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思考”与“锋利”的较量；一次“意图”与“观点”的评判；一场论争背后学识与品格的检测带来的一个公共写作的典范

“我们”是谁？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还是“纯粹的中国人”？我们追求的理想生活图景究竟是什么？

许多确定无疑“原本如此”的信念与感知，会遭遇到“为何如此”的疑问，或者“未必如此”的困惑，甚至“不必如此”的否定。

中国有多特殊？学者刘擎告诉你他内心的答案。《中国有多特殊》收录了他关于众多公共事务的思考和评论。

这是一个动荡多变的世界，是一个思想激辩的时代。每个人，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公共问题的讨论。然而，更多人是以锋利代替了思考，径直宣泄自己的情绪。

刘擎的文字，如刘瑜所说，“审慎又不是犀利，清晰却有深度”，客观不偏执。《中国有多特殊》（作者：刘擎）收录了他关于众多公共事务的思考和评论，让我们去思考“自己是谁”、“为何如此”、“怎么样改变”等诸多疑问。刘擎结合政治、哲学、历史文化等众多元素，解读社会发展变化、人们思想的演进，以求让中国人能够更深入和客观的去看待、去思考。

《中国有多特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刘擎对当下热点话题的分析评论，第二部分是长评，第三部分主要是访谈，包括刘苏里和刘擎的对谈。

自序　 在新的地平线上

辑一

达尔文主义的迷思

国际与国情：伪辩证和真戏法

中国有多特殊

迷失与委身

“特殊价值”的傲慢与偏见

奇迹背后的可耻秘密

“世界杯”与男权主义的反

如何论证“包办婚姻”的优越性

谁让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

健美操与忠字舞

比盲人更盲目

看见别样的生活

你所不知道的真相

“虎妈妈”的战歌唱给谁听？

面对言论自由的伤害

日本的国民性能解释什么？

谁在乎西方模式？

普世与特殊是分歧所在吗？

黑箱操作与网络围观

从真相中拯救信任

风险社会的婚姻观

爱的理由

美国会爆发革命吗？

辑二

世俗时代的死亡问题

奥巴马的“继续革命”

《革命之路》中的爱欲与政治

谁害怕贝尔纳－亨利·莱维？

面对中国模式的历史终结论

回顾马丁·路德·金抄袭事件

群体性疯狂如何可能

民主社会中的教育权威

“另类道路”的诱惑

面对兰德的挑衅

一个平民的自由主义理想

建构纯粹的“中国范式”是否可能

价值认同的困境与可能

我的非经典阅读

辑三

自由主义及其不满

当下思想界的状况

立宪与政治正当性

达尔文主义的迷思

生存就是竞争，谁都逃不出“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铁律。时常会有那种冷峻的“强人”出场，在电视剧或真实生活的情景里，在你面临抉择却优柔寡断的时刻向你宣示“生存法则”的真谛：无论身处考场、职场、商场、官场甚或情场，其实都是战场，关键时刻必须使出你的“绝杀技”去克敌制胜，因为输赢就是一切。如果不能抛开良心顾虑或感情困扰而心慈手软，那你早晚会被淘汰出局。是的，这套生存法则听上去冷酷无情，但“强人”会告诫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生物世界不可违抗的进化规律，来自达尔文的伟大科学发现。

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生存愈发艰难的时代，信奉达尔文主义的“强人”似乎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生猛。与此同时，关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义愤和叹息在四处弥散。但是，达尔文可以用来为残酷竞争背书或背负罪名吗？

2009年，适逢达尔文200周年诞辰与《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世界各地纷纷举办纪念活动。许多学者指出，进化论的传播史也是一部受争议、被误解的历史。特别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对达尔文思想的普及运用一直伴随着危险的滥用。美国科学史学者迈克尔·谢尔默发表文章指出，对于“物竞天择”与“适者生存”这两个流行短语，至今仍然存在很深的误解，已经成为“公众的迷思”。首先，物竞天择常被解释为“自然”似乎具有选择的意向。但实际上，进化是一种过程而不是推动这一过程的力量，也不存在既定的进化方向。第二，更危险的滥用是“适者生存”的口号，常被理解为“生存完全由你死我活的竞争优势来决定”。然而，所谓“适者”并非指由“力量”来界定的“强者”。流行的迷思以为“更高大强壮、更敏捷迅速、更能残酷竞争的有机体才会更成功地繁衍后代”，但同样可能的是“更小、更弱、更慢而更善于社会合作的有机体也同样能成功地繁衍”。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在1902年发表的（《论互助》（MutualAid）中写道：“如果我们问大自然，‘谁是最适合的生存者？是那些不断彼此争斗厮杀的，还是那些互相支持帮助的？’我们马上就明白，那些习得了互助习性的动物无疑是最适合的生存者。”因此，谢尔默认为，进化论的正确理解应当同时包括两个论题：自私与无私，竞争与合作。

如果把握这种双重性，我们甚至可以在达尔文的思想中发现反对恶性竞争的洞见。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撰文指出，亚当·斯密著名的理论“看不见的手”与进化论中的竞争论题相兼容，但只是整个进化论学说的一种特例。斯密认为，出于自私动机的竞争常常会提升群体的利益（比如企业间的竞争会有利于整个消费群体）。但以达尔文观点来看，如果竞争只是奖赏个体表现的相对优势，那就可能与群体利益相冲突，反而会损害物种或群体层面上的生存适应性。比如，父母都想让子女就读好的学校，纷纷购买好学校附近的住宅，导致好学校周边的房价飞涨。父母们为此更加辛苦地工作挣钱，提高自己家庭的购买力。但当众多家庭都卷入这场竞争，付出的努力会相互抵消，最终仍然只是少数人能进入优质的学校，而整个群体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类似的，运动员为争夺奖牌而服用兴奋剂，或者国家之间展开的军备竞赛，都同样属于两败俱伤的恶性竞争。因此，人类社会为抑制恶性竞争、展开合作制定了许多的规则，包括在体育比赛中禁用类固醇、在工作场所制定安全和工时规范、产品安全标准，以及施加于金融界的诸多限制。弗兰克认为，达尔文的学说实际上为这类规则奠定了基础。

由此看来，一味强调“自私”与“竞争”是对达尔文的误解与滥用。在历史实践中，从所谓“优生学”到纳粹德国骇人听闻的“种族净化论”，以及当今世界极端自利、无情竞争之风的盛行，都见证了粗俗的达尔文主义所造成的危害。令人感叹的是，这种迷思对近代中国的影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许纪霖教授在最近的研究中清理了“中国遭遇达尔文”的历程，其中引用杜亚泉先生近百年前的一段文字，在今天读起来仍有振聋发聩之力：“宇宙无神，人间无灵魂，惟物质力之万能是认，复以残酷无情之竞争淘汰说，鼓吹其间……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宇宙之美观如何，均无暇问及，惟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于淘汰，为处世之紧急问题。质言之，即如何而使我为优者胜者，使人为劣者败者而已。如此世界，有优劣而无善恶，有胜败而无是非。道德云者，竞争之假面具也，教育云者，竞争之练习场也；其为和平之竞争，则为拜金主义焉，其为激烈之竞争，则为杀人主义焉。”

许多年前播出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有这样一句台词，“美国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战场”。不知道这句话用于今天的中国是否更加合适。达尔文主义的迷思会激发出无穷的“竞争活力”。但一个只论胜败输赢而不问是非对错的社会，或许与“富强”很近，却离“文明”很远。P3－6

自序

在新的地平线上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年轻的时候就听崔健这样唱过，而20多年来时代的节奏似乎从未放缓。也许，这个世界一直是动荡多变的，只是今天全球化的浪潮吞没了各种疏隔的屏障，让人更真切地感受八面来风的冲击，时而惊喜，时而惊慌。

“全球化”究竟是什么？在一次讲座中，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教授巴格沃蒂曾给出一个自称“最为真确的定义”，那就是“戴安娜王妃之死”。何以如此？他的解释是：“一位英国的王妃，带着埃及的男友，在法国的一条隧道里撞车，开的是一辆德国车，安装着荷兰的发动机。司机是一个比利时人，喝多了苏格兰的威士忌。追赶他们的是意大利的狗仔队，骑着日本的摩托车。为她治疗的一位美国医生，用的是巴西的药品。这个消息是一个加拿大人传出的，使用的是比尔？盖茨的技术。而你可能正在一台电脑上阅读这个消息，这台电脑用的是中国台湾造的芯片、韩国产的显示器，由一个印度的卡车司机运输，被一些印尼人截获，由硅谷的码头工人卸货，然后由一个墨西哥非法移民运送给你……我的朋友，这就是全球化。”

作为全球化现象的一个缩影事件，戴安娜之死或许过于戏剧化了。我们来看看身边更为寻常的文化生活情景。若以戏仿的笔触可以如是描述：这是一名中国大学生的一天，背诵英语是早晨起来后的首要任务。上午第一门课学习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第二门课听老师讲述北欧的“福利国家制度”。下午参阅英国学者写的《欧洲战后史》写作业，同时听着耳机里法国歌手Alizee的歌声。晚饭前最后一小时参加了印度“瑜伽班”的健身运动。晚上的第二专业选修课是“工商管理”，使用的是美国哈佛商学院的教材（山寨版）。回到寝室后在网上看了一部非常文艺的伊朗电影，随后在新浪微博上写下自己的观后感（又“翻墙”到脸书上再发一遍），然后刷微博几十篇直到心生倦意。临睡前念几篇《论语》慢慢进入梦乡。我们今天享有的物质和文化“产品”，有相当大的部分源自异国他乡。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超出了原有的地方性，与更遥远更开阔的世界交织在一起。以地理疆界标识的那个“本土文化”逐渐失去了清晰的轮廓，汇入了正在浮现的新的地平线。有人赞美“开放”，有人哀叹“混乱”，但无论如何，空间上横向的现代文化与时间上纵向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越来越深刻地交汇融合，共同构成了我们“纵横交错”的背景和视域。那么，“我们”是谁？中国有多特殊？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还是“纯粹的中国人”？我们追求的理想生活图景究竟是什么？在新的地平线上，许多确定无疑“原本如此”的信念与感知，会遭遇到“为何如此”的疑问，或者“未必如此”的困惑，甚至“不必如此”的否定。  生逢动荡多变的世界，我们身处思想激辩的时代。这个文集的大部分篇章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事关公共问题的讨论。

学者介入公共写作在古今中外屡见不鲜，成败都不乏先例。杰出的文章往往是学理与评说相映成辉，执着于真理与良知，又避开偏执和狂热，彰显理性的慎思和公允，行文晓畅却不流俗……所有这些品质都不易企及。何况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所有公共问题都会引发争议，而论辩常常让人倾向以“锋利”压倒“思考”。但在我看来，如何对待异己之见和论争对手是对作者学识与品格的某种检测。

就此而言，虽然我的教训或许远甚于经验，但私心里依然存着一个榜样，那就是汉密尔顿写在1787年《联邦党人文集》的开篇之作。当时的美国在费城制宪会议之后，围绕新的“联邦宪法”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争论，联邦主义者与反联邦主义者的分歧事关美国的根本命运。

汉密尔顿指出，各种私利可能会导致“反联邦主义”的观点。“在新宪法必然会碰到的最大障碍中”是某些人的“明显利益在于反对一切变化”。但他随后的两段话发人深省：我清楚知道，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将哪一路人的反对（仅仅因为他们所处地位会使他们可疑）都归结于利益或野心，不是实事求是的。……使判断产生错误偏向的原因的确很多……聪明而善良的人们，在对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既有站在正确的一边，也有站在错误的一边。这一情况如果处理得当，可以给那些在任何争论中非常自以为是的人提供一个遇事实行节制的教训。……野心、贪婪、私仇、党派的对立，以及其他许多比这些更不值得称赞的动机，不仅容易对反对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也容易对支持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假使连这些实行节制的动机都不存在，那么再也没有比各种政党一向具有的不能容忍的精神更不明智了。因为在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样，要想用火与剑迫使人们改宗，是同样荒谬的。两者的异端，很少能用迫害来消除。

我承认我对新宪法慎重考虑以后，明确认为你们接受它是有好处的。我相信，这是你们争取自由、尊严和幸福的最可靠的方法。我不必故作有所保留。当我已经决定以后，我不会用审慎的姿态来讨好你们。我向你们坦率承认我的信仰，而且直率地向你们申述这些信仰所根据的理由。我的意图是善良的，我不屑于含糊其辞，可是对这个题目我不想多作表白。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我的论点将对所有的人公开，并由所有的人来判断。至少这些论点是按照无损于真理本意的精神提出的。

我以为，这是一个公共写作的典范。汉密尔顿无保留地将复杂性公之于众：聪明而善良的人也可能出错，而低下的动机对意见正确的人和错误的人同样会产生作用。但这种复杂性并没有使他陷入举棋不定、语焉不详的处境。他坦陈自己的信念和观点，并告诫公众：不要看重他的善良意图，而只应当判断他的论点。

我邀请读者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的公共写作，包括正在打开的这本文集。这绝非出于自负（相反，我深知以这样苛刻的标准加诸自己会是灾难性的），而是因为当代公共讨论的问题事关重大，公众有理由提出与这种重要性相配的严苛标准。公共论说无论如何雄辩，在本质上应当是一场对话。因此，所有的诘问总是需要自我诘问的维度。失去了这种自省意识，也就取消了意识形态与知识批判之间的界限。我知道在风云际会的焦灼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淡忘节制与审慎的智识美德。重温汉密尔顿的文字，或许有助于恢复知识人应有的责任与品格。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愿以此与公共写作的作者们共勉。

这部文集收入了笔者近年发表的书评、专栏和访谈文章，大多刊登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和《新世纪》周刊等报刊。特别感谢徐晓、灵子、陆灏和黄晓峰等编辑朋友的热忱与辛劳。没有他们的循循善诱以及催促胁迫，我的许多夜晚会有更安逸的睡眠，而这些或许微不足道的所思所想也仍然是梦游般的只言片语。

2013年3月15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