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了苏联。上到斯大林，下到一般民众，在与各阶层广泛的接触中，他看到了蒸蒸日上的苏联确实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莫斯科日记》是罗曼·罗兰访问苏联时的记录。这是罗曼·罗兰唯一一次对苏联的访问，他用较大篇幅分析了斯大林、高尔基和雅戈达的品格特性并十分尖锐地写出了高尔基的个性弱点。罗兰曾在日记稿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未经我的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满之前，不能发表这个笔记——无论是全文，还是片段。我本人不允许发表这个笔记，也不允许出版任何片段。

1935年6月，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应高尔基邀请，和妻子玛丽亚一起访问苏联。他们于6月17日从瑞士出发，6月23日到达莫斯科，7月21日离开莫斯科返回瑞士。访苏期间，罗曼·罗兰受到官方的隆重接待和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尽管他被疲惫和疼痛不断困扰，但仍然坚持敏锐的观察和思考，并将其认真地记入日记。《莫斯科日记》就是罗曼·罗兰访问苏联时的记录。在日记里，罗兰记录了与各阶层人士会见的情景，许多礼节性的活动使他感到疲惫不堪，但并没有妨碍他冷静客观地观察苏联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些侧面。日记被作者本人尘封50年，遂成为一个“历史之谜”。

坚定的信念，痛苦的历程（译序）

莫斯科日记（1935年6—7月）

莫斯科归来

人物肖像

《莫斯科日记》补记（1938年10—12月）

普列特涅夫医生来访，有人叫他来为我诊视。他是治疗心脏病的著名专家。在诊视一番之后，他对我说：“我要是您的那位瑞士医生，我不会让您出门旅行。瑞士医生了解您，但他们并不了解我们这里的条件。”他说我的神经一直太紧张，未得到很好的休息。他要我不得再会见任何人，建议我尽快离开莫斯科。甚至就连高尔基的乡间寓所似乎也不适合我疗养。假如那里无法保证我完全离群索居，他要我搬到斯大林提供的别墅里去住。其实，普列特涅夫医生就是阿罗塞夫拽来的，他想利用医生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当我和医生独自在一起，没有任何人在场时，他小心翼翼地透露出来。我见他在投石问路，而且能感觉到他是一位不露声色的敌对分子。后来有人告诉我，他曾被投入监狱，但高尔基对他十分敬重，况且也需要他，便设法将他保释出来。我无法验证这件事的真伪。普列特涅夫医生谨慎地拿当今时代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相对比，其含义可真是意味深长。他真想生活在40年后，而非今天，时代残酷呀。但他见我并未表露自己的情感，便马上补充道：“不管怎么说，选择已经作出了。要是在10年前，也许人们还会犹豫。但今天人们不再犹豫不决了。要起来反抗法西斯主义！”

下午4点30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举办招待会。50多位政界要人及著名人士参加了招待会，其中有：布啥林，他的外表总是很年轻，面带微笑，性情随和，思维敏捷，待人亲善，他身材不高，特征明显，不禁让我想起昔日的达努恩乔；施密特教授，曾乘“柴柳斯金号”破冰船去探险，他个子很高，为人善良，是沃坦这一角色的最佳人选(布啥林语)；布勃诺夫，教育部人民委员；克里斯蒂，我以前就认识他，他曾和卢那察尔斯基到维崴拜访过我，现在任俄罗斯绘画博物馆馆长；特列基亚科夫、蒂纳莫夫、斯塔索娃；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雕塑家梅尔库罗夫；还有马克思一恩格斯学院、博物馆及图书馆的负责人等。在6盏镁光灯的强光照耀下，照相机对着这些人物一通猛拍。在餐桌上，我坐在布啥林旁边，还与卢那察尔斯基女士相邻(不知究竟何故)，和施密特隔得不远，与斯塔索娃相对。各种各样的醇酒、香槟、冰淇淋和水果供大家享用。阿罗塞夫既是东道主，又是本次招待会的承办者，向大家致了祝酒辞，在致辞中，他竟然把我比作太阳！可怜的太阳！我不知在答辞中都说了些什么。茶点用毕，普罗科菲耶夫演奏了钢琴曲，一位年仅13岁的小提琴手，大概叫戈尔斯坦，拉出的乐曲美妙动人，他那把握音乐的能力令人折服。在阿罗塞夫致辞之后，参加地铁建设的三位工人代表宣读了献给我的祝辞，还送给我两本工人创作的诗集。但阿罗塞夫却未让他们参加宴会，至少我在宴会上没见到他们。要是让他们坐在我的右边，总比让卢那察尔斯基夫人坐在我旁边好得多。虽然人们在提倡平等，这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在各阶层或各职业间亦提倡融洽相处，但那些一边喝着香槟酒，一边欣赏着普罗科菲耶夫、肖邦和亨德尔乐曲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在返回饭店途中，我看到了《战争与和平》中描述的罗斯托夫家的小邸宅。

晚上，吃过晚饭后，我早早地上床就寝，玛莎则到剧院去看戏。大约在9点半时，那位正直的女护士到我房间来，对我说：“我得向您告辞了。有人要我回去。”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以为她家里出了事；她肯定有难言之隐。于是，我对她说：“那您至少得等我妻子回来以后再走，好不好？您要是就这么走了，她没同您吻别会感到很难过的。”“不，”她答道，“我真的不能再等了。汽车在楼下等着呢。我得马上走了。”说完，她便走了。此后，我们再也未见到过她。只是后来我才明白，这肯定是阿罗塞夫在报复她。我情愿相信阿罗塞夫并不能由着性子去处置她，只是把她支走，让她离开我们。她是共产党员，应当有办法保护自己。我们对列文医生谈起过这事，他要我们放心，并保证我们还能在高尔基那儿再见到她。但实际上，我们的确再也未见到过她。我把对这事的感受记在笔记本上：“让个人手中掌握过多的权力是不明智的。当一个人的权力受到另一人权力的制约时，勾心斗角、记仇怀恨则在所难免，甚至会引发你死我活的争斗。”

诚然，阿罗塞夫并不是一个恶人。但他却是个心胸狭隘、脾气暴躁的家伙，就像一头野猪。在莫斯科，每当谈到他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用轻蔑的口吻说：“那是一个杜拉克(笨蛋之意)。”其实他并不笨。他贪图虚荣，养成好面子的恶习，不断膨胀的虚荣心一旦受到伤害，便会做出愚蠢之举，进而酿成危险的失误，这个陋习他已改不了了。他曾为此而丢掉了大使的官衔，恐怕不久的将来还会因此而丢掉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的乌纱帽。P20-23

30年代中期，一大批西方学者、作家、知识分子先后到苏联访问。1935年6—7月间罗曼·罗兰应高尔基之邀访问了苏联，并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个月，回国后写下了这部《莫斯科日记》。那么罗曼·罗兰的访苏之旅是否有追逐潮流之嫌呢？不，绝对没有。

早在1895年，他就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以社会主义的信念同当时的旧思想作斗争。这期间直至十月革命前，正是他执笔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期，在这部长篇巨著的第五卷《广场集市》和第八卷《在家中》里，人们可从克利斯朵夫的思想变化上体验到罗兰的社会主义思想。十月革命胜利后，尽管他并不完全认同共产党人激进的做法，但他却是最早讴歌这场革命的法国作家。1918年10月莫斯科社会科学院任命他为该院院士。他坚持认为唯有苏联能够拯救西方；他对苏联的态度是：他信任苏联人民，他要保卫苏联，保卫十月革命，认为这场革命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开拓性的革命”。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对苏联的批评，他批评苏联的“某些政治手法”“狭隘的学说”“专制意识”“口是心非和暴力行为”。他呼吁苏维埃革命改正其错误，要“高举光明和自由的旗帜”。

30年代初，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而苏联则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列宁于1921年推出新经济政策后，苏联已摆脱了经济困难的困扰，这让罗兰再次看到“劳动人民共和国”的优势。自那时起，他就希望能到苏联去访问。1930年1月高尔基给他写信，希望能同他见面。时隔一年之后，又给他写信邀请他访问苏联。那时罗兰已接近70岁了，而且身体又不好，赴苏的行程一拖再拖，直至1935年才得以成行，但他无法走访苏联全境，只能逗留在莫斯科，也算是走马观花吧。

那么罗兰是在何种局势下来到苏联访问的呢？在国际方面，1933年希特勒掌管了德国的军政大权，将法西斯主义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法苏两国开始和解，并建立战略同盟关系以打压德国的扩张势头。1935年5月2日，法苏两国在巴黎签署了《和平友好互助条约》。苏联国内的局势也较为稳定：1934年苏共(布尔什维克)举行了第十七次代表大会，20年代末遭到处分的党的高层领导，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也都恢复了原职，回到了领导岗位上；因批评集体化步伐过快的布哈林，在被打成右派、销声匿迹4年之后又重返政治舞台。党似乎正朝着和解、民主的方向发展，而且它还在组织起草新的宪法。

但天有不测风云，顷刻间一切都被搅得天翻地覆：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身亡，叶努基泽马上下令将100多名疑犯处死。同年12月16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再次被捕。1935年1月15日在莫斯科对高层领导进行了首次审判，判处季诺维也夫10年徒刑，判处加米涅夫5年徒刑。伊捷夫当上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及监察委员会的首脑。叶努基泽很快就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而后也遭逮捕。

在(《莫斯科日记》及补记中，罗兰用了许多笔墨来描写几个小集团为争取将他留在自己身边所展开的激烈斗争，从中不难看出苏联党内的帮派斗争还是十分错综复杂的。罗兰以其深邃的目光观察着他所看到的一切，对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而感到困惑不已；对高层领导及御用文人搞特殊化深感痛心；他看到了筑路工人对干部特殊化而表露出的愤怒的目光，甚至没有漏过老妇人冲他们挥舞拳头的细节。  在他返回瑞士不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指出：“共产党人正面临着双重危险：一是过分地孤立于整个民族；二是未对自己实行严格的道德纪律约束。”这与罗兰所注意到的危险可谓是不谋而合。罗兰在那一页的注脚上写道：“人们不难看出，共产党的领导以其敏锐的目光看出党所面临的危险，我也曾指出过这种危险：‘脱离群众，等级观念’等。”

作为高尔基的客人，罗兰在高尔基家住了三周，但他并未同高尔基推心置腹地交谈过，这是他此次访苏最大的遗憾，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高尔基只热衷于给他讲各种逸闻趣事，而闭口不谈政事，这多少让罗兰感到失望，同时感到震惊。罗兰对高尔基此时此刻心理上的刻画真是入木三分：高尔基“本想看到更伟大、更美好、更人道的东西；他本不想看到，但确实看到这个事业中仍然有错误，仍然十分艰难，有时甚至是不人道的(这是所有革命的弊病)。他为此而感到痛苦万分；他想摆脱这种视野，抬起理性的双眼，向那些将此情景强加在他头上的人高声讨饶。但他却枉费心机，因为他根本无法在自己思想意识的深处抹去那忧郁的场景。他内心深处总是在经受着痛苦与悲观情绪的煎熬，尽管他刻意不让任何情感流露出来。因此，他不向任何人吐露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他把时间都用来在两个阵营里周旋，或浮在自己的海面上。”

应当说罗兰观察苏联的视角还是相当客观的：他有机会接触到苏联最高的领导人，但他并未盲目地听从他们的一家之言；他接待了各界人士的来访，对他们的颂词并未一味笑纳，甚至连他应得的报酬也给予婉言谢绝，就为日后能公正地说话。他的妻子玛莎既是坚定的革命者，又对许多不公正现象极为敏感；“曾不止一次地挺身而出反对某些错误，反对制度给人带来的痛苦，同时出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爱，又极力想去纠正这类错误”；玛莎有在苏联生活过的经历，亲身体验过苏联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而且会把老百姓的下情讲给罗兰听。

1936年6月高尔基去世的消息让他感到极为悲痛，此时他尚无法意识到高尔基的死对他本人、对苏联意味着什么。同年7月份，苏联颁布了新宪法，他向苏联发去了热情洋溢的贺电。然而时隔不久，莫斯科对“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恐怖集团”进行审判，坐在被告席上的都是老一代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共有16人被判处有罪。8月25日所有被告均被判处死刑，第二天就被枪决了。许多学者和民主人士对此举深感震惊，纷纷写信给罗兰要他采取行动，但罗兰出于维护苏联的利益，没有公开答复那些来信。

1936年底，纪德发表了访苏后所写的《访苏归来》一书。罗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批评了此书，认为这本书写得很肤浅。罗兰承认“在苏联现时社会发展阶段，还有许多不足之处，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然而“重要的是要看批评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至于他本人，他要保持沉默，不与纪德展开论战，其实也是间接地承认纪德对苏联的批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1937年1月23日，莫斯科又开始了第二次审判。同一天，维克多·塞尔什在给罗兰的信中写道：“列宁的第二批战友就要在不实之词、警方肆意捏造的旋涡中消失了。”他补充道：“日科夫和布哈林大概也会卷进去。整个十月革命那一代人大概都会卷进去。”他督促罗兰采取行动，要斯大林及加里宁明白，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应该赦免列宁昔日的战友。不知是由于塞尔什的督促还是别的原因，罗兰分别给斯大林和加里宁写了信：“建议他们为了苏联的利益，不要对被告判处死刑。”罗兰虽然在公开场合下依然维护苏联官方的说法，但私下里却将自己痛苦的思索写在日记里。

然而，斯大林并未给他回信。罗兰注意到高尔基的小圈子渐渐地倒成了众矢之的。一个朋友从苏联返回时告诉他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契科夫被捕的消息。政府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攻击他在高尔基家见过的人：画家柯里宁、作家阿维尔巴赫等。6月份，他获悉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案件中，16名将军其中包括艾登曼均被判处死刑，而后者则是高尔基家的常客。同年8月，当他获知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奥斯卡·加尔托赫被逮捕时，他心中的怒火再也抑制不住了：

“这绝对是失控的专制制度，人类正义最神圣的法则、最基本的自由已无任何保障。我的内心在发出痛苦的呼号，我要反抗。我在抑制自己要说、要写的欲望。我也像被击倒了一样……”

不管怎样，罗兰依然怀着极大的信心，但他已不再信任斯大林了，他所信赖的依然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怖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1938年，噩梦再次降临在他头上：罗兰获悉格兰女士，就是在莫斯科陪他参观文化公园的那位女士也被处决了，这又是一名高尔基圈内的人！同年3月2日，第三次审判又开始了，针对的是“右派和托洛茨基集团”。塞尔什的预测不幸被言中：布哈林、日科夫、雅戈达、拉科夫斯基，还有列文医生、普列特涅夫医生等都被判有罪。几乎所有这些人他都认识。这一次罗兰决不再认同官方对他们的指控了。

1937一1938年，罗兰明显与斯大林的俄国拉开了距离，但他并未放弃革命的理念，因为他始终相信革命。罗兰对苏联肃反扩大化一直不愿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总是以革命事业全局的视角来考虑这个问题。他在“《莫斯科日记》补记”中这样写道：“我不喜欢他(斯大林)那肆意践踏失败者的做法……我也不同意他对阴谋活动给予无情的镇压，即使这种镇压手段是完全合法的。因为抛开人性的因素不谈，这种手段对于苏联现制度，对于革命事业是毁灭性的，世界舆论也是这样看的，或许事实上已经造成了毁灭。那些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的人(政治家、将军、外交家、工程师、技术员等)被无情地消灭了，谁能估量出苏联在人才资本中的损失有多大呢？将其中的大部分人留下来为苏联服务不是更明智吗？”

1938年10月，罗兰将他写于1935年的日记仔细复读了一遍，就他那年所写的随笔坦诚地思索着，“以最近所发生的悲剧性事件为启示”，写下了补记，不仅补充了原日记未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而且加上了必要的解释，描述出事实与原记录中极细微的差别。

苏联曾有过一段光辉的历史，但其主要领导人也犯下严重的错误。大国沙文主义和肃反扩大化也许正是它走向衰亡的最大伏笔，因为正如罗兰所说，人才资本的损失是难以挽回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摧残人才，进而对国家、对民族所造成的损失不也是难以估量的吗？

袁俊生

2002年9月20日于苏州

应当说罗兰观察苏联的视角还是相当客观的：他有机会接触到苏联最高的领导人，但他并未盲目地听从他们的一家之言；他接待了各界人士的来访，对他们的颂词并未一味笑纳，甚至连他应得的报酬也给予婉言谢绝，就为日后能公正地说话。

——袁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