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古代最后的盛世时光，也是影视作品提及最多的一段历史。过多的演绎，让这段历史似乎只剩下了后宫争斗。

邹范平编著的《康雍乾盛世中的君臣关系》史料翔实，语言简洁，观点明确；不夸张，不演绎，不说教；不跌宕起伏，却耐人寻味；不力透纸背，却让人有所思。

朝堂之上，君贵臣轻——历史长河上空的君臣关系宛如一条抛物线，在康乾盛世达到制高点。中国古代这最后一个盛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个帝王，成就了清帝国的世界地位。虽同为盛世帝王，三者却各有不同。康熙崇尚理学，能与臣以师友相处；雍正澄清吏治，重用能臣酷吏；乾隆纵容贪官和绅，引发官场的生死角逐。无论是痛恨臣子结党，“兔死狗烹”，还是大兴文字狱，实质都是对极权的向往。君与臣的博弈，随着极权的膨胀而愈加剧烈，康乾盛世历时一百多年，缩微了极权政治生态下的得失成败。

邹范平编著的《康雍乾盛世中的君臣关系》以“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为标尺，据翔实史料，尽述三朝的权力艺术，揭示盛世朝堂的存亡法则。

上篇：帝王与师友处——康熙帝的宽仁

 放弃满洲家法，确立君权一揽

虚君摄政是儒家之本旨

鳌拜辅政成为乱政

剪除鳌拜恢复君权一揽

第一帝师熊赐履

南书房师友

 以汉治汉，乃异种称王之道

不使汉将全面倒向吴三桂

非郑氏叛将不能收复台湾

 君臣以义合

于成龙以道事君

康熙帝对汤斌态度的转变

保护清官张伯行

君臣治河与朋党之争

康熙帝的法家治术

整肃帝师

索额图由每功臣变为第一罪人

特殊而棘手的君臣关系

中篇：霸者与臣处——雍正帝的苛察

 即位之谋

戴铎献“戒急用忍”之策

以儿才华，博取父皇的欢心

夺位成功

确立秘密建储制度

 恶犬不可不烹

年羹尧之自裁

隆科多之圈禁

 澄清吏治，重用能臣

模范疆吏田文镜

压抑李绂及科举士人

追查志亏空，怡亲王大搞抄家

诺敏、高成龄首倡养廉银制度

岳钟琪弹劾贪官污吏

宠臣李卫

以密斩制度威慑地方大员

给事中并入御史台

鄂尔泰于难以措手之地显才干

张廷玉制定机处章程

神道设教以整治贪官

 不臣之民与文字狱

汪景祺与钱名世之献

查嗣庭之狱

陆生柟之狱

谢济世之狱

曾静、吕留良之狱

下篇：亡国与奴处——乾隆帝的专横

 初政尚宽

为何篡改即位时间和地点？

物极必反，殊途同归

鄂尔泰、张廷玉的命运

 好大喜功，遥控军机

傅恒、岳钟琪初定大小金川

阿桂再次平定大小金川

 既重贤臣，也宠奸相佞

刘统勋、刘墉父子皆贤

于敏中的忠心与“小聪明”

和珅是乾隆帝的知己

 文化与文字狱

纪晓岚与《四库全书》

胡中藻之文字狱

乾隆帝制霸道

结语

因为顺治早死，康熙幼年即位，由四大臣共同辅政，鳌拜位居最末，却最为专横跋扈，摆在少年康熙面前的既是一个“吏治堕污，民生憔悴”的烂摊子，又是一种受制于人的局面。

鳌拜的跋扈擅权，使得以贤臣辅政这种为儒家所倡导的好制度变了质，这本来是中国古代社会唯一具有进步意义的权力分配方式，也是原始儒家所追求的理想。这不是有没有制度保障的问题，而是由于人的素质低下，品质恶劣，败坏了好制度。这正应验了苟子所谓“有治人无治法”的观点。荀子说：“法不能独立存在，律例不能自动施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律是治的开始，君子是法之源头。故有君子则法虽然有缺失，而足以周全；无君子则法虽具备，施行必然有所失，不能应事之变，足以导致乱局……故贤明的君主急于得其人，而昏暗的君主却急于使法律贯彻。”。康熙以为这是至理名言。

康熙整治鳌拜以后，学习汉儒文化，中国明朝的权力形式又被恢复了，所谓“清承明制”，固然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也有重大的遗憾。康熙为了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而抛弃满洲家法，成为古代中国最高文化利益的保存者，堪称大智大勇，然而失误也是如影随形。

康熙重新制定了治国方针。在“渐习汉俗”、“振兴文教”的基本国策的贯彻实施上，理学大儒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熊赐履、李光地、张英等帝师们的言教启发，使康熙树立了仁义的价值观念，促成了他在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的成熟。理学对他的影响最有价值，人称“理学皇帝”。康熙以“与民休息”的政策为治国宗旨，这既是康熙深谙“戒急用忍”谋略精义的体现，也是理学“唯在躬行，不在口讲”主张之实用。

虚君摄政是儒家之本旨

明清的改朝换代，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次实现儒家理想——周公模式的绝好机会。非常可惜，中国人把它很轻易地放弃了，当时似乎没有人认识到中国有一个良机被错过，至今似乎也没有人对此从制度角度进行过研究。清朝入关后第一个皇帝顺治，24岁就驾崩了。顺治有遗诏一纸，以十四罪自责，大意是说他自己忘记祖宗家法，渐习汉俗，清廷制度与明朝无异，而对满洲大小诸臣未加重用优遇，深自痛悔，云云。顺治遗诏是他死后鳌拜命汉大臣王熙撰写的，完全是按照鳌拜的意思批评了顺治。可见在人臣的眼中，君主也是有错误的，可以批评的。这大概也反映了满洲王爷们的意见，有虚君的意味。以后就没有这种情况了。兹摘录几段，并加以分析：

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承效法太祖、太宗谋划之余威，因循悠忽，苟且目前，而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顺治既然住进了紫禁城，满洲家法不论有益与否，都避免不了被抛弃的命运。所谓汉习，就是指明朝的政治制度。某些满洲贵族们对于顺治欣赏汉族文化的行为很不满意，认为还是满洲家法好。

满洲家法一大特点，就是议政诸王大臣会议。汗王并非一言九鼎，军国大事要经过八旗王爷们七嘴八舌地讨论来决定。如此“淳朴旧制”，绝对是有积极意义的。清史学家孟森指出：“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一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贝勒分治其国，无一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为首长，如八家意有不合，即可易之。此太祖之口定宪法。其国体假借名之，可日联邦制，实则联旗制耳。”清太祖努尔哈赤制定“八王共治”制度，有虚君的意味。

八王和硕贝勒共议制又称国议制度，由努尔哈赤创立的王位传续制度和治国方针。其核心是八和硕贝勒共掌大权，后金军政要务均由八和硕贝勒商议裁处。努尔哈赤决定，在他去世之后，不承袭国主独尊的旧制，而采取八和硕贝勒（小王）共治国政的新制。天命七年（1622）三月，努尔哈赤下谕，不立嗣子，实行集体共议制，正式确定实行八王（和硕贝勒）联合共治政体，即所谓“八王共议”制。在八旗制度下，和硕贝勒拥有较大的权力，诸贝勒互相制约，不允许一人独断专行。天命七年三月三日，努尔哈赤就君臣权力分配问题对八子有一最高指示，大略说：继我为君者，勿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况且一人纵使有知识，终不及众人之谋。今命你们八子为八和硕贝勒（小王），同心谋国，庶几可无过失。尔等八和硕贝勒（小王）内，选择其能受谏而有德者嗣朕登大汗（大王）位，若不能受谏，所行不善，更择善者立之。倘易位之时，如不心悦诚服而有难色者，似此不善之人，难任彼意也。至于八王理国政时，或一王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者，七王当会其意而发明之，如己无能而又不能赞他人之意，但默默无言，当选子弟中贤者易之，更置时如有难色，亦不可任彼意也。……尔八王面君时，勿一二人相聚，须众人皆聚之，共议国政，共商国事。这与孟子君不贤则易位的主张如出一辙。这一规定提高了八王的政治地位。其基本内容是：

第一，继任汗（大王）者不是太子，而是在八子中议选“有德者”为之，八贝勒（小王）掌握有立汗罢汗的大权。

第二，不得以豪强专断之人为国主，诸事须八王共议，不容许汗（大王）一意孤行。这就是说，八贝勒（小王）掌握着议处军国大政的权力，汗（大王）只有与八王平等的发言权并执行八王决议的义务，而八贝勒享有“共理国政”的最高决定权和否定权，以防止一人之专断。共议制度使新汗（大王）不能凌驾于八王（小王）之上，不能大权独揽。P2－4

君臣之道有三，虚君论、尊君论、无君论。儒家为虚君，法家是尊君，国家政治有虚实之分，儒家是虚，法家为实，君臣矛盾中有儒法之争。无君论是根本否定王权，讥虚君论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凡群居动物，都有一个王权的问题。如被富强之人奉为“图腾”之狼，即是等级王权最突出的动物；人类的祖先猴子也常为王权而打斗；愉悦之鸟鸣，常常在争话语权。邹容说，人类社会之初，无所谓君也，无所谓臣也。尧舜禹稷，不过一团体之头领耳。后世之人。不知此意，大盗巨寇，自尊日君，日皇帝。上古社会是虚君政治，民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五帝时期，君权不碍民权。三代（夏商周）以后，君权逐步压制民权，“至秦而民权尽亡，及宋而臣权尽亡，至明末而汉人之权尽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主专权达于完全极点之时代”。乃至于今人已不大知道，原始儒家的君臣观念是开放的，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平等对待的同事关系。孔子说：“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春秋时代，忠是诚信的意思。孔子说：“为朋友谋而不忠乎？”臣对君之忠，与待友之忠并无差别。鲁穆公问孔子之孙子思：“伺为忠臣？”子思答：“恒称其君之恶者为忠臣。”这里臣对君的忠表现为谏诤。唐代的魏征是最敢谏诤的，因此最有资格称忠臣，然而他却只要做良臣，而非忠臣，因为忠臣可能会遭杀身之祸，君主也会因此而落个骂名。可见，“忠”的含义已经变化，变成了在下者对在上者的诚信态度。忠言就不再逆耳，而是悦耳了。清人钱大听说：“后人但以忠为臣道，又以捐躯殉国者为忠，而忠的含义就狭隘了。”这种狭隘的君臣意识渗透在中国上下级人际关系中。有人都把它归罪于孔子，从而痛恨中国文化。这是孔子思想被后人歪曲，现代批评者又不去做探本溯源的工作，只站在历史虚无的立场上否定王权的缘故。须知，王权一事，有抑制与扩充之不同，儒家要抑制，法家要扩充，同时又纠缠不清。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以及之后的战国时期，君臣关系是一种松散形式的结合。臣对于君来说，只是客卿，不投缘便走人。俗话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无所谓体制内外。惟其如此，客卿的能量十分巨大，身价甚高。在战国群雄争霸形势的逼迫下，各国君主莫不求贤若渴。燕昭王特筑黄金台求贤臣，郭隗先生以四类君臣关系供他选择：“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在前两种情况下，君臣是合作的关系，是儒家所提倡的。在中国历史上，四种君臣关系或并存或单存，随国家气运变化而变化。本书将从这四个角度分析康雍乾时期的君臣关系。

第一，“帝者与师处”。帝，圣人之君。五帝三代时期的大臣都是非常受尊重的。有文字可考的商代，大臣伊尹可放黜君主太甲；伊陟可对君主太戊“弗臣”，贤臣可制约君主。周初，成王年幼，周公摄政，是最典型的虚君政治，臣重而君轻。这种君臣关系是原始儒家最理想的政治体制。顺治朝前期为摄政体制，多尔衮的摄政，形式上类似于周公摄政，但实质上却有天壤之别。康熙初年，大臣辅政，鳌拜飞扬跋扈，小皇帝拱手而坐。“满洲家法”——摄政、辅政王大臣，乃至议政王大臣的权力分配形式只表现出了消极的一面。康熙夺回权力以后，摒弃“满洲家法”，实行“清承明制”，大权一揽。所谓“明制”，本质上是“秦制”，然儒家政治辅助之功亦不可没。

原始儒家的君臣关系的理想模式就是虚君摄（辅）政，“屈君以申臣”，这与“满洲家法”倒是如出一辙。孔子极端推崇周公模式，他在理想破灭之际说：“吾不复梦见周公矣。”孔子生前理想即已落空，死后却又大昌，延续两千年之久。这似乎很矛盾。真实情况正如朱熹所说，孔子之道，从未实行。所以把孔子以后的君主专制都归罪于儒家是不合逻辑的。原始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宰相辅政，君主拱手而治，这是儒家的无为而治。道家的无为而治则更加广泛，法家也有无为而治，内涵都不相同。

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君臣关系和君（官）民关系。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是要君臣各尽其责，并没有“君为臣纲”的意思。“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所谓“三纲”，虽然是汉代董仲舒与《白虎通义》明确提出，但却是引进了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知识产权”，将法家思想融入儒家的结果。古代学术界把宋明理学称为新儒家，其实，董仲舒已经不是旧儒家了。旧儒家是不赞成人臣以奴才的身份受“役”于君的，他们与帝王是师、友、臣的关系，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都是如此。尤其是孟子，认为君臣关系是相对关系，而不是如法家所言的绝对服从关系。虽未曾实行，但是他的思想却有永恒的价值。今日总统与部长的关系就是如此。

大凡创业的君主，身边都有一两位出谋划策的“军师”。守成的皇帝，则从小就从帝师学习文化道德，一直到成年以后，都在接受帝师的教育。康熙的身边聚集了许多学识渊博的帝师。有些人起初并没有在内阁任职，后来却成为朝廷重臣。康熙为人宽厚，君臣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正常的。

第二，“王者与友处”。王，夏商周的国君称王，此处是指行王道者。春秋时代，有的君臣是朋友关系，如齐桓公与管仲；晋文公与赵衰、狐偃。行王道的君主却没有。康雍乾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君臣关系中都有朋友的内涵，只是并不纯粹，也不能长久，不能贯彻始终。比如，康熙与索额图的关系，在康熙尚未真正亲政，即没有把实权从鳌拜手中夺过来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中有朋友关系的成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微妙的关系，后来索额图才敢为非作歹，而康熙所以对他容忍再三，也是因为在康熙的思想中还保留了一丝朋友之间的温情。雍正则不然，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在夺得皇位之初，他与年羹尧的关系中也有朋友温情的成分，甚至表现得太过分了。也正是基于这种关系，后来年羹尧就犯下了“胸怀不轨，几欲叛逆”之罪。雍正一旦处在最高位置上，就很难容忍君臣关系中有朋友关系的成分。乾隆也是如此，他的《怀旧诗》日：“业师只三人……云师而实友。”乾隆与大臣之间的师友情分只能是未登基前。他们与康熙在君臣关系上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此。

第三，“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霸，法家君主。春秋五霸也不都是如此，齐桓公尊管仲为师父，称为“仲父”。“霸者与臣处”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君臣完全以利害相结合，关系就很冷漠了，失去了人情味，一般的君臣关系都是如此。这是法家提倡的君臣关系。仅就工作关系说，现代政体也是如此。历史上的君臣关系往往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主要都是“亡国与役处”之主奴君臣关系。当然，国并不都亡。但如果是按照顾炎武的意思，虽不亡国，也是亡天下。那么，“亡国与役处”就很恰当了。

雍正曾手书一副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悬挂在紫禁城养心殿的西暖阁。这话源于唐太宗《大宝箴》。赵匡胤也很赞同这句话。明末思想家朱舜水则修改为“以一人劳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原始儒家也是这个意思。《吕氏春秋》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正如“君君臣臣”并不等于君为臣纲一样，这副对联也可以做正面的解释。问题不出在“一人”的称谓上，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本质上总有主奴的内涵，并非改了称谓就能解决问题。“君君臣臣”可以改称为“总统部长”，主奴关系依然如故，或者更甚。人类的政治制度无论如何进步都不可能否认国家要有“一人”做元首，即使是今日之总统与部长的关系也不能没有“一人”为首，只是古今形式不同，现代政体中的总统这个“一人”要受制于其他人。皇帝“以一人治天下”时，诸事也要与群臣商议。区别在于总统是选出来的，皇权是夺取的，故总统不能独断乾纲，而皇帝可以一言九鼎。

……

一般来说，才干与道德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谨慎敬业的大臣，必有真政绩，虽然也可能因此得到皇帝的赏识，但是也可能因此而受到皇帝的猜忌，稍有错误，就可能受到整肃。自古以来，君臣之道，缺乏的不是才干，而是道德。康熙虽然没有唐太宗的雅量，至少也是宽宏大量的。在注重道德这一点上，康熙甚至胜过唐太宗，雍正也是如此，所以清朝前期就很强盛。乾隆的道德就明显地不行，虽然清官也能被重视，但和坤却得到他终身的保护。这固然与和珅的机智有关，然而乾隆的道德有亏却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官员之间怎样斗争？无非是利用制度。制度无论好坏，都可以被不同的人所利用。对于古代的监察制度，本书略加介绍，因为这是读史不可不备的常识。还有一些常识更是不可不知道的，那就是古人有关为君之道、为臣之道以及君臣关系的观念。人们似乎很缺乏这方面的常识，某些作者往往以想当然的态度信笔戏说，许多人也只能看得懂戏说的东西。俗话说，读史是“为古人担忧”，今则不然，专门学习古人的阴谋诡计，然而却学不到手，反被聪明误。某些古人把读史称为“玩物丧志”（如程颢之批评谢上蔡）。朱熹虽然并不反对读史，但也不主张没有观点和常识地读史。他说：“史亦不可不看”，“凡观史书，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常人“看史只是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甫一生被史坏了”。陈亮（字同甫）是否因读史学坏了姑且不论，至少今人确有不少人因读史而学坏了。常识不知，真相不明，道理更不懂，就坏得一塌糊涂。因此，要从读史中得到益处，首先要懂得一些基本常识，然后再去理解君臣关系的史实就不是看热闹了。

个人虽然是制度和命运的工具，但同时也是制度和命运的制造者。个人既被他人制约和塑造，也塑造和制约他人。清朝皇帝和官僚们赖以产生影响力的君臣关系与人事关系有一定的法则，这些法则比个人意志强大得多。任何人，不论多么位高权重，机智聪明，只要处在这个实体当中，就要服从于这个他进退沉浮都不离其中的人际关系法则。因此，个人的行为和命运就脱离不开某种先行规定的进程。但是，个人的活动空间总是存在的，无论为君或为臣的成败，都是既受制于制度，也取决于个体。这是本书的兴趣中心。在描述历史时，个人的行为是否能解释历史进程，也是一个问题。个人的得失自己也很难完全把握，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位皇帝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