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美丑之闻尽显众生百态，道不尽一部《金瓶梅》，破解经典奥秘感受别样文化，一部备受争议的经典名著，一种充斥人性与伦理矛盾的文化碰撞。

区别与以往《金瓶梅》的相关论著，本书独辟蹊径，选取了杭州地域文化作为基点，从民俗文化、饮食文化、游戏文化、舞蹈文化、戏剧文化、茶酒文化等多个角度对《金瓶梅》进行了翔实的论证和全新的解析。

作为一部具有近代意味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金瓶梅》开创了中国世情小说创作的先河，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一奇书”，“世情书之最”与此同时，由于《金瓶梅》描写内容的大胆，使得它备受人们的诟病，一度被列为“楚书”，“淫秽之书”。

《金瓶梅》何让人们如此眩惑？本书将选取杭州地域文化作为基点，从民俗文化、饮食文化、游戏文化、舞蹈文化、戏剧文化、茶酒文化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别样的解析，在阐释《金瓶梅》文化内涵的同时，为您提供一次全新的视角来揭开这未解之谜，为您呈现一部不一样的《金瓶梅》。

序1／1

序2／7

民俗文化

《金瓶梅》所描写的元宵民俗／3

元宵灯市中流光溢彩的烟火／14

《金瓶梅》所描写的婚姻民俗／22

晚明时期的女子缠脚之风／40

《金瓶梅》所描写的女子服饰文化／56

饮食文化

《金瓶梅》与杭州的茶文化／87

《金瓶梅》所描写的酒文化／104

富有地方特色的小吃文化／123

游戏文化

晚明时的游戏民俗／145

妓院里的足球游戏／161

西门庆家酒宴上行的花色繁多的酒令／177

从“耍子（儿）”看西门庆大家庭的娱乐生活／191

舞蹈文化

从“货郎儿”到“鲍老儿”——《金瓶梅》所描写的民间舞蹈／219

说唱文化

《金瓶梅》与宋元明的说唱艺术／235

《金瓶梅》与明末杭州的佛教说唱文学——宣卷／253

戏剧文化

从“笑乐院本”《请王勃》说起／273

妓女文化

晚明时的妓院文化／289

方言文化

“没脚蟹”、“乔家公”、“葫芦提”及其他／307

富有感情色彩的“儿尾”称谓方言／331

运用“儿尾”方言来描写人物／347

最具市民意识和民俗色彩的隐语／361

地域文化

永福寺、狮子街、晏公庙究竟在什么地方？——《金瓶梅》与杭州的地理情缘／377

富有感情色彩的“儿尾”称谓方言

有不少研究者都以为，《金瓶梅》主要运用的方言是北方方言和山东方言，但笔者却认为，虽然《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在山东，再由于作者屠隆曾在“万历十一年春到北京任礼部主事一年多”（周靖竹《（金瓶梅）作者对我说》），所以为了描写北方出生的人物的需要，《金瓶梅》中也出现了一些山东等北方一带的方言。然而，总的来看，《金瓶梅》所运用的方言主要还是杭州的吴语方言。这是因为《金瓶梅》不仅承袭了在宋元杭州话本小说基础上成书的《水浒传》的故事、诗词以及体制、方言的传统，而且据《（金瓶梅）作者对我说》：《金瓶梅》作者“屠隆出生于浙江鄞县（即宁波），三十五岁前生活在家乡，游历江浙”，对杭州的风土人情、方言口语非常精通。因此，《金瓶梅》主要运用的是兼有北方官话和南方吴语方言双重特征的杭州半官话吴语方言。

《金瓶梅》非但主要运用了杭州的吴语方言，而且还大量地、娴熟地运用了其中那些具有杭州地方特色和杭州风味的“儿尾”方言，极其真实、细腻地刻画出了一批富有市井化、平民化和性格化的人物形象。对此，笔者已在拙作《（金瓶梅）用“儿尾”方言来描写人物》（《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一期）一文中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本文仅就《金瓶梅》运用“儿尾”称谓方言方面对其语言艺术作进一步的论述。

民俗文化在社会方言方面的集中表现便是称谓方言。至于杭州的“儿尾”方言所包含的民俗文化底蕴就更加丰富了。“儿尾”方言的语用意义主要是指“小”。据清代杭州人翟灏《通俗编》二十三卷“儿字”条，转引南宋杭州人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云：载小儿戏耍家事，鼓儿、板儿、锣儿、刀儿、枪儿、旗儿、闹竿儿、棒槌儿，盖杭州小儿口中无一物不助以儿者。”翟灏所说的“杭州小儿口中无一物不助以儿者”便相当清楚地指出了杭州“儿尾”方言“小称”的特点。其实，在“小称”之中一般还包含着“爱称”，就如翟灏转引自《梦粱录》的这些为小儿戏耍的物件，都是既小巧，又可爱。《金瓶梅》作者正是出于对杭州“儿尾”方言的深刻理解，方能如此得心应手地为我们展示了形形色色的“儿尾”称谓方言。

据《杭州方言词典》对“儿尾”的解释：“杭州的‘儿’常是一个独立的，自成音节的词尾。”它有“表示细小”和“表示喜爱”的作用。《金瓶梅》作者就很巧妙地利用“儿尾”方言的这种“小称”和“爱称”的感情色彩，首先为各种“小孩儿”和“女孩儿”取了个带有“儿尾”的名字。

[小孩]

“孩儿”

《金瓶梅》第三十回：

合家无不欣悦。晚夕就在李瓶儿床房中歇了，不住来看孩儿。“孩儿”即孩子。有两义：一指儿子，二指儿童。此处是指西门庆和李瓶儿生的儿子官哥儿。作儿童解的，如第四十一回：“孩子每在炕上张手儿蹬脚儿的，你打我，我打你，小姻缘一对儿耍子。”《金瓶梅》中还经常运用“女孩儿”这个“儿尾”称谓方言，如第三十七回：

又见他女孩儿生的一表人物，暗道：“她娘母儿生的这般模样，女儿有个不好的。”

西门庆见到的这个“女孩儿”便是王六儿的女儿爱姐。

“人芽儿”

《金瓶梅》第三十二回：

那潘金莲笑嘻嘻的向前戏弄那孩儿，说道：“你这多少时初生的小人芽儿，就知道你妈妈？”

“人芽儿”即伢儿。在杭州方言口语中称小孩子为“伢儿”。《杭州方言词典》：“小伢儿，儿童，也叫小孩儿。”“伢儿”这个“儿尾”方言，经常被人看做是最具特征性，也最具典型性的“儿尾”方言。就在《杭州方言词典》对方言词的解释的例句中共运用了40多个“伢儿”。如：“小伢儿，搞搞儿，搞得不好闹架儿。”还有杭州电视台的儿童专栏节目就以“小伢儿”命名。正是因为“儿尾”方言的儿童化特点和“小称”作用，故而在对儿童的称谓中，“儿尾”就显得格外的多了。如上例，潘金莲称李瓶儿生的婴儿为“人芽儿”，此称谓便有“小称”和“爱称”的作用。再如对李瓶儿生的这个孩儿就有这样一些“儿尾”称呼：

“官哥儿”

《金瓶梅》第三十回：

“李大姐养的这孩儿甚是脚硬，到三日洗了三，就起名叫做官哥儿要。”“哥儿”，男孩儿。也是第三十回：“蔡老娘道：‘对当家的老爹说，讨喜钱，分娩了一位哥儿’”。西门庆与李瓶儿所生的哥儿，出生时正值西门庆加官，故取名“官哥儿”。

“小官儿”

《金瓶梅》第三十八回：

（西门庆）就问：“哥儿睡了不曾？”李瓶儿道：“小官儿顽了这回，方睡下了。”

“小官儿”也是李瓶儿对自己孩子的一种称呼，在词义上与上面的“小大官儿”相同。“官儿”，原意指做官之人，但借用来称自己的孩儿为“小官儿”，就含有一种祝福之意。又有李瓶儿称自己孩儿为“小大官儿”的。

《金瓶梅》第三十二回：

“小大官儿好好儿在屋里，奶子抱着，平白寻我怎的？”

李瓶儿称自己的孩子为“小大官儿”，儿尾”上再加一个“小”字，更加突出了其“小称”和“爱称”的作用。这就更显示了李瓶儿的爱子之心。

官哥儿在《金瓶梅》中，可以算得上是西门庆和李瓶儿生的一个具有一定典型性的小孩儿形象。其他一般属于小孩儿的“儿尾”称谓还有如：“小优儿”、“小道士儿”、“小周儿”、“小花子儿”、“小喜儿”、“小铁棍儿”、“小奴才儿””等。

“书童儿”

《金瓶梅》第三十一回：

西门庆一见小郎伶俐，满心欢喜，就拿拜帖回复李知县，留下他在家答应。改换了名字，叫做书童儿。

“书童儿”，原名小张松，非但生得清俊，而且又识字会写，擅长歌唱南曲。清河县正堂李知县把他当作礼物送与西门庆做男仆小厮，深为西门庆所宠爱。书童儿可谓奴仆中写得最成功的一个。在西门庆的小厮男仆中，有以书、画、琴、棋排名：“书童儿”、“画童儿”、“琴童儿”、“棋童儿”。

P331-335

侯会

去年年底，刚刚拜读了杨子华先生的大作《水浒文化新解》，未及半年，又有幸捧读杨先生的新书稿《金瓶梅文化新解》。在字里行间，我感受到这位七旬老人对中华文化及小说研究的浓厚兴趣和由衷的热爱，可谓老而弥坚、乐此不疲。

我与杨先生神交已久，但初次见面却是在去年秋天梁山之巅的忠义堂前。我们共同参加了山东省梁山县举办的“2007《水浒》文化研究高层论坛”。在会上会下的交谈中，我了解到杨老早年就读于浙江师院，曾亲受小说研究名家胡士莹先生、徐朔方先生的指点，并很早发表了学术论文。如此算来，杨老研究小说的历史，已逾半个世纪。

杨老对小说中的文化因素很感兴趣，尤其是对杭州的历史文化兴趣更浓。可以说，这一切在杨老心中形成一种“杭州情结”，而这种情结的养成，显然与杨老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常年读书、生活的经历分不开。熟悉小说的读者自然知道，一部话本小说发展史，几乎每一页都打有“杭州”的印记。早在宋代，杭州便与开封相携成为话本小说的发祥地和大本营。《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武林旧事》等宋元人笔记，都翔实记录了说话艺术在号称“销金锅儿”的杭州瓦舍发展壮大的盛况。这种盛况从两宋延至元明绵绵不绝，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小说家，如施耐庵、罗贯中，便都是杭州培养出来的。一些以刊印小说而名扬四海的书坊，如张家书坊、清平山堂、容与堂等，也都设在杭州。此外，杭州城的城门街巷、西湖的湖山胜景，也都频繁出现在小说中，为读者所熟悉——杨先生生活在这样一座历史悠久、氤氲着浓郁古都氛围的城市中，他的学术研究始终离不开自己的母亲城，也便是容易理解的了。

在前一部大作《水浒文化新解》中，杨老的“杭州情结”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书中各篇无论涉及商业文化、民俗文化，还是方言文化、地域文化，全都是围绕杭州来谈的。这从许多篇目标题也可以看出，像“流传于杭州的有关武松的民间故事”、“杭州民间传说中的梁山好汉张顺”、“鲁智深与钱江潮的情缘”、“施耐庵对西湖满怀深情”、“施耐庵笔下的杭州城门”、“施耐庵是杭州书会才人”等。

对于《水浒传》故事最早成型于杭州的说法，我是举双手赞成的。我曾在《再论吴读本（水浒传）》（《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水浒传》早期传说是在江、淮一带传播，并由南宋都城杭州给予“最后的提炼和总结”。这个看法，可以说与杨先生不谋而合了。

不过说《金瓶梅》与杭州密切相关，这却是我以前没有过多考虑的。记得还是在梁山开会时，我第一次听到杨先生的这个观点。那次闲聊，我说杭州的方言与周边的吴方言似乎有所不同，即有很强的“儿化”倾向。例如到饭馆吃饭，服务员高喊：“片儿汤一碗！”对“儿”的强调比北方话还明显。杨先生接口说：《金瓶梅》的人物对话也有很强的“儿化”倾向，这是典型的杭州方言的特点。我听了，将信将疑。实际上，杨先生并非信口而谈，他对此是做了深入考究的。这回读到《金瓶梅文化新解》书稿，其中有一节就专门讲到小说中“儿尾”方言的问题。杨先生在细读作品的基础上，列举了大量“儿尾”词，来证明《金瓶梅》的作者有可能是浙江人，所用的语言即杭州方言。

我们以往读书，注意力多半放在情节和人物上，对生动的语言虽然也不免击节称赏，但涉及“儿”音这类的“小”特点，却关注不够。如今读了《新解》所举例证，感到《金瓶梅》中的儿尾词汇，确实与北方话有所不同。北方话中的“儿”作为语尾，发声时常常与前一个字融合无间，记录成文时，似无单独标出的必要。而就我在杭州饭馆里听到的“片儿汤”一词，若记录成文，则其中的“儿”字理当特地标出，方能显出其方言特色。如此看来，《金瓶梅》作者不厌其烦地标出“儿”字，这一语言现象真的不能小觑。——只是我对其他地区的方言（如山东方言）不熟悉，尤其对历史上的方言情况，更是一无所知。如杨老能对历史上的各地方言作一番考察比较，证明这种十分明显的“儿尾”发音是明代杭州方言独有的特征，结论就更能令人信服。

当然，杨先生论证《金瓶梅》与杭州的关系，并非局限于语言一端，还涉及民俗文化、说唱文化、宗教文化、戏剧文化、茶酒文化等。例如，书稿中对《金瓶梅》中出现的几座佛道寺观作了考察，发现小说中的水月寺、报恩寺、永福寺、晏公庙等，都可以在杭州的地志图籍中找到它们的原型。这对说明《金瓶梅》与杭州的关系，无疑是个有说服力的证据。此外，在服饰发式方面，《金瓶梅》中出现的“杭绢”、“杭扇”、“丁香儿”（一种妇女饰物）、“杭州攒”（一种发式）等，也都是出产或流行于杭州的事物。饮食文化方面，则小说中提到的“鲥鱼”、“鳇鱼乍”、“泡螺儿”、“香茶”等，或为杭州特产，或为江浙风物，也都可以成为小说家具有“杭州情缘”的佐证。至于《金瓶梅》在情节、人物、韵语等方面对兴起于杭州的宋元话本的借鉴之处，书稿中也举了不少例子。读着杨先生浸润着乡土情感的文字，我想，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对《金瓶梅》与杭州的关系产生兴趣，并在阅读小说时有所感悟，得出自己的结论。

杨先生对历史文化内涵的钩稽与阐发，是本书的另一看点。拿茶文化一节来说，作者从“茶坊”说起，捎带说到茶坊女老板王婆及其“马泊六”的兼职，而后介绍如何“点茶”、“泡茶”，后面还谈及“吃茶”、“下茶”等婚嫁礼聘习俗。这一节中还介绍了各种茶的名目，有“胡桃松子泡茶”、“盐笋芝麻木樨泡茶”、“蜜饯金橙子泡茶”、“和合汤”、“梅汤”、“姜茶”、“香茶”、“芽茶”，不一而足。这些名目，我们在读小说时往往是一目十行，杨老却将其一一拈出，细加说解，且旁征博引、言必有据，讲得生动有味。读之不禁令人对古代市井中带有文化气息的物质生活悠然神往。而这些，其实正是《金瓶梅》作为“世情小说”的独有特点，特别值得读者玩味。

此外，《金瓶梅》中的人物如何过节、如何娱乐、彼时的戏剧舞台上搬演何种剧目，那时的妓院又是什么样子，当时的佛经宣讲又是如何与百姓生活接轨……这些都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子华先生在书中都一一作了阐发。我相信，很多读《金瓶梅》时遇到的疑难问题，都可以在这部书中得到圆满的解答。

我非“金学”专家，三十年前初读《金瓶梅》时，甚至嫌其语言哕唆而中途释卷。不过随着年龄渐长，阅历稍增，文学鉴赏力也微有提升，这才发现《金瓶梅》的诸多优点，认识到这确是一部不容忽视的奇书。去年我曾应约写过一本小册子《食货金瓶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就《金瓶梅》中的衣食住行等经济因素，发表了一些粗浅的看法。今天读《金瓶梅文化新解》书稿，感到与杨老有很多共同见解，亲切之感油然而生。杨老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邀我写一篇序言。我感谢杨老对我的厚爱与抬举，推辞不过，只好抱着学习的态度，写了以上的读后感。不当之处，还请子华先生指教。

戊子三月，于大兴容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