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安娜·卡列尼娜》，读《暴风雪》，读《决斗》，读《汤姆·索亚历险记》，读《三个火枪手》；当然，还有《石头记》“琉璃世界白雪红梅”，《水浒传》“林冲雪夜上梁山”……突然间，满目阳光灿烂，一排排兰草从蜿蜒而上的长廊间丝丝垂下，顺着碧绿的枝条，一串串晶莹的水珠缓缓滴落，叮咚叮咚，叮咚叮咚……那是什么声音？是我们阅读的心声么？

本集《这一代的书香》，分为“书香消得寂寞：人书忆往”和“一面追风，一面追问：出版与思考”两编，选文52篇。

本集《这一代的书香》，分为“书香消得寂寞：人书忆往”和“一面追风，一面追问：出版与思考”两编，选文52篇，包括有“那一缕书香，怎消得独孤寂寞”、“那一场追逐，把我的梦境染成蓝色”、“一箪食，不改其乐；一瓢饮，心灵鸡汤”等。

推荐序 我的“黄金时期”

上编 书香消得寂寞：人书忆往

 那一缕书香，怎消得独孤寂寞

 《万象》：一个人的编辑部

 “新世纪万有文库”十年祭

 那一场追逐，把我的梦境染成蓝色

 一本书，就这样名扬天下

 国学丛书，一个社会转型期的文化结点

 三本书，三个难忘的名字

 别吵了，“索引时代”已经降临！

 旧三厄，新三厄

 两支笔

 品三国，也品美国“制宪记录”

 一位智者，让我们陷入失语的窘境

 美妙的乌托邦，丑陋的乌托邦

 山谷间，飘来几只缤纷的彩蝶

 书啊，你这水火不容的宠儿

 文化多样性：左手赞成，右手反对

 风雪夜，我的一点岁末随想

 巴金的“眼泪”

 鲁迅的图书广告

 中算史研究中的“南钱北李”

 关于一个“奇人”的奇思妙想

 让游子的孤魂，牵着亲人的衣襟归来

 在路上，终难忘，依旧是书香

 坚守理想的乐园

 陈原：我们的精神领袖

 赵启正：用文化解读“外国人”

 执君之手，在清风白水间漫步

 沈公啊，沈公

 梦魇中奋起的那一代学者

 未来，我们像他那样生存

 82届，我嗅到了死亡的讯息

 书之爱，父之爱

下编 一面追风，一面追问：出版与思考

 论“做活”

 一箪食，不改其乐；一瓢饮，心灵鸡汤

 有些时候，心灵是很值钱的

 大国学，一门公正与仁爱的学问

 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举世无双的国学典籍

 国学，使我们诗意地栖息

 “孔子日”——中华文明全球化的标牌

 启蒙时代，我搜到一张充满个性的书单

 春山下，我听到杜鹃鸟悠然的呼唤

 挽一湾春水，望一带青山

 阅读的体验

 畅销书：一面追风，一面追问

 唐·吉珂德精神万岁！

 版权啊，像风一样流转，像花一样飘散

 “去职业化”影罩下的文化出版

 选择题：何种资质的人适合从事编辑工作？

 出版，果然是“文化”的旨意

 文化与出版，是谁发出了sos？

 卅年间，落几滴星星雨点在心田

后记

一天清晨，伍杰先生来电话，让我帮他找一本很久以前出版的书。伍杰先生是我们的老领导，更是一位专家型的官员。他撰写了许多很好的关于书的文章和著作，对于书的认识和评论非常专业，比如他在《中国图书评论》上发表的系列文章，就很有品质。他也和其他老领导一样，很关心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学习、成长。比如几年前，他就曾经来电话问我关于“畿米绘本”的出版情况，谈得很细，其中对时尚文化的许多思考，很有见地，让我深为震动！这一次，伍杰先生提到的是我10年前组织出版的常风的《逝水集》，以及收编此书的“书趣文丛”，使我又一次为之震动！实言之，听到伍先生提起常风的名字时，我自己都有些淡忘了，赶忙搜寻记忆，才清晰了书与人的影像。

提起“书趣文丛”，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底总会冒出一丝丝忧伤的情绪，那心境，如冷雨中摇曳的残荷，如月色下幽深的桃花潭水。不是说这套书编得不好。有沈昌文、吴彬、扬之水、陆灏这些高手操刀，有施蛰存、金克木、金耀基、吴小如、舒芜、谷林、施康强、董乐山、金性尧、陈乐民、资中筠、董桥、黄裳、费孝通、王充闾、葛兆光、李零、陈平原这些顶天立地的人物加盟，怎么会编不好呢？也不是说这套书没有影响。曾几何时，“书趣”二字几乎成了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代名词，而这套书的书标——“脉望”，后来竟然成了辽教社的社标！应该说，“书趣文丛”表达了一些爱书人的人生旨趣，讲的是方法、格调和品位。我们陆续出版了6辑55册，琳琅满目，但还是意犹未尽！

你听，止庵先生不久前还说：…书趣文丛’的价值或许有待时间的考验，然而其中至少谷林翁的一册《书边杂写》，我敢断言是经典之作，可以泽及后世。”一个编书的人，得到这样的评语，应该倍感欣慰！

但是，时光还是冲淡了那一段热情和那个爱书人的盛宴。一个“死而不僵”的书魂，只能默默地润人中华大地，化作一缕幽香，在爱书人的心中游荡！

我伤感，是因为一张死亡名单不断地勾起我鲜活的记忆：施蛰存、吴方、王佐良、董乐山、胡绳、唐振常、金克木、邓云乡、周劭……就这样一年一年地写下去，人的生命，真的禁不起岁月的琢磨！他们留下的文字，其实是文化的庆幸；而逝去的灵魂，只能带来无法补救的缺憾与怀念！

我伤感，是因为我想起编辑“书趣文丛”之初，沈昌文先生朝气蓬勃的样子。他经常背着一个大书包，穿一条牛仔裤，上衣总是不大整齐，里外分不出层次，一见面先向我们分发稿件、资料。我还记得，沈公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我们要给他送一束鲜花，他说：“鲜花就不必了，鲜饭倒可以考虑。”结果手术当天，他就带着眼罩跑出来与我们开会。现在，沈公依然带着他灰色的幽默快乐着，但年龄已使他时而显出一些快乐的疲惫。前些天中午我们相聚，谈话间他坐在桌前小憩，面色红润，调息着他的“小周天”！我幽幽地想：此时沈公入静了么？他的“小周天”之上是否有一条玉龙盘旋？我更相信，命运与性格，决定了沈公的人生态度——他心中的蛟龙可以悠闲自在地游动，洒几滴细雨，送几缕信风；但他决不会挺剑而起，决不会“搅得周天寒彻”！沈公如此的生命与生存的态度，我在内心中暗暗认同！

我伤感，是因为我们几位当年追随沈公编织“书之梦”的人，都没能逃过岁月蹂躏的窠臼。吴彬依然在《读书》，还算稳定，在去年“三联风波”的噪声中，隐约可以见到她的锐气；但我总觉得，作为我们当年团队的“大姐大”，今天的吴彬少了某种锋利！这么多年，我只见过吴彬的两段文字。一是她纪念吴方先生去世的一段消息，只有几十个字，却极富个性和文采。她写道：“吴方的文字含蓄绵密而秀美出尘，就像作者本人一样，有着不尽的余蕴。”记得当时我就赞道：“这就是吴彬的风格！”还有一篇是她前不久纪念冯亦代先生的文章《别亦难》，文字工工整整，叙述婉转精当，其风格已与当年的吴彬大不相同。大概是冯老独特的身份才让她这样落笔！

当然，伤感的事情还包括几位核心人物的离散。先是扬之水，她早早地离开《读书》去做研究员，关于《诗经》研究的著作一部接着一部。我从网上资料得知，她已经当了研究生导师。还有上海的陆灏，他倒是没有“遁去”，却终日为《万象》的柴米油盐苦斗！辽宁方面，有两位主要的责任编辑：一位是王之江，他已经离开辽宁，去了南开；还有一位是王越男，他刚刚48岁，前些天不幸病逝！

最后就是我了。三年前，因为工作变动，我不再担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总编辑。升迁也好，改革也好，我此后的处境，真的比从前风光了许多。可我也真是没出息，即使在花拥锦簇的环境里，还是忘不掉那段如诗如梦的“书趣情结”。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思绪不但没有弱化，反而转变为一种貌似老年人的症候，经常陷入人生回望的状态之中不能自拔，内心繁衍着对于旧日书香的眷恋，不时盘算起今昔行为的价值判断！

没出息！甘愿在爱书的心境中堕落——握一柄鱼竿，在文化的寒江上垂钓！P2-6

我的“黄金时期”

沈昌文

年近80，干出版这一行从头到今，把退休之后的时光也算上，已近60年了。我经常细忖：在这60年里，哪一段是我的“黄金时期”呢？当然，50年代上半期的习艺时期，80年代里主持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的事业高峰时期，都是我常常记挂的。但是，就自己做事的顺手、心情的愉快来说，20世纪末叶到本世纪初叶，这短短的近10来年时光，是我个人最经常称道的时期，值得叫做“黄金时期”。

这10来年，我已经从“革命出版工作”的正式岗位上退休了。但是精力还没太衰退，“贼心不死”，想做些事。蒙扬之水女士热情，介绍我在早些时候认识了辽宁教育出版社的老总俞晓群先生。他又是三联书店的作者，在我任内出过书，但不是我经手的，并不太在意。我注意他的，是他主持的出版社长年在《读书》杂志封底登广告。于是，许多年来，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重要的“客户”。对于像我这样的小商人来说，客户是重要的，但也仅此而已，自然还比不上我老挂在嘴边的“衣食父母”——作者。

记不得是怎么同这位先生挂上钩，我为他们编起书来。起先小做，后来越干越起劲，我在，人民出版社后院借了一间房子，把我认识的相邻出版社的年轻朋友组织在一起，俨然是个小的“工作室”了，只是那时出版界还没有“民营”风，所以这种组织活动没有任何名义。但是，我在此前也当过领导，主持过出版事业，何以到这时会变得那么兴高采烈起来呢？这就说到正题，也就是俞晓群老兄身上了。

俞兄领导出版的特点，我最初的印象是：放手。我当年管出版社，毛病就是不大放手。我做出版是从最下层做起的，当了领导后就有点不肯放手，因为总觉得我对底层工作内行，喜欢说三道四，让下面的同志为难。而我自己又长年处于“一仆二主”的处境，老埋怨长者不肯对自己放手。现在这位比我年轻20多岁的“长者”，却对我大放其手，让我惊异异常。

其次以为这位老兄的放手是他自忖外行。这当然也是优点。但是后来多些接触，却发现此公对工作的深究，远胜于我。他的放手，是出于会心，而绝不只是藏拙。说到他对出版工作的深究，最明显的是对王云五的看法。俞兄提出要学习王云五的经验，编“新世纪万有文库”，我颇为吃惊。因为我是在左派培养下学做出版的，又在抗战胜利后“金圆券”时代过过苦日子，所以对王云五的大名深恶痛绝。难道王云五还有出版工作的“经验”？后来，我确实尝到了甜头。“新世纪万有文库”三个系列，我最喜欢的不是我编的“外国文化系列”，而是陆灏老弟编的“近世文化系列”。读到这个系列，我彻底拜服了。从俞晓群到王云五再到陆灏，我拜到了三个老师，而首先当然是俞晓群。

俞兄对出版业务的深究，源于他的刻苦。他对工作的构想，大多来自对现状和历史的广泛涉猎和深入探究。我后来知道，他参加各种活动，归去都写入日记。有机会见到他的一些札记，极为全面完整地记下当日业务上的见闻和观感。总而言之，我由这么一些对他的相当肤浅的观察才知道，他的获得成就，实在是“良有以也”。这一点，我们在俞兄的这本集子里，是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的。

在同俞晓群这样的合作条件下，在这十几年里，我编了一些我多年想出而未果的书。全列太繁，举其一端——《吕叔湘全集》。吕老是我多年崇敬的长者。从我60多年前作佣为工时在柜台下自习他的《中国人学英语》起，就一直崇拜他。做出版后，苦读《语法修辞讲话》，使我在侪辈中稍高一筹。后来想搞业余翻译，又从他的《伊坦·弗洛美》中学到不少好东西。直到我主持三联书店，结识了他本人。他读我编的《读书》后，几乎每期看后都给我写一信，指陈他读后的看法。我有这样的学者为“后台”，让我大壮起胆，在改革开放的年头敢于大胆工作。我多年总想为他老人家出一集子，不单是报答，更为了传播。但在我在位时，没这实力，后来同俞兄一说，居然一拍即合。《吕叔湘全集》18卷，是我出版生涯后期的着力之作。工作有不少缺点，但我毕竟愿已了了。凡此种种，岂非都源自俞兄所赐？！我所以说“黄金时期”，这是重要的方面。

夸了半天，这位俞先生有没有缺点呢？我在别的地方指出过，这位研究中国“数术”问题的专家(他在三联书店出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便是《数术探秘》)，实在并不大会娴熟地在出版工作的斗场中运用传统的“术”，因而他比较容易为人所乘，所算计。中国官场，特别是文化官场之“术”，实繁有徒，我们也不必细说。好在俞兄也志不在此，那就不去管它了吧。

2010年1月

2000年，辽宁出版集团树帜。当时我正担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领导让我去集团担任副总经理，但是不能再兼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工作。我不高兴，又抵不住升迁的诱惑，就提出条件，希望能让我先兼职一段时间，把一些未尽的事情做完之后，再彻底脱离出版社。领导勉强同意我的请求，所以我又兼任了3年社长。但是，在这3年时间里，我的心态完全变坏了，随时担心领导会找我谈话，告诉我“兼职结束了”。

我如此留恋出版社的工作，大约有三个原因。一是从辽宁教育出版社挂牌始，我就在这里做工作，从助理编辑、编辑、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一直做到社长兼总编辑。用一句酸溜溜的话说，我为辽宁教育出版社付出了多少青春？现在说走就走，确实有些舍不得。二是许多同人对我说，集团的工作不适合你，况且你手上有那么多出版资源，放弃它们，去当官，不是很可惜么？三是不知为什么，离开出版社，升职到集团去，使我与书之间，似乎产生某种“生离死别”的感觉。

恰逢此时，《中国图书商报》王一方、唐明霞约我开一个专栏。开题时，我由电影《人鬼情未了》想到“人书情未了”，就用它命名我的专栏，以此表述我当时的情绪。2003年，我出版自己的文集，也取名日《人书情未了》。

也是在2003年，我不再兼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工作，结果，上面预感的许多事情，都如期发生了。集团的工作性质与出版社大不相同，它真的使我远离了书稿，远离了作者，远离了读者，也远离了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但在此刻，我已经没有“重归书林”的退路。许多时候，我坐在静悄悄的办公室里，内心中经常会涌出极大的恐惧感和孤独感，眼前也会浮现出一些可怕的景象，一个孱弱的文化生命，在渐渐地衰竭、老去；一片贫瘠的心灵之田园，在默默地接受着沙漠化的现实。

怎么办？没有办法。身为一介书生，我敌不过社会变迁的力量，也没有战胜世俗的勇气，只能寻找独善其身的路径。几经思索，我想起早年父亲经常的教诲。他说，人生在世，要“狡兔三窟”，这样当你遇到变故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多年来，我挖掘的“三窟”是出版、学术和写作。现在，出版出了问题，我只好遁入另外两个洞穴。为此，我围绕着“学术与写作”列出三条主线：第一条是中国古代哲学专题，即我喜爱的数术类研究；第二条是对我过去20年出版工作的整理、回忆与反思；第三条是接续我专栏创作的文字生涯。

先说第一条。数术研究是我1990年代初开列的一个颇具野心的学术计划。当时，我已经有著作《古数钩沉》在北师大出版社、《数术探秘》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后来出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就把这一段研究搁置起来，期待有闲暇的时候，甚至退休之后，再做操练。现在机会来了，真让我高兴。于是，在一个大变革的年代里，我一头钻进故纸堆中，通读《十三经》和廿四史《五行志》等，沉湎于古代术士们谈天说地的奇思异想之中。数年之间，我做了近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写了许多我自称为“伪学术”的文章，还在中华书局出版了近30万字的著作《数与数术札记》。

再说第二条。在20多年的出版工作中，我养成写《编辑日志》的习惯。又在日志的基础上，经常写一些回忆文章。有人说，你怎么40来岁就开始回忆了呢？这是我生活中的一项偏好。在这段“空闲”的日子里，我从1982～2002年的《编辑日志》人手，一面整理，一面苋集，一面做笔记，几年下来，竟然得到近百万字的资料积存。在此基础上写回忆文章，更加得心应手。

最后说第三条，我的专栏创作。你知道，我平生最喜欢的职业，就是做一个专栏作家。在这方面，我心中的偶像是金庸大侠，还有董桥和林行止。记得1997年去香港拜见董桥先生，当时他出任一家报纸的总编辑，每天还要写一篇专栏文章，工作紧张得不得了。但每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将专栏文章汇成一本小书出版。我们曾经出版他的“语文小品录”10册，都是这样积攒而成的。那时我想，这样的生活方式，多紧张、多充实、多有韵味啊！

但是，喜欢归喜欢，真想提起笔，写出精致的文章，我还是有些胆怯。因为早年赶上“文革”时期，我接受的基础教育就不是很好；“文革”后恢复高考，读的又是数学系，文字水平实在有限。突破这一段障碍，要感谢《光明日报》的李春林先生。那时我们在一起编辑“国学丛书”，经常有书信往来。1994年末，在一次聚会上，春林兄对我说：“晓群，我看你的文字不错，为我们的读书版写一个专栏吧。”他约我写8篇，专栏题目自己拟定。实不相瞒，听到这个消息，我既兴奋又紧张，甚至有些不知所措。忙活了几个月，写了许多题目和样稿，又都扔掉了。最后列题日“蓬蒿人书语”，1995年4月开始在《光明日报》上每周一篇连载。这是我“第一次”写专栏，今天看来，行文有些幼稚，但还算不辱使命。许多人读到这组文章，发出两点感慨：一是说，一个学数学的人，能写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再一是说，做编辑的人，这样讲述书与人的故事，是一件很有意义事情。让我难忘的是，张岱年先生、葛兆光先生等一些大学者也看到了这组文章，他们在来信中多加赞扬，鼓励我坚持写下去。

接下来，我在《出版广角》《中华读书报》《文？厂=读书周报》《沈阳日报》等陆续刊发了一些随笔。1999年，又在《光明日报》“快语”栏目中写了6篇文章。2001年，《中国图书商报》开辟出版人专栏，我以“人书情未了”为题，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写了30多篇“干字文”，后来成为《人书情未了》中的主体文字。

2003年以来，在集团工作，我的时间多了，文章多了，专栏也多了起来。最多的时候，我同时给几家报刊写专栏，《中华读书报》的“这一代的书香”，《南方都市报》的“语言漫谈”，《中国新闻出版报》的“晓群书人”，还有《辽宁日报》“开卷”主笔，等等。其中，我为“开卷”专栏写了两年多，每月一篇，颇用功力，对我的写作影响不小。像我在丁宗皓先生指点下，撰写国学评论文章4篇，名日《大国学，一门公正与仁爱的学问》《入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国学，使我们诗意地栖息》和《“孔子日”——中华文明全球化的标牌》。后经宗皓兄将它们合为一个长篇，重新命名日《国有学》；又蒙林建法先生垂青，将此文在他主编的期刊《西部文学》上发表。2009年末，《国有学》荣获辽宁省优秀散文奖。

转眼之间，我在集团度过8年光景。清点行囊，我发现，在《人书情未了》之后，又有近百篇新作落于我的袋中。2008年，台湾出版家郝明义先生从中选出20余篇，在海外推出繁体字版《一面追风，一面追问——大陆近二十年书业与人物的轨迹》。

本集《这一代的书香》，选文52篇。感谢王志毅先生支持，还要感谢沈昌文先生美妙的序言。

写此文，正值北京大雪。那一天，我恰好在郊外一家孤店中小住。说是“孤店”，因为它身后依傍着燕山山脉，眼前却是一片可以极目远眺的旷野。深夜，我搁笔案上。推开窗，但见天色茫茫，寒风凛冽，大团的雪片，从漆黑的夜幕中滚滚而下。在灯光的映照下，漫天的飞雪闪出点点奇异的光，像天使的眨眼，更似夜妖的微笑。你听，在山坳那边，隐约飘来一阵咯咯的笑声，让我仿佛看到，天空中一群自在的精灵，正伴着缤纷的雪花嬉戏打闹。

此刻，关于书，我的狂想症又发作起来。我读《安娜·卡列尼娜》，读《暴风雪》，读《决斗》，读《汤姆·索亚历险记》，读《三个火枪手》；当然，还有《石头记》“琉璃世界白雪红梅”，《水浒传》“林冲雪夜上梁山”……突然间，满目阳光灿烂，一排排兰草从蜿蜒而上的长廊间丝丝垂下，顺着碧绿的枝条，一串串晶莹的水珠缓缓滴落，叮咚叮咚，叮咚叮咚……那是什么声音？是我们阅读的心声么？

此刻，窗外的暴风雪停歇了，我心中的黑夜退去了。上帝啊，此刻，在我的心中，除了你，只有书。

2010年1月作于北京燕山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