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石与灰烬》是青年新锐作家林培源继《第三条河岸》之后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在书中，林培源用精细而冷静的笔墨去刻画了一些卑微的小人物，他并无意于去给故事涂上一抹亮色从而施舍廉价的同情，而是用叙述引领我们直接走进人物幽闭的内心，而是去直面现实的荒唐、残酷和绝望，而是去正视那种边缘的底层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正是对个体生命的冷静平视，让我们感到了一个写作者对文学悲悯和关怀传统的秉持与恪守。不难看出，作者有着丰富的西方现代文学的滋养积淀，为了寻找契合主题阐释的表达方式，在叙事技巧和文本形式上做了尽可能多的探索和尝试，展示了在图像时代的今天，文学仍有其独特的、不可取代的表现力。

《钻石与灰烬》是青年新锐作家林培源继《第三条河岸》之后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作者短篇小说凡13篇。其中，《奥黛》已刊登在3月刊《山花》；《白鸦》已发表在7月刊《青年文学》，8月刊《长江文艺》作了转载；《邮差》为修订后特别收录，其余10篇均是从未发表过的作品。

《阿丽与烟花》、《秋声赋》、《奥黛》、《搬家》《婚纱》《水仙》描述了某一类卑微的小人物，他们各自背负着自己的重担，在沉重的生活里左冲右突、跌跌撞撞，想介入的却无法进入，想逃脱的却摆脱不掉，于是延宕悬搁在命运的罗网上，深切地传达了对于小人物命运的关切和同情；《飞刀表演者》《扮演菩萨的男人》《烧梦》《家宅叙事诗》《两个葬礼与一场告别会》则聚焦于表演与现实的角色错位与身份辨识、记忆在时间里的失真与摧毁、现代社会家庭关系的异化、孤独与死亡等形而上的思考。《邮差》讲述了一个意外丧生的邮差，因为眷恋而幽魂不散游荡在家中和小镇上的故事，生的价值和意义在死亡之后才得到真正的突显；《白鸦》在整个作品序列里显得尤为另类，神秘的白鸦代表着异质力量，突兀地闯入现实世界，父亲与白鸦在救赎与被救赎中所确立的依附关系，也必终究随着白鸦的消失而解体，而个体与他者、自由与抗争的关系引申则令人深思。

白鸦

阿丽与烟花

烧梦

奥黛

扮演菩萨的男人

飞刀表演者

水仙

搬家

家宅叙事诗

婚纱

两个葬礼与一场告别会

秋声赋

邮差修订版

蒺藜，飘浪与小说

父亲养了一只白色的“乌鸦”。说是“乌鸦”并不准确，因为它通身白，羽翼、项颈、脚趾皆白，眼睑也是白的，虹膜般透明。除了一对黑眼珠，它身上再无其他颜色。我们问，乌鸦不是黑色的吗？父亲抚着鸟笼，纠正道，是“白鸦”，不是乌鸦。乌鸦是披上黑色斗篷的丑陋鸟类，只有白鸦，才是独一无二的。此后父亲一再坚持，若不这样叫，鸦不成鸦，人不成人。

——“白鸦非鸦”，后来父亲逢人便说，他有只天底下最神奇的鸟。此前，父亲养过画眉、鹩哥、喜鹊、虎皮鹦鹉、芙蓉、相思……但没有一只鸟，似白鸦这般受父亲青睐。家中天台，既是父亲领地，又是众鸟栖居之所。父亲侍弄它们，一刻未懈怠。清晨，笼中鸟尚未醒来，父亲已早早到了天台。天台有铁丝网围拢，如同巨大钟形罩。悬挂的鸟笼静止、肃穆。众鸟沉默时，它们不过是一个个复刻的牢笼；待到鸟鸣起，翅翼振，这牢笼才形同虚设，活泛起来。父亲投喂小米、谷子和葵花子，看众鸟争相啄食。鸟鸣声啁啾、叽喳，婉转处有如天籁。父亲坐于天台的长条椅上，靠着椅背，沉浸于鸟鸣声汇聚而成的交响乐中，闭目聆听。

父亲是个鸟痴，他说人活一世，名利身外物，有寄托，才会有来世。他养鸟不为虚名，只为心静，他甚至将鸟鸣刻录下来，枕入梦中，不承想，伴随他多年的失眠竟也因此不治而愈。

这些年来，父亲奉行自己的一套生存哲学，活得清醒而自在。只是谁也没料到，会有一只白鸦从远方飞来，如一枚音符凸起，扰乱父亲流水生活的韵律。

那年父亲随县城文联赴黄山采风。徽地入冬，严寒至极，生于南方的父亲在黄山脚下，被缥缈云雾所吸引，不觉间脱离旅伴，独自从登山口攀援而上。沿途山岚雾霭如梦幻，父亲看得痴痴醉。傍晚，天暗下来，索道关闭，山上游人渐稀。不闻跫音响，但见黑夜沉沉漫上来。雪片扑棱棱落到父亲头顶、眉梢，刺骨的冷爬上脊椎。父亲自知被困，上不易，下也难，只好探脚，一步步，从半山往山脚下行。石阶上附粘冰雪，湿滑如镜面。父亲走几步，跌一跤。半米开外是深渊，只听得水流声忽远忽近，像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召唤。跳下去，跳下去，有个声音在喊。父亲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唯恐跌下悬崖就此丧命。他想着妻儿，想着远方的家，想着自己尚壮年的生命，戚戚然泪湿眼底。

越往下走，流水声越响，父亲凭着微弱光亮，判定几里开外应是村庄。灯火在黑夜深处摇曳、闪烁，它们穿过黑黢黢的树影与峭壁，向父亲发出持续的召唤。求生欲念鼓风起，父亲恨不得飞奔而下，投入人间怀抱。他不敢回头，怕千斤重的黑将脊背压断。这时，一阵窸窣声响起，墨黑夜色中，有微光两点，像烛照下的玻璃珠在跳。父亲以为出现了幻觉，他怔住，凝视那跳动的光斑，光是活的，在移动，下降，像有个看不见的人高擎一盏灯。

父亲激动得差些哭出来。他尾随细若蚊蝇的光，一步步往下探，每一脚都踏在湿滑的石阶上。咔嚓，咔嚓，鞋底摩擦冰面，像一把镰刀，将浓墨般的黑拦腰截断。“人恐惧到极点，就不再恐惧了。”往后很多年，这次“命悬一线”的黄山行，以不同的变体一次又一次重现。父亲将这次劫难历险浓缩、锤炼成一枚图钉，锲进了岁月的缝隙间。

那个黑漆漆的雪夜，替父亲引路的，不是神明，不是鬼魂，而是一只通身雪白的乌鸦。父亲下山时，时间迟滞了，灌了铅一般，压得他头盖骨疼。父亲在盘桓而下的山道上踟蹰，手脚僵硬，生死未卜。踩到山脚最后一块山石时，父亲觉得大地在晃，头顶苍穹倒转。他扑通一声跪下来，亲吻了土地。山脚下早已空无一人，雪花静静飘落。父亲看见黑黢黢的夜色中，有只不知名的生物在盯着他，是它引着父亲一步步走完了艰难的逃生路。父亲害怕，想跑，却动弹不得。他屏住呼吸，怯怯地挪移身体，目光凑近时，发现那是一只鸟。凭借丰富的经验，父亲断定那是乌鸦无疑，严寒雪地的乌鸦。他的意识已被冻得迷糊，恍惚间只以为雪覆了它羽毛，再凝神细看，那只鸦分明是白的，白得耀眼。

父亲仿佛被雷电击中，以为撞见了乌鸦的魂，丢了魂的乌鸦，全身仅剩浅浅的白。那白色如晴天雪地上反照的日光，晃得他双目晕眩。

白色乌鸦沉默着，立于雪地，与父亲对视。它的目光尖锐、清寒，仿佛不属于这个人世。父亲与它隔着一丈远，小心地靠近它。父亲以为它会就此飞走，孰料它扑棱了一下翅膀，栖上了父亲肩头。父亲不敢动，生怕惊飞它。它的白色尖喙发出呜哇一声，父亲听懂了，它叫他走。他撑起僵直的身体，迈开步子跑了起来。P9-11

在台湾的最后一天，去了趟台北当代艺术馆，恰好碰上黄步青与盖瑞?贝斯曼(Gary Baseman)的双个展，印象最深的，是黄步青的展品。1948 生于台湾鹿港小镇的黄步青，最擅长也最喜用的元素，是蒺藜籽。艺术馆展出的黄步青作品，其中还有一系列是以旧报纸打成浆，再压缩塑形而成。历经岁月风干，报纸发黄，其上刻印的字与画扭曲、变形，从远处看，分辨不出原来的材质。尽管如此，作品的质感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显出其迷人之处。有一组叫“天问”(1994 年)的作品，一正一反，是两截纸浆塑型的身体模型(无头、无手足)，中间以枯枝联结，枯枝呈树的形状，正面朝向观众的身体，是女性，而背对的，则是男性。性别、生殖与万物枯荣，借此缠结在了一起——可为何是两具残缺的肉身？黄步青试图以易损耗的材质，来攫取艺术之永恒。“天问”，承接的是不是屈原诘问的亘古谜题，终究无人知晓。但这组作品，却从此印在了我记忆深处。

蒺藜籽是台湾原野上生命力极强的野草种子，带尖刺，极易附着在人的衣物和动物皮毛上，飘散四方，落地生根。和蒲公英不一样，蒺藜籽不将命运托予肆意吹拂的风，也因此更容易存活下来(相较之下飞得不够远？)；报纸的寿命，极为短暂，只有收藏者，或者档案馆一类机构才会竭力保存它们，而在黄步青的艺术世界中，“废物利用”是创作的基本理念，他将其余废弃物品(玩偶、酒瓶、木头、砖块等)夹在塑型的报纸内。当这些不同材质、不同用途的旧物体镶嵌在一起，黄布青命名为《门外家园，荒芜的边缘》的系列作品，便由此焕发了生命。

这何尝不是小说写作的某种形象隐喻？

“以废弃换取新生，由虚无诞下存在”。这正是我之所以细细品赏黄步青，而对名气更甚的盖瑞?贝斯曼走马观花的原因。年过花甲的黄步青，其作品内敛，磅礴，与天地万物、生命的起承转合相承相接，而盖瑞?贝斯曼的“荒野女孩”、略带邪气的聚乙烯玩偶，类似奈良美智的“斜眼小孩”和“梦游娃娃”，散发着创作者个人鲜明的风格：张扬的，戏谑的，邪恶中携带童趣的。我并无褒此贬彼之意，我困惑的是，究竟什么原因造成这两位艺术家如此迥异的风格？若以相左的文化土壤来衡量和评判，并不能解决这一疑惑，黄步青也曾负笈法国学习西方艺术，我想，最终决定创作者抹之不去的“艺术指纹”的，应该是内在的生命体验，是他看待宇宙万物的目光所向。

这样的揣测和论断，也同样适用于小说写作者，或者说，几乎适用于所有艺术创作者。没有看不见流向的溪流，就如同火星上存在昭显“生命迹象”的水迹那样。凡走过必留下足印。时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你写这样的小说？或者换个方式——为什么看完你的小说，我会那么压抑？这样的疑问，若放在几年前，我会反问自身，既然现世如斯沉重，为何不写令人快乐的文字？然而，有些问题是永远没有答案的，不是所有人，都要循着一套规整的人生哲学来活，也不是所有写作者，都要裁下身上的布匹，来裹挟寒冬中瑟瑟抖索的旅人。

写作者内心燃烧的半截烛火，有时就是他整个的生命。

我的生命是什么，是什么组成了所谓的生命和存在？这样的问题，时常缠绕着我，以至于我纠结、困惑，终至于如同暴雨中独行无伞的人一般不知所措。长久以来，我以为，只要遵循轨迹按部就班滑行，生命这一趟列车，就会缓缓驰向预设的终点。殊不知，生命无法预设，欢喜悲伤，辛酸荣辱，你遇见的美好与苦痛，由不得你来调配比例。

环台旅行的倒数第二站，是花莲。我独自上路，每抵达一座城市，都住背包客栈。偌大一个房间，住着来自不同国度和地域的背包客，时常会遇见“有趣”的人。在花莲住的第二晚，新住进来的房客，是个三十来岁的香港人。进门时，他主动和我打招呼，讲的国语透出浓重的港腔。当时我已经疲累不已，钻进床铺准备入睡，他的热情令我不好拒辞，只好坐起来与他闲聊。房客中只有我们讲中文。他自报家门：“我在香港种田的。”如此直截了当的自我介绍，令我对他充满好奇。他大学时修的是体育，后来考取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生，读中文，毕业后当过老师，后来辞职，做过各色各样的part-time jobs。我问他，为什么会选择在香港种田？(印象中，香港这样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成长起来的年轻一辈，理应进入上流社会，做个精英分子，西装革履穿梭在高楼大厦中。)他说自己一直神往晴耕雨读的生活，受日本“半农半×”文化启发，才萌发种田的念头，并且扛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将此种“理想主义”付诸实践。

他就这样成了香港新界“菜园村”的一员。菜园村在过去半个世纪，以种植蔬菜、养殖闻名，所住居民并非“原住民”，最近数年，因为计划中广深港高速铁路列车将从这里穿过，政府循例，以拆除寮屋的方式准备拆迁此地，由此遭到了“村民”的反对。他们为了维持“现有的生活秩序和方式”，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抗争行动。但终究，微茫民意抵不过直扑驶来的时代列车，拆迁在所难免，在菜园村种田养殖的人，只好另觅他处，筹划再建“新菜园村”。

这位和我同住一间背包客栈的香港后生，见证了从抵抗到妥协的过程，讲起这段“历史”，他言语中透着无奈。但他略带欣慰地告知我，现在他住新界，在香港另租了地，继续当一个“种田者”。他信佛，吃斋，此次来台湾，是跟着新竹一个研修团修行，潜心研究佛法。研修结束后，他就背着行囊四处游荡，来了花莲。后来我们还谈了很多，谈起消费主义、现代化、身份归属问题，等等。我问他，你反现代化吗？他摇摇头，说自己不反对，只是厌恶盲目崇拜高科技和现代化。我告诉他，我是写小说的，就像他喜欢种田，在高楼大厦，在资本主义蚕食这个时代的大环境下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一样，都是为了寻到适切的皈依途径。

我理解他的无奈和固执，无关文化背景与生活环境。写小说的人，似乎天生有易于“理解”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我时常处在分裂的境况中，就像卡尔维诺笔下分成两半的子爵，一半的我活在虚构的世界，一半的我，努力应对着现实世界的坚硬。你越写，就越明白，世界比你想象中更复杂，人心与人情，交错缠绕，而越明白这些，就越知晓小说的不易，创作的难——这时的你，又陷进“难以理解”的境地了。

收入这部新集子的短篇小说，从去年写到今年，距离上一部小说集《第三条河岸》隔得并不算远。取名《钻石与灰烬》，是因为对我而言，写小说，就如同在生活的灰烬中去芜存菁，提炼出晶莹剔透的钻石。每一篇小说的缘起，都来自于对“理想小说”的探寻。其中有几篇，写完不久便已刊发出来，它们零散飘落在芜杂庞大的文学世界中，或许落寞，或许孤寂无人知晓，然而，小说这样的艺术行当，不是愈来愈边缘么？置于集子前头的《白鸦》，从创作时间来说属于最后。我独爱这篇，也许算不得写得最好，但我尝试将个体与异质世界的复杂关系放置其中，具体到小说里，便是父亲与神秘的“白鸦”纠缠不清的关系：救赎与被救赎，自由与抗争。此外的《飞刀表演者》《烧梦》《扮演菩萨的男人》《家宅叙事诗》以及《两个葬礼与一场告别会》，都略带“实验”的气息，也是我探讨小说与生死、时间、空间、表演等关系的一种尝试；相较而言，《阿丽与烟花》《水仙》《奥黛》等，则有着某种“世情小说”的况味，所有这些与上一部小说集的区别在于：故事不再发生于一个虚构的小镇，而是有了更多“拓展”的可能性。

相当长一段时间，每萌生写一则新短篇的念头，就像被看不见的神明(或鬼怪)附了身，坐立不安，寝食难忘。直到写完，将肺腑中不吐不快的欲念倾倒而尽，才能“解脱”。友人告诉我，写作是一项失败者的事业，因为写作的快感只存留在“写完”的那个临界点上，之后，又会陷入恐惧创作力枯竭的循环中。凡是立志于写出好小说的人，无不被焦虑赶着跑，焦虑就像一条吞食自己尾巴的蛇。写作于我，不是逆人流而行，而是在人世间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也许不同于其他人走的路，但终究，是为了免于踉踉跄跄飘浪。既然做不了随风而行的蒲公英，只好学那冒着尖刺的蒺藜籽，附着于“小说”的皮毛之上，抓紧点，再紧一点，直到寻到属于自己的那块沃实土壤，才能落下去，长出来。

林培源

2014年07月14日 凌晨

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