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在中国的发展繁衍过程中，出现过各种流派，它们相互争斗，梁启超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对此进行过详细而全面的评析，并且与欧美的哲学流派进行比较，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佛学研究十八篇》收集梁启超佛学学术研究理论十八篇并附录四篇，从史学的角度对佛学进行论述、分析，对人们了解佛学、研究佛学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启发意义。

《佛学研究十八篇》从史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佛教的兴衰流变，以及相关的事项作了扼要的阐述。内容叙及：佛教的产生；原始佛教的基本教理（五蕴、十二因缘、业、轮回、无常、无我、涅槃等）；阿育王、迦腻色迦王的护法事迹；印度境内佛教宗派的分布情况；中印之间的交通；佛教东渐的路线；西域来华的译僧；西行求法的古德；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和地点；汉明求法说、《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大乘起信论》等传说和经典的辨伪；中国佛教的兴衰沿革；佛经翻译的演进；佛教经录的地位；汉唐高僧的著述；玄奘的行历年谱；《四阿含》、《大毗婆沙》、《异部宗轮论述记》等经典的梗概，等等。《佛学研究十八篇》作者梁启超见解精深，具有长久的参考价值。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1

佛教之初输入/24

印度佛教概观/45

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64

佛教与西域/100

又佛教与西域/110

中国印度之交通/123

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158

翻译文学与佛典/174

佛典之翻译/214

读《异部宗轮论述记》/298

说《四阿含》/307

说“六足”、“发智”/325

说《大毗婆沙》/334

读《修行道地经》/351

《那先比丘经》书/353

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356

见于《高僧传》中之支那著述/387

附录一　《大乘起信论考证》序/414

附录二　佛教心理学浅测/419

附录三　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443

附录四　《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文六种合刻序/468

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

（原题《印度之佛教》）

刘先生为诸君讲史，正讲到印度部分，因为我喜欢研究佛教，请我代讲《印度佛教》一章。可惜我所有关于佛教的参考书都没有带来，而且为别的功课所牵，没有时间来做较完密的讲义。现在所讲很粗略，而且还许有不少的错误，只好待将来改正罢。所讲分两大部，如下：

第一部 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

第二部 佛灭后宗派之衍变及其衰亡（此部缺）

十四，十，廿五属稿。启超。清华。

佛生灭年　释迦牟尼佛到底什么时候的人呢？因为印度人看轻历史，而且时间观念，尤极麻糊，所以五印典籍中对于佛生灭年竟没有明确的记载。后来各地传闹到五六十种之多，最早的和最晚的比较相去至五六百年。直到最近，欧洲人用希腊史料考证亚历山大大王与印度之笈多大王会盟年代，循此上推，又参以新发见之阿育王的石刻华表，又参以锡兰岛的年代记，才考出释迦是在西纪前四百八十三年入灭。几成为学界定说，但中国大籍中原有一条孤证即所谓“众圣点记”者，足与近说相发明，可惜向来佛教徒不注意且不肯相信。梁僧祐《出三藏集记》卷十一《善见律毗婆沙记》条下记《善见律》卷末有一行跋语云：“仰惟世尊泥洹以来年载，至七月十五日受岁竟，于众前谨下一点，年年如此。感慕心悲，不觉流泪。”（出三藏集记》卷十一《普见律毗婆沙记》条下第十五《出律前记》）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一详载此事本末，大概如下，佛涅槃后，佛弟子优波离即时结集律藏，编成这部《善见律》，以其年七月十五日“夏安居”终了时，将这律用香花供养，随在律的末简点一点，年年如此。优波离临死，将这律传与弟子陀写俱，再传到须俱。如是师师相传，都系以那日点一点。到六朝时，那原本传到僧伽跋陀罗手。僧伽跋陀罗带到中国，以齐永明七年在广州竹林寺译成汉文，即以其年七月十五日下最后一点，共约九百七十五点。循此上推，知佛入灭在周敬王三十五年，鲁哀公七年，即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五年，比孔子早死七年。这段众圣点记故事，虽祐、房两书记得很确凿，但中国唐宋后佛教徒，总喜欢把佛的年代提前，来压倒道教的老子。所以《释迦谱》、《佛祖通载》一类书，对于此说都肆行攻驳。现在欧人所考，若合符契，于是此说价值乃骤增。我们根据彼我两方最宝贵的资料，可以断定释迦牟尼是距今未满二千五百年前我国春秋末年和孔子同时的一位圣人。

佛之种姓产地及其略历　印度把人类分为四阶级：一婆罗门，二刹帝利，三吠舍，四首陀罗。我国译为四种姓。释迦属第二级之刹帝利种姓。他的产地是迦比罗城。西藏印度交界有座大雪山，那城即紧靠山麓。他便是城主净饭王的太子，俗名悉达多。他出世不到一个月便死了母亲，靠姨母抚育长成。十九岁便出家学道。相传未出家前，尝游四城，碰着生、老、病、死四种人，他发生无限感慨和非常烦懑。刻意对于人生问题求根本的解决。于是抛弃他的王位和一切世间娱乐，不管家人如何劝阻，毅然出家去。出家后到处求师访道，曾请教过当时有名的两位大师阿逻罗迦蓝和郁陀伽罗摩子。但讨论的结果，不能令他满足。于是跑到深林里苦行六年，每日仅食很少很少的东西维系着生命，到底无所得。最后他觉得路走得不对，卒抛弃这种无谓的苦行，很舒泰的观察宇宙实相，到底被他发明这千古不磨的佛法。他确然自信已具“一切智”、能度一切苦厄，不愿独善其身便了，更起而普度众生。于是巡行说法四十九年，从最初度憍陈如等五比丘起，到最后度百岁老妪须跋止，直接受业弟子数千，受感化在家修行者不计其数。他周游所及约及印度全境之三分之一，屡游及常住的为摩竭陀国之王舍城、吠舍离城、拘萨罗国之舍卫城等处。七八十岁时，在拘尸城外婆罗双树下作最后之说法，遂入涅槃。

佛出世时婆罗门旧教之形势　印度文化发源于“四吠陀Veda”。“四吠陀”次第成立，其最大者盖起自佛前二千年，次则优波尼煞昙Vpanisad或译为《奥义书》，亦起于佛前五六百年（《奥义书》即第四吠陀。前三吠陀偏重宗教仪式，此多言哲理。近人叔本华曾极口赞叹，谓为人类最高智慧之产物。《奥义书》亦次第成立，最早之部分，盖起于佛前数百年，然佛时代及佛灭后似尚增补不少）。这都是婆罗门种姓所创造的文化，直至现代，所谓婆罗门教或印度教者，仍是在这一条线上，衍袭出

来。即佛教也未尝不凭借他做基础。虽然，当佛出生前后，实印度思想极混杂而革新机运将到之时。我们从佛典中断片的资料比较考证，可以看出当时有吠陀派与反吠陀运动之两大潮流。吠陀派中复可分为下列三条：

（一）婆罗门传统思想。他们有三句话：“吠陀是天书”，“婆罗门种姓是人类中最尊贵的”，“祭礼是万能的”。这种思想，本是一千多年传袭下来，到佛生时当然还保持着它的惰力。但是这种顽固专制主义，终不能永束缚方新之人心。况且那时的婆罗门骄奢淫逸，恰如欧洲宗教革命前之罗马旧教徒，其不能维持社会之信仰明矣。

（二）民间迷信对象之蜕变。吠陀纯属多神教，祭典极繁重，到那时人民渐厌倦那严格的仪式，往往在诸神之中择一神为信仰中心。那时最时髦的神有三个：一、梵天；二、毗纽拏天；三、湿婆天。信仰对象，渐有由多神趋于一神之势。

（三）《奥义书》之哲学的研究。《奥义书》虽为四吠陀之一，但其中关于哲学理论方面的话极多。所谓“梵即我，我即梵”之最高理想，以视前三吠陀，实际上已脱胎换骨。与佛教先后并起之数论Samkhya、瑜伽Yoga两派哲学，虽仍宗吠陀，精神实已大生变化。

吠陀派本身形势既已如此，此外不满于吠陀教义的人，当然是益趋极端了。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当佛生前一二百年间，印度始终以恒河上游俱虑地方为文化中心。俱虑文化，纯然为婆罗门所造成。到佛生时，东部南部新创立四个王国，就中摩竭陀、拘萨罗两国尤强（后二百年统一全印的阿育王即摩竭陀王）。这两国都是最奖励自由思想的国家，无论何派学者都加保护敬礼。所以“反吠陀派运动”都以这两国京城——舍卫及王舍城为大本营。自此印度文化中心也随政治中心而转移到东南了。自“反吠陀运动”发生以来，印度思想界极灿烂而亦极混杂。佛教即此参加此运动中之一派，而最能应时势以指导民众者也。

当时思想界之革新及其混乱　佛时代之印度思想界，恰如战国时代之中国思想界。写战国思想界最有趣味之著作，莫如《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在佛典中求此类性质之作品，则《长阿含》里头的《梵动经》和《沙门果经》便是。据《梵动经》所说，当时外道有六十二见（六十二种见解）。就这六十二家归纳起来，可分为八大类：第一类，常见论，主张世界及自我皆常存。第二类，半常半无常论，主张一切现象都一部分常存一部分变灭。第三类，有边无边论，专讨论世界有限无限之问题。第四类，诡辩论，即不死矫乱论，对于一切问题都不下决定的解答，专为不可捉摸之说，故亦号捕鳗论。以上四类皆就现世立论，故谓之“本劫本见”。分属此四类者凡十八家。第五类，无因论，主张一切现象皆偶然发生。无因果关系。第六类，死后有想无想论，专讨论死后意识是否存在及作何状态等种种问题。第七类，断见论，主张死后灭断。第八类，现法涅槃论，主张现在为最高理想境界。以上四类，皆就未来立论，故谓之“末劫末见”。分属此四类者凡四十四家。现此，则当时思想界之庞杂，略可概见。

P64-69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学者、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被公认为百科全书式人物，其学术研究涉猎广泛，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佛学研究十八篇》是梁启超先生的佛学论著集。本书以中华书局1936年版《饮冰室专集》为底本进行整理，在编辑过程中，本着尊重原著兼顾利于当代读者阅读的原则，作了以下调整：

1.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竖排改为横排（原书中“左表”、“右表”、“左文”、“右文”均改为“上表”、“下表”、“上文”、“下文”）。

2.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标点符号按照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

3.注释方面的调整。作者原注部分，均以页下注方式进行说明；正文中梁启超补注部分文字，统一用（）标出；编校补注或校注部分，统一用【】标出，以示区分。

4.原书中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等）及其译名，字词及内容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之处均作了校订，并于页下及表后作了标注，前加“校者注”，与梁启超原注进行区分。

人说“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尽管参看众多资料，努力查证，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