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记者：郭超人新闻思考》这部著作全面反映了郭超人从一个青年学生到著名记者的成长轨迹和思想脉络，记录了他对记者职业和新闻事业的深入思考。

作为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新闻记者之一，郭超人出色地报道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记录了时代前进的脚步，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发人深省的新闻作品。

本书以郭超人在1982年对青年记者的一次讲课记录《记者论》和他在1990年至2000年期间与本书主编关于记者问题的多次谈话为主要内容。

选择做记者，就是选择了奔走和忙碌，选择了勇敢和责任，选择了为别人做嫁衣，为历史做记录。我曾经讲过：“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我希望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到新闻记者的行列中来，在有限的生命中获得、记录和传播更多的信息，保持自己对世界充满新奇的眼睛、新鲜的思维和年轻的心。

编者按

一个记者对自己职业的思考

关于记者

关于记者的谈话

超人的《记者论》

记者论

旧作

独幕剧：我也去

从北大，我带走了一把钥匙……

记者要注重调查报告的写作

我的业务自传

书信

寄自战场的家信一则

何其芳书信一则

巴金书信二则

海默书信二则

黄宗江书信一则

回忆

昔日农奴对新华社记者郭超人的回忆

与超人一起在高原采访

一个青年记者的记忆

最后的燃烧

两代人眼中的西藏今昔

后记

超人还在

问：你是不是认为做记者还是需要经过大学的专门训练，科班出身是否更容易成为一个出色的记者？

超人：虽然我自己是经过大学专门训练、可以算“科班”出身的记者，但我不认为出色的记者一定要“科班”出身。事实上，我们周围有很多记者一开始并不是学新闻的，甚至有些记者没有读过正规的大学，但并不妨碍他们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记者。而有些名牌大学学新闻出来的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做了记者以后几年都没能采写、编辑出一篇出色的新闻报道来。原因很简单，新闻记者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当然更不是只有新闻专业才能够培养出来的。记者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工作，除了需要有新闻的专业知识和技巧，还要具备新闻专业之外广泛的知识积累，这样才能在面对各种信息时准确地理解、采撷和反映。所以说，记者是在新闻实践中磨砺出来的。新闻无处不在，但需要你迈开双腿，到产生新闻的第一现场去发现、去感受、去采访；需要你带着眼睛去观察，带着耳朵去倾听，带着嘴巴去询问，带着思考去求证，带着真诚去记录，带着责任去传播。

当然，大学阶段的专业学习还是为学生将来做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进行了许多必要的准备。1988年北京大学90年校庆的时候，北大校刊编辑部要出版一本老校友回忆母校的文集——《精神的魅力》，约我写一篇文章。我以《从北大，我带走了一把钥匙……》为题，写了1956年我大学毕业，离开母校走向西藏高原之际，特意带走了自己住过的北大学生宿舍一把房门钥匙，我希望这把北大的“钥匙”，能帮助自己开启通往未来的一道道门锁。

后来的经历说明，北大让我受益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还有弥漫在未名湖畔的青春氛围、人文情怀和带点悲壮色彩的责任感，是燕园里“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空气。我1952年入学的时候，正赶上全国高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北大的许多系都另立门户，独立出去或与其他院校合并成立新的专门学院，包括我们中文系新闻专业1954年后招收的新生也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去了。所以，当时北大的新闻专业其实并没有成型的教学模式，我们这个“科班”所学到的新闻学知识，的的确确是像蔡元培先生当北大校长时所倡导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得来的。

蔡元培是1916年年底受命，1917年1月4日赴北大任校长一职的。史学家顾颉刚当时正在北大读书，记录下新校长进门后的第一个动作：“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蔡元培先生不把北大校长看作是一个官职，他号召学生们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还在其《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开宗明义：予今长斯校，请以三事为诸君告，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友。“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蔡元培之所以会成为北大的一面旗帜或者说是中国现代教育理念的先导，我认为最重要之处：一是他营造出一块地盘，蓄养了一种空气，让自己的学生吃杂食，开眼界，广泛吸纳不同的知识和观点，他鼓励师生拓展思维，从中国封建社会沿袭了1000多年、明清两代又推向极致的——以“四书五经”为基本知识结构，以“八股文”为规定行文方法的旧式教育窠臼中走出来。在蔡元培领导的北大，作为儒家价值体系最高形式的载体——“经学”，逐渐失去主导地位，成为与文史哲等社会学科，数理化等自然学科，外语、体育等现代教育各个学科都平等、并行的专门学科。二是蔡元培努力教导学生读大学是为了求知，不是仅为了求职、求官、求财，淡化并逐渐远离以科举制度作为文官选拔主要考核手段的封建教育遗留。

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校长已经是马寅初先生了，他曾经做过蔡元培校长的教务长，深谙蔡元培“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马寅初校长讲过：“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欲言者难，言人之不敢言者就更难。”正是他率先垂范这种对知识、对真理乐于求索，勇于标新立异的态度，才使我们这些50年代初入学的学生，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气氛中，仍有机会和兴趣广泛了解涉及新闻专业的各种观点和思潮，寻找形成这些观点和思潮的来龙去脉。大学阶段的这种熏陶，对我当记者之后如何辨别事物的真伪，如何在别人不敢发言的时候，丢掉杂念，说出你的真言，都做了很必要的思想和心理上的准备。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训练，就是学校鼓励学生去求教大师而不是盲目迷信大师和肉麻地吹捧大师。在那时的北大校园里，再有名望的教授、学者，如果你有问题求教于他，不管你是不是他教的学生，他都会很乐意给你讲授。有时即便是在去食堂或回家的路上，他也会停下脚步认真思考之后回答你，决不敷衍。遇到一时讲不清楚的问题，则会把家里的地址记在你笔记本上，让你上门去找他。

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1954年初读大二的那个寒假，我对新诗产生了兴趣，特别是读到诗人何其芳先生的《河》：

我们在沉默的群山中间听着你，

像听着大地的脉搏。

我爱人的歌，

也爱自然的歌，

我知道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

因为心里产生了共鸣，就想把我在寒假里写的一首关于台湾的长诗拿给他看，请他提提意见，也顺便讨教一下他提出的关于新诗分格律诗和自由诗的问题。何其芳先生当时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刚刚调来创建北京大学文学所(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虽不是北大的教授，但我们时常可以在校园里遇见他。我原打算当面求教，想到寒冷的天气不方便在外面看诗，加上自己脸皮比较薄，就写了一封信，连同诗稿一起送到了文学所。P19-23

(一)

2000年6月15日，超人遽然逝去。一年、两年，十年过去了，超人似乎渐行渐远……

一年多前的一个冬夜，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应南振中同志邀请来新华社参观、做客。席间，老外长兴致勃勃，侃侃而谈，其中谈到了超人。说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珠峰报道之后，超人作为“北大优秀毕业生”应邀回母校作报告，那时外长还是在大礼堂听报告的一名学生。他兴奋地回忆道：我至今还记得超人同志说的两句话——“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我与外长相对而坐，静静地聆听，丝毫没有往常听外长答记者问的感觉，更像是在听课。

去年11月下旬，湖北省记协等单位在武汉举办超人作品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教授和媒体同行汇聚一堂。会上，一些年轻的学者、记者在谈到超人的成长经历和采访故事时是那样的熟悉，如数家珍；在评析超人的新闻作品时是那么的投入，津津乐道。那时，我就坐在会场里，认真地听完一整天每个与会者的发言。

……我知道，超人还在。

(二)

超人喜爱读书，重视出版工作。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他在各种场合多次谈到新华出版社以及所出图书。他的作品选集、《向顶峰冲刺》、《西藏十年问》、《喉舌论》、《非洲笔记》等著作，大多是由新华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在他逝世前的10天，还主持召开社长办公会，研究部署新华出版社的工作。

2000年年初，我正面临工作调整。在一次谈话中，超人问我：“对出版有兴趣吗？想没想过到出版社去工作？”当时的我一门心思要去分社锻炼，毫不迟疑地一口推辞了。超人去世后，我便去了山西分社。完全没有料到，4年半之后，一纸调令，我居然回到了新华出版社。人生中有多少机缘巧合，谁能说得清？

新华出版社每年出书五百，5年多来，记不清我审签的书稿有多少，但自任责编的只有一部。这本书，我严格按照每一道工序流程，认真细致地做完审核、编校等等每一项工作后，在“责任编辑”一栏里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三)

应该说，我对这部书稿的许多内容并不陌生。因为我也是当年重庆培训班的学员，也像国记兄那样一次不落地聆听、记录超人的讲课内容。超人和我第一次有趣的对话，就发生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那是一次课问休息时，超人在和同学们聊天，他看着我问道：“你叫什么？哪个学校毕业的？”我报上姓名，说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超人笑了：“哦，我们还是同学啊！”我慌忙应答：“是师生！是师生！”

比我的那班“黄埔一期”同学更为幸运的是，12年后，我成了超人的秘书。在超人身边工作多年，我能更早地读到超人的许多文稿，更多地听到超人的许多教诲，言传身教，耳濡目染，让我获益匪浅，受用终生。

周末，我把全部书稿带回家，夜以继日地又一次从头拜读，禁不住浮想联翩，感慨不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课堂，仿佛又一次面聆超人的述说……作为超人的学生，我实在不敢对这本书的主题和内容作肤浅的诠释，更不敢妄评本书的意义和价值。但有一点我敢说：有兴趣的读者会从这本书里收获自己需要的有益养分，会从书中领悟到所要探寻的答案。出版本书的目的，已远不止于缅怀和纪念！

因此，我们要感谢郑鸣、蓝冰，他们为编辑出版此书付出了很多，倾注了太多的心血。我们还要感谢解国记、赵化、姜军等等所有的作者，以及为本书予以支持、作出贡献的朋友和同事们。  2007年6月15日，我在超人网上纪念馆写下这样一句话：“七年了，您还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我相信：超人依然还在！在圣洁的珠峰冰川，在神奇的雪域高原，在苍凉的黄土高坡，在绵延的巴山蜀水，在他不为时光销蚀的作品里，在这本厚重的书里，在我们心中……

201 0年5月24日凌晨写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