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课题——日本研究　　研究的起源和动机　　在美国曾不遗余力与之对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性格是最难掌握的，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慎重对待这个在行为和思维方式上与我们如此迥异的劲敌，这样的情形在别的战争中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就跟一九零五年的沙俄一样，面对的敌人是一个不隶属于西方文化传统但却装备充足、操练有素的民族。对西方国家而言，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规则是一种共识，而日本人却弃之不顾。因此太平洋上的战争所面临的，绝不仅仅是一连串岛屿登陆作战和阻碍重重的后勤工作，摸清“敌性”成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了与之抗衡，我们不得不弄清楚他们的行为举止。　　这并非易事。自日本紧闭的国门被打开[①日本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于1635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后于1853年被美国以炮舰威逼重新打开国门，史称黑船事件。]那天算起，已经有七十五年了，在此期间，我们不得不用到一系列令人困惑的诸如“既……又……”之类的词句来描述日本人，这跟世界上其他民族非常不同。一个严谨的观察家在谈起日本以外的民族时，大概不会既说他们温文尔雅，又说他们傲慢跋扈；不会既说他们顽固不化，又说他们善于变通；不会既说他们性情温驯，又说他们不甘人下；不会既说他们忠厚本分，又说他们心怀叛逆；不会既说他们刚毅坚强，又说他们懦弱无比；不会既说他们在意物议，又说他们至情至性；不会既说他们可以接受军队里机器人般的日常操练，又说他们如何不服管教，甚至图谋不轨；不会既说该民族如何热切倾慕西方文化，又渲染他们如何保守固执。他不会既写一本书大谈这个民族如何普遍爱美，把无上的荣耀给予了演员和艺术家，把菊花栽培当成平生最大的爱好，又写另外一本书来补充说，这个民族尊崇刀剑和武士无可比拟的荣耀。　　然而，正是上述这些切实存在的矛盾，纵横交织成了有关日本的论著。菊与刀，正是同一幅画的两个组成部分。日本人既生性好斗又极其温和；既穷兵黩武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尊又温文尔雅；既刚愎自用又极其纤弱易变；既乖顺听话而又不甘受制于人；既忠诚又反叛；既勇敢又懦弱；既因循守旧又非常乐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他们非常在乎别人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看法，但当别人对他们的劣行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肆意妄为。他们的军队训练有素，却又非常叛逆。　　既然彻底地理解日本对美国而言已经成为重中之重，我们就不能不理会诸如上述种种让人烦扰的矛盾了。很多关键问题已经扑面而来：日本人将来会采取什么行动？我们能否不攻打日本本土而使之投降？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皇宫？从日军俘虏身上，我们可以期望得到些什么？我们对日本军队和日本本土采取什么样的舆论策略，才能救护美国人的性命，并削弱日本人那种即使仅剩一人也要顽抗到底的意志？这些问题即使对那些熟知日本的人来说，也是异见纷纭。当和平降临后，需要对日本人实施长期军事管制以维持秩序吗？为了消灭那些疯狂的抵抗分子，我军是否有必要在日本深山老林的要塞中与之战斗？在可能迎来世界和平之际，日本会否发生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如果发生革命，谁将领导这场革命呢？或者，如果没有发生革命，日本民族是否只能走向灭亡呢？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莫衷一是。　　一九四四年六月，我接受委托，开始了关于日本的研究工作。那年夏初，我国刚刚展开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为了弄清日本民族的本性，我使用了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技术。很多美国人认为，我们与日本的战争可能还需要持续三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日本人则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百年。他们说，美军虽然攻打下了日本的局部地区，但是新几内亚[①新几内亚岛（New Guinea），又称伊里安岛，是马来群岛东部岛屿，位于澳大利亚北、太平洋西部、赤道南侧。1942年，日本军队南下至本岛，同时进侵荷属新几内亚及东部澳大利亚的领土，使本岛东部和北部的高地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南太平洋的主战场。]、所罗门群岛[②所罗门群岛，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位于澳大利亚东北方，巴布亚新几内亚东方。1942年，所罗门群岛被日军占领，此后该岛一度成为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和日军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的转折点所在地。]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日本的公报媒体丝毫不承认日本海军的战败，日本国民仍然坚信他们是胜利者。　　然而，形势在六月以后起了变化。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最高司令部两年半以来对欧洲战场的优先考虑已无必要，对德战争也胜利在望。在太平洋上，我军已经登陆了塞班岛[①塞班岛，西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屿，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首都。美军于1944年6月开始进攻由日本占领的塞班岛，双方为争夺该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日方指挥官切腹自杀，日军死伤惨重，史称塞班岛之战。]，这场大战役预示着日军终将彻底战败。在此之后，我军便日益与日军短兵相接了。而且，我们已经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②瓜达尔卡纳尔岛，即通常所说的瓜岛，位于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的东南端，是西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最大和最主要的岛屿。1942年8月美军进攻该岛，攻占由日军控制的机场，日、美两国曾激战于此，也在周围海域进行过多场海战。]、缅甸[③缅甸，东南亚国家之一。此处的缅甸战役指的是发生在1942年至1945年间的中美英对日会战。]、阿图[④阿图岛，美国阿拉斯加半岛以西上千公里外阿留申群岛中的一个小岛。1942年春天，日军出兵占领该岛。1943年5月，美军分成三路登陆阿图岛，弹尽粮绝的日军在谷地内集体自杀。]、塔拉瓦[⑤塔瓦拉岛，基里巴斯（一个太平洋岛国）吉尔伯特群岛中的一个珊瑚岛礁。1943年11月，美日双方曾在此开展，史称塔拉瓦战役。这场战役是美军在两栖登陆作战中首次面临日军猛烈的还击，双方均死伤惨重。]、比亚克[⑥比亚克岛，位于印度尼西亚东边、新几内亚西端的丛林小岛。1944年5月美军登陆由日军防守的该岛。比亚克岛战役是美日太平洋战争新几内亚战役的一部分。]等战役中见识过，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多么可怕。　　所以，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解答关于我们的敌国——日本的许多疑问变得非常必要。不管是为了解答军事上的还是外交上的疑问，也不管是为了做出最高决策还是为了在前线给日军分发宣传小册子，任何真知灼见都很有用。我们不仅要了解东京当权者们发动战争的原因及目的，还要了解日本悠久的历史和经济、军事方面的统计资料。但我们更要弄清楚的是，日本政府能从他们的人民那里获得哪些支持？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和情感习惯，以及由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还必须弄清是什么塑造了他们的这些行为和观念。我们一定要抛却作为美国人的先入之见，不要武断地认为日本人会像我们一样思考、行事。（P001-005）

致谢

那些在日本出生或接受教育，而在战时居留美国的日本人，处境非常艰难。他们不为大多数美国人所信任。而我在为本书收集材料时，反以能因为他们的帮助和善意而得到证词为乐。我特别要感谢他们，尤其要感谢我战时的同事罗伯特·羽岛（RobertHashima）。他出生在美国，在日本长大，于1941年又选择回到美国。他当时被拘押在一所战时安置营里，我去到华盛顿的战时机构工作时认识了他。

我还要感谢美国战时情报服务局，是它给了我关于这本书的研究任务，尤其是远东研究所的副主任乔治·E·泰勒（George·E·Taylor）教授，还有领导着外国道德研究部的美国海军后备队司令官亚历山大·H·莱顿（Alexander·H·Leighton）。

我还要感谢那些帮我审阅部分或全部稿件的人：莱顿司令官，克莱德·克鲁柯亨（ClydeKluckhohn）教授，内森·莱特斯（NathanLeites）博士，他们在我在战时情报服务局研究日本期间，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此外还有康拉德·阿伦斯伯格（ConradArensberg）教授，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博士，乔治·贝特森（GeorgeBateson）博士和E·H·诺曼（E·H·Norman）博士。再次感谢上述所有人给予的建议和帮助。

露丝·本尼迪克特

致谢

原版序言

第一章 课题——日本研究

 研究的起源和动机

 研究的主要方法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精神胜于物质

 天皇至高无上

 投降是可耻的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

 家族中的等级制

 阶级关系中的等级制

第四章 明治维新

 政治改革：保留等级制和构建地方行政机构

 宗教改革：全民都信仰的特殊宗教——国家神道

 军事改革：军人的作用和职阶晋升的变化

 工业改革：企业与等级制的联系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恩情”大于天

 “受恩”是一种负担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报恩”：无条件的义务

 亲恩：孝

 君恩：忠

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

 对亲属的“情义”

 对领主的“情义”

 对社会他人的“情义”

第八章 洗刷污名

 对名誉的“情义”

 对羞耻的敏感

 对诽谤的敏感

 自杀：洗刷污名的最极端的方式

 现实主义的荣誉观

第九章 至情至性

 苦与乐：与众不同的享乐观

 情与欲：婚姻内外的日本男女

 善与恶：独特的道德哲学

第十章 没有“人格一贯性”的道德抉择

 “情”与“义”的冲突是首要主题

 无法简化的多元道德体系

 “诚”：日本人的伦理标准

 “自重”：日本人的人生观

 重视外在评价的“耻感文化”

 日本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炼修炼

 自我修炼的分类：培养能力与“圆熟”

 与印度瑜伽派的同与异

 禅宗：武士的信仰

 “无我”的处世哲学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日本人的生命曲线

 婴幼儿教育

 青少年教育

 性别教育与性教育

 性格二元性：割裂的教育导致的后果

 未来的教育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恰如其分的战后管理

 改变航程的内在可能

 和平道路的可能

　　原版序言　　通常来说，去理解另外一种文化是很困难的。如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说，你需要有一种坚韧的精神才可能真正理解各民族之间的差异，而不被这些差异所干扰。各个民族并不是像亲兄弟一样，在迥异的外表下有着完全一致的内在。由于不同的利益考量、历史背景和个人经历，每个人的观念都是不一样的。个人尚且如此，我们就不要指望各个民族之间有多少相似之处了。话虽如此，对研究其他文化的学者来说，尤为重要的是要有本尼迪克特所说的“宽容大度”。唯有宽容方能使我们理解其他民族的视角（哪怕这种视角是与我们的观念相抵触的），理解这种视角本身的合理性。狂热分子绝不会是合格的人类学家。　　要想在残酷的战争过程中理解自己的敌人，更是需要莫大的宽容。但也正因为如此，对敌人的理解就显得更为必要，因为客观地评价敌人的优缺点将有意想不到的作用。1944年6月，本尼迪克特接受了美国政府的委托，要完成一份关于日本文化的分析报告。　　这份报告本来可能会轻率地、毫无意义地再次确认美国人对遥远而陌生的日本民族的偏见，因为此类偏见正好可以迎合美国的战时宣传：“日本鬼子”生性狂热、狡诈而野蛮；他们是猴子、野人、卑鄙小人、怪物，或是随时会杀人和自杀的疯狂武士。如1945年的悉尼《每日邮报》所说，想要驯服这个残暴的种族，就必须“扭转他们落后了2000年的思想……他们表面上似乎理解了我们的文明所孕育的科技知识，但实际上依然像野蛮人那样用棍棒打架，相信打雷是神灵在发怒”。　　本尼迪克特必须抛开这些无稽之谈，为盟军领袖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日本人的行为提供一种理论依据：他们会誓死顽抗，还是会选择投降；怎样才能结束战争；如何处置天皇；盟军占领期间，他们会做些什么；等等。要想在1944年完成这样一种理论解释，即使对于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的专家来说也是相当困难的。而本尼迪克特，就像她自己所说的，既不是专家，也从未到过日本，她只能依靠文字材料（从相关的学术著作到翻译过来的日本小说），还有日本电影和对日裔美国人的采访，仅此而已。　　不过，专家的身份并不必然是一个有利条件。因为，专家们往往抱残守缺，不愿让新的成果或观点打破自己的专业舒适圈。例如，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老资格的日本通，供职于东京的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夫（Joseph Grew）还认为日本人本质上是一个非理性的民族，根本不可能适应民主政府。而本尼迪克特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坚决地反对种族歧视和文化歧视。她是以开放的心态来开展自己的研究的。　　当然，某些人可能并不认同经典文化人类学的前提，即认为存在一个叫“民族性”的东西。经典文化人类学的这一观点现在也已不流行了。关于人种学和民族学的伪科学理论已经玷污了“提炼集体性格”的观念。理论家们如今更愿意强调民族的“混杂性”或民族的多元文化的诸方面，而不是考察单一文化的同一性。但同时，我们又无法摆脱同一性的视角。事实上，或许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的社会中，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并不能充分理解自身，因此关于民族英雄、民族“价值观”、民族历史的书籍能够畅销各地。　　闭门造车式的民族研究正是露丝·本尼迪克特最为反对的。因为这种自我陶醉会破坏她的事业。她确实对其他民族非常感兴趣，问题只在于其他民族的轮廓和特征是否会随着她的研究而越来越清晰。　　我曾对因政治事务而进行的文化阐释抱有疑虑，也曾对露丝·本尼迪克所做的著名的区分——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区分——表达过怀疑。文化分析的危险在于，它假设世界是如此静止而一成不变的。不过，尽管意识到民族和文化会随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她依然坚信某些模式是固定不变的。就像她对英国人的评论，正因为他们“一贯如此‘英国’，所以他们的不同世代会有不同的标准和气质。”　　那么，什么是日本人的本性呢？当再次阅读本尼迪克特的这部伟大作品时，我被她那精妙的研究方法震撼了。当谈到耻与罪的不同时，她并没有使用什么绝对的标准，只是特别强调了一下而已。每个日本人都知道耻和罪，但日本社会在绝对道德准则面前的压力感远不如西方社会，日本社会更依赖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她认为，日本人对他人的看法异常敏感。耻感是因为未尽到社会义务而产生的。你可能会对自己未被别人注意到的恶行而有罪感，而耻感则源于他人对你的看法。　　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在压力之下的所作所为的一些描述非常生动，仿佛她亲眼所见。比如，因为爱妻的需求与母亲的需求不一致，孝顺的儿子就会无视前者；在美国学习的日本女学生苦恼于自己的美国同学太过友善，因为她不知道该如何回报这些恩情。　　研究任务本身的特性又加重了她的困难。当时，美国对日本民族性的观察和分析十分欠缺，而本尼迪克特又必须帮助美国政府预测日本人下一步会怎么做。由于美国政府计划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重建日本这个国家，因此就必须了解日本人对战败会做出何种反应，对天皇角色的转变以及对美国占领军的政治托管会做出何种反应。让盟军感到困惑的是，曾誓死顽抗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竟突然变得很驯服，甚至还很友善。　　本尼迪克特对此的解释是，日本人对他们的天皇有着深深的义务感——这是他们生命的终极意义。日本人民时刻准备着为天皇而死，但当天皇以颤抖的、含混的声音要求臣民“忍所难忍”，去投降、去重建一个和平的日本时，他的臣民马上就顺从了。日本天皇的神性经常被西方人所误解。西方人普遍认为日本人把天皇视如上帝。本尼迪克特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人并不认为人与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所有物品都被他们赋予了神圣的光环：石头、山丘、河流以及死去的人。位于等级制最高点的天皇，是国家宗教观的代表。依据这种宗教观，你不必相信他是真正的上帝，但作为日本人，你必须绝对服从他。　　这就是1945年时大部分日本人的心理状态。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了。本尼迪克特并未预见到日本民众对天皇的态度的转变是何其迅速。她认为，对天皇的“忠”是日本民族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并提出这一特征是不大可能改变的。不过，还有其他一些事例说明，她也低估了日本人坚持一个被指定的道路的意愿，比如和平主义。　　本尼迪克特的主要论断之一是，日本人的人生观是有限制性条件的。虽然没有一神论宗教的绝对道德规则，但他们的一切——从伦理规范到人生理想——都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因此，一个好战的民族能够轻易地一变而为爱好和平的民族。战争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日本并没有因为强大的武力而赢得尊重，反而因为灾难性的失败而蒙羞。现在，日本人认为成为珍视和平的民族能够为他们赢回国际社会的尊重，因而，他们引进了由美国的法学家制定的宪法，这一宪法严禁发动战争。　　当然，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爱好和平的倾向也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只要日本所处的世界是和平的，日本就会坚持和平主义，而一旦各大国又开始扩充军备，日本就会重返军国主义的老路。不过，后一种情况并未发生。尽管有过朝鲜战争（日本经济还从中受益不少）、越南战争以及中苏关系的紧张，还有美国不断施压，要求日本重新武装并再次扮演一个军事角色，大部分日本人依然坚持和平主义的理想。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但显然不会如本尼迪克特所预言的那么快。　　这番话并不是对本尼迪克特的批评，因为人类学家不是预言家。她无法知晓这本书成书数十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1945年之后，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日本青年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重塑本尼迪克特书中所描述的日本“民族性”的某些方面。对天皇的忠，对父母的孝，对未能还清恩情债的恐慌，这些原本深植于日本人骨子里的东西在技术驱动型时代逐渐消退了。不过，既然人们仍然能饶有兴趣地阅读这本《菊与刀》，并从中获益，就说明这本书仍然是经典之作。　　这本书之所以被称为经典，是因为它的睿智和简练的文风。本尼迪克特是一个出色的学者，她无须使用艰涩难懂的术语，就可以解释复杂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文风能体现作者的性格。由此看来，本尼迪克特是拥有强烈的仁爱精神和宽容精神的学者。这本书是战时写就的，描述的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但即使是日本读者在今天读来，都不会觉得被冒犯，即使他（她）并不认同作者的结论。最后，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不管日本进行了多少变革、日本人发生了多少变化，这本书所谈论的事实今天依然存在。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

日本，弹丸之地却能影响世界，蕞尔小邦却能跻身强国俱乐部，它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引领了战后引人注目的经济腾飞。日本的表现为何总是这么极端？日本的民族性为何充满矛盾？它为何变成令人发指的侵略者？又是怎样迅速崛起的？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作者美国露丝·本尼迪克特用这两种意象来指代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也隐喻了“公家文化”“武家文化”两种源流赋予日本文化的复杂性。

由孙扬翻译的这本书《菊与刀(全译本)》自出版之日起就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其影响至今不减。

由孙扬翻译的这本书《菊与刀(全译本)》是美国露丝·本尼迪克特诞辰130周年纪念版。畅销不衰的文化人类学名著，了解日本不得不读的人文经典。了解“暧昧的邻居”，乃是关怀崛起中的自己。

本书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从而深度剖析解读日本的社会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