轻——重看特吕弗电影杂忆

 《广岛之恋》

 小津的世界：《早春》、《晚春》、《麦秋》

 维斯康堤的“总体艺术”结晶《浩气盖山河》

 漫谈战争片《大红臂章》

 《金刚》启示录

 文学和电影：《断背山》观后感

 银幕上的文化压抑——从《断背山》到《卧虎藏龙》

 《侠女》中的经典场面：竹林大战

 细看三场竹林大战

 《从魂断蓝桥》到《倾城之恋》和《一曲难忘》

 《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感情》——改编自奥斯汀小说的影片

 伍迪·艾伦和陀斯妥耶夫斯基

 安慰李安

 引人思考的新闻节目

 永远的《倾城之恋》

 张艺谋十面埋伏的危机

 香港电影文化需要影痴

辑二　影评重拾

 影评现况

 诗的电影

 电影的构思与造型

 特吕弗和《蛇蝎夜合花》

附录

　我心爱的十大欧洲和日本经典片

 我心爱的十大好莱坞经典名片

 老婆中意的老电影

香港电影文化需要影痴

第二十九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即将揭幕，我看到节目单更是垂涎欲滴，几乎部部影片都想看，可惜届时因公不在香港，失之交臂，甚觉遗憾。

香港是一个电影的城市，香港的文化也大多是电影蕴育出来的。世界各大国际都市可以与之比拟的恐怕只有纽约、芝加哥、柏林和多伦多。六十年代的巴黎是“新浪潮”鼎盛时期，但年代已过，现在只是“空留纸上声”。洛杉矶是电影工业的集中地，而且是两间以电影研究知名的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和南加大)的所在地，但商业气氛太浓，我住该地四年，碰到满街的“制片家”都想赚钱做生意，缺少我心目中的电影文化。

什么是电影文化？它不是电影工业，后者是以消费和生活为主，而电影文化却代表了一种社会风气和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在这一方面，香港可谓开风气之先，足以自豪。

也许我的这种说法带有私人偏见的成分，但却和个人经验有关。记得七○年代我初抵香港，在中文大学任教的时候，就立刻受到香港电影文化的影响：那边厢邵氏出品的通俗影片仍然当道，午夜场人为卖座，这边厢却惊见几位年轻的电影爱好者在孜孜不倦地介绍法国的“新浪潮”作品，我也受他们的热情感召，开始写影评，第一篇是骂邵氏“这样的武侠片要不得”(因为太过血腥)，接着就大赞杜鲁福的《蛇蝎夜合花》(Missisippi Mermaid)。当年《中国学生周报》，在陆离和罗卡等编辑下，对电影独具慧眼，也逐渐培养了那一代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对“艺术电影”的兴趣。

最近读到香港电影学会出版的《我和电影的二三事》一书，爱不释手，内中充满了六代影评人对电影的热情。且让我从书中引述一段随意翻到的证词：“电影是你反省和批判的对象，亦是你心爱和心痛的对象。在书写中，文字将电影的意念、影像及个人情怀完全交融起来。电影给予机会把你自己放进一个抽离世界——不可明释的光影世界。有时再难分出现实/电影的世界来。我是影痴，钟爱电影是无法解释的。”(凤毛(电影丰富了我)，第一百十六页)

我当年也是一个影痴，觉得人生最愉快的事莫过于和女友一同到中环大会堂“第一影室”(Studio One)去看欧洲电影。我对电影的痴迷，早在台湾念中学时即已养成，每周末皆流连于新竹的四家电影院中，恰如美国影评人Pauline Kael的，Lost It At The Movies，至于这个“它”(It)代表的是什么，则见仁见智，各有说法。后来留学美国八年，对电影更痴，甚至有时会饿肚子省下一餐饭的钱，就是为了看电影。所以当我初抵香港后，所接触到的第一类令我心动的香港文化就是电影文化。如果说看电影是“第一类接触”的话(我也看过午夜场)，第二类应该是风毛在文中所说的“教电影和讨论电影”的社群活动，至今香港还有这种“公共空间”——九龙油麻地的Kubrick咖啡店，就开在百老汇影院旁边，据说每周末都有影痴和影评人在此聚会，畅谈电影。另一位香港影评人舒琪曾在湾仔开过一间影片小店POV(出自电影名词Point of view，指拍摄视角)，而且还在周末亲自出马讲解，可惜后来关了门。这一切都是香港“民间社会”中一批人自动自发、默默耕耘出来的园地，弥足珍贵，香港电影文化就在此中生根发芽。

当然，香港的电影工业更是世界知名，这两方面的互动才是香港电影文化的特色。但目前香港电影却面临着一个危机，除了市场因素外，有时候也会产生所谓“周期”问题；八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鼎盛期，原因之一就是那些成长于六十年代而又在七十年代涉足电影文化的人成熟了，开始大展宏图，如吴宇森、许鞍华、徐克、方育平等不少导演，都拍出不少名片。然而到九十年代，这批人开始各奔前程，香港的“新浪潮”遂逐渐凋零。这当然和电影市场的商业转型有关，然而拍出好的商业影片照样需要人才，照样需要电影文化的熏陶。然而年轻一代的香港人是否仍有此文化嗜好？

我时常鼓励我的香港学生，应多组织电影欣赏会，聚在一起看电影、聊电影(我在美国第一次看到大批香港八十年代的名片，就是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电影协会)，而不是自己租了影碟回家看作为消遣活动，租碟回家看这种“第三类”的接触最不过瘾。如今香港各大学有关电影的课程也愈来愈多，然而学生的影痴程度反而减低了，大多数的香港电影院都是属于联营型，失去了当年各家影院放映不同类型影片的性格，幸亏现在还有一年一度的电影节来补足。

据教授电影课程的同行告诉我：香港不少学生对于中外老电影一概没有兴趣，这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危机。任何文化的成长，都是继往开来的，不看经典名片，如何创新？中国大陆的第五代导演，个个都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喝老电影的奶水长大的。但愿在有心人扶植之下，香港的电影文化继往开来，生生不息。P196-198

我的写作生活不算长，至少比学术生活短得多。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赴美留学，在环境影响下用英文写学术论文，不觉已有半个世纪，直到最近十年，才着力用中文写作。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所有的中文作品都是习作。

有人把我的中文作品称为“学者散文”，但没有解释，顾名思义，似乎指的是作为一个学者写下来的随意而松散的文章。然而散文其来有自，可以上溯至明末的小品文。在西方称之为“essay”，法文叫作“essai”(有尝试之意)，这两个传统不尽相同，我的文章都配不上，只能勉强称之为“杂文”，但又缺乏鲁迅式的匕首投枪的作风。我从不用尖酸毒辣的文字去批评世界或人物——这一点“鲁迅风”我完全没有学到，虽然自己确曾研究过鲁迅。也许，对我而言，“生活”这个人文文本太丰富了，它是我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如果把前人的生活和时代加上去，更像一座宝山。我每读一本前人的著作，不论中西，都觉得在山下掘宝，越挖越兴奋，越发感到高山仰止，灵光灿烂。个人最中意的小文都与这类读书报告有关，如《狐狸洞书话》。生活加读书，人生的意义足够了。

现在我的好友季进和黄育海、陈子善策划将这些中文作品和中译的学术著作，汇集成“作品系列”出版，作为送给我的七十岁生日礼物，我却之不恭，只好笑纳。这个作品系列不代表什么写作成绩，只是一种生活和读书的感受与潜思的记录。这么多年积少成多，竟然有将近二十卷之多，连我自己也感到诧异。

除了某种纪念意义外，“作品系列”的面世，自有其公共的意义：这些参差不齐的文章，都要再度呈现在读者面前，成为一个文本的“整体”，有点太“重”了，似乎当年的“狐狸”变成一个大“刺猬”。然而，我曾屡次提过，自己的文章绝对成不了系统，因为我的兴趣太广，在人文领域几乎无所不包，也从来没有为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岂能成为刺猬式的思想大师？我愧不敢当，只能说，这个系列所代表的是一种积累，犹如重新发行的一套唱碟，希望价廉物美，消费者喜欢就好。

这个系列也代表了我日趋多元的兴趣。回顾起来，糟杂之中也自有脉络可寻，总而言之，可以用文学、历史、音乐、艺术、电影和建筑这几项人文科目来概括。我学的是历史和文学，但兴趣遍及其他各项，加起来看，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文主义者。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现代性”文化的各种吊诡层面。我的时间范畴是近现代——特别是二十世纪，我游移的文化空间也遍及东西方。不知何故，近年来反而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学和文化兴趣日增。别人可以在文化上落叶归根，我却不自觉地飘零四海，其乐也融融，所以我也自认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甚至把双语写作和阅读作为一种常态。

这个系列中的各书出版次序可能不会以写作先后为序，因此我必须略作交待。如果把学术著作和杂文写作放在一起，很明显地可以归纳出一个轮廓：我是先从“五四”时期的浪漫精神出发，逐渐向不同的文化时空探索和投射。在中国现代文学方面，从“五四”走向一九三。年代，而鲁迅研究则成为一个中介，他晚年住在上海，我也不觉对上海的都市文化产生兴趣，甚至为了摆脱鲁迅的“魔障”，故意去研究他最不喜欢的东西——十里洋场的摩登上海。我万万没有想到，当年的一股“反动”和好奇，竟然使得拙作《上海摩登》一度成为上海怀旧浪潮的标志之一，这更激发了我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

我的作品中的另一条空间脉络是香港和台湾。我生在大陆，长在台湾，后在美任教三十多年后，退休到了香港，目前则在港台两地游走。从地缘政治而言，我似乎地处边缘，我也故意采用一种“边缘视角”，别人——特别是自觉或不自觉的“中心主义”知识分子——可能嗤之以鼻，我却甘之如饴，甚至以此自我定位。对我而言，边缘才是真正自由的，因为我不受“中心”情结的牵制，可以随意转变视角，扩展视野，由中而西，由美而欧，甚至指向西欧的边缘小国如捷克(当然这也拜昆德拉所赐)，近日兴趣又转向南美和南亚(如印度)文学，下一步可能是解放后的南非。总而言之，我认为只有在边缘才能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边缘视角也影响了我的思想内容。我的不少想法往往和“主流意识”不同，不见得是“对着干”，而是不自觉地另辟蹊径，走个人的道路。我不敢说自己的看法是“灼见”(insight)，或创见，只能自嘲是“不按理出牌”的结果，对于学术理论尤其如此。这一方面，我在和季进和陈建华的两本对话录中都曾仔细地自我分析过，此处不赘。

我的另一面“不按理出牌”的表现是感情。一般受过学术训练的学者，往往把自己藏在“客观”之中或隐于文本之外，我恰好相反，从第一本学术著作《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开始，就感情外露，侵入研究的对象，甚至自觉地另用散文形式去踏寻徐志摩的踪迹。这一股浪漫情绪，见诸我早年在台湾出版的两本散文集《西潮的彼岸》和《浪漫之余》。多年来这股“余绪”一直支持着我的内心生活，终于在十年前我和子玉结婚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但我们夫妇合写了三本书，而且我在人生进人老年之际，从子玉身上学到一个“真”字，因此也把一股真情用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之中，笔锋常带情感，文章到处可以看见主观的“我”，这也是一种风格和立场。当然，有时主观会导致偏见，我也在所不顾了。从“浪漫”到“偏见”——但并不偏激——这也许可以总结我的心路历程吧。

以上的这些自剖，其实都是多余的话，文章写完发表，有它独立的生命，应该听由其自生自灭，这是我一贯的主张。这个作品系列，除了献给支持我写作的妻子外(连这篇小序也是今早她给我的灵感)，也愿意献给所有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朋友。

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于九龙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