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走投无路的胡同，上海的欲望旗帜，成都顽强的欢乐，广州看不见的西关，昆明最后的顺成街……老房子、老街道在陆续的和我们说再见，而祝勇却像着魔一般陷入了这一古老的文化里。他虔敬先人的创造，追寻祖辈的精魂，欣赏昔时的生活气质，并用精致的文字勾画出在时间隧道中失散了的老房子，老画面。历史的尊严、民间的生命、民族的个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都在其中……

祝勇，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柏克莱大学驻校作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全国青联中央委员，《阅读》、《布老虎散文》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学术方面，著有专著《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走出五四的创世神话——论十大关系》等。中央电视台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1405，郑和下西洋》、北京电视台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我爱你，中国》总撰稿。

本书为他的散文集，主要收录了《上海：欲望的旗帜》、《成都：顽强的欢乐》、《海口：全球化的悖论》、《纽约：幽暗中的光》、《纳帕溪谷》等作品。他虔敬先人的创造，追寻祖辈的精魂，欣赏昔时的生活气质，并用精致的文字勾画出在时间隧道中失散了的老房子，老画面。

北京：走投无路的胡同

上海：欲望的旗帜

天津：夜与昼

西安：被篡改的地图

成都：顽强的欢乐

广州：看不见的西关

昆明：最后的顺成街

海口：全球化的悖论

集外

木质的京都

纽约：幽暗中的光

小镇莱思

电报街

纳帕溪谷

附录

二

在北京，在许多古老的事物消失之后，有些名词幸存下来，企图以隐晦的方式保持着与过去的勾结。比如东单、西单、东四、西四，是用牌楼的数量命名，它们的全称应当分别是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这些地名陈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曾经把守在十字路口的牌楼，分别是一个和四个。牌楼隐退之后，这些地名显得有些不明不白、不伦不类、不三不四、不上不下。北京地名的一大特点是具象化，具有某种最简洁有效的描述能力，因而，名称与实体之间绝对是一—对应的，但年深日久，它们势必与它们的本意脱节，它内在的汁液将被抽干，最后变成一个没有感情色彩的单词，所以，把一个地方称为A，或者称为B，已经没有区别。

消失的胡同就是明证。在过去，胡同首先意味着一种生活形态，它主要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所谓硬件，是指那些很硬的物件，比如胡同里的砖墙和等次鲜明的门，它的宽窄、布局，都受到礼制思想和风水观念的管辖，尺度与走向不是凭空而来；而所谓软件，则是指在胡同内形成的人伦关系、生活方式。胡同是大小四合院之间的夹道，它的窄度决定了不同家族之间的人们必然在这里相遇，而它迷宫般的走向，又将所有的四合院连接成一座命运交叉的城堡。现在，胡同连同它所赞赏的生活一同消失了，这令幸存的名字显得孤孤单单、孤苦伶仃、孤芳自赏、孤立无援。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它们无所适从。我们将循着一条“胡同”的名牌寻找到一座商务中心，这显然是可笑的。但这不是它们的过错。这些名字已被驱赶出原有的生活现场，它们只能在现代的街区里苟且偷安。

如同大地上缤纷的春色已经退化成诗歌中的记忆，胡同节节败退，最后退缩成站牌上几个不起眼的文字。从地图上检索到它们或许并不困难，但这里只有词条没有注释，或者说只有标题而没有下文，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在灯红酒绿之中，它们显得来路不明，形迹可疑，像混在北京的民工，但它们是这座城市里最古老的事物。自从这里在八百年前第一次成为全国首都，胡同就一直是这座城市的关键词。它曾经善良地向所有人发出邀请，并为他们准备了房子、树荫和茶水。

古老的胡同如今寄居在几个肢体僵硬的汉字里。如果站牌年久失修，那几个汉字可能碰巧会脱落，但我们毫不在意，因为那里已不再是我们的目的地。

三

但更多的名字随同它们所代表的胡同一起消失于时间中。它们被迅速遗忘。它们似乎已经成为停滞、老旧、落后的代名词，因而许多词汇拒绝与它们合作。它们更多地出现于城市规划的官方文件中，出台那些文件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消灭这些名字，并以充满时代气息的名字取代它们。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们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每一座拔地而起的大楼都是他们的纪念碑。这座宁静幽深的城市已经变得吵闹不堪，声音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鸟却从此失语，只有少数不识时务的人仍然执迷于那些消失的名字，像Kim和我。我们跟在那些名字的屁股后面寻找通往古代的道路，但在当下，这注定是一项荒唐的事业。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也就是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这些胡同就已经成批地死去——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以，我们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已经受到现实的否定——我们不可能目睹已经消失的事物。Kim曾经搜寻到一册《实用北京街巷地图》，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版，定价只有两块二，作者竟然是我的朋友王彬。在那本地图册上，还有许多胡同的残余势力，纠集在一起。我看到的是一页页胡同的家谱，纵横错落，关系复杂，像一片丛林，是许多生命的寄生之地。有许多张面孔在那些名字的后面晃动，有一千部电影同时在这座城市里上演，胡同本身便酝酿故事，不像商品房，无论盖得多高，都像停尸房一样冷漠寂静。

仿佛片尾的字幕，图册里那些胡同的名字，表示着已经流逝的人和事。几十年之后，这座城市里的胡同所剩无几，甚至这座城市里最古老的胡同之一——元代就有的砖塔胡同，也被列入拆除计划。我听Kim在冰冷的空气里发出的一声叹息，之后，我们决定离开这座城市。除了整日被形迹可疑的野导游们兜售的几处旅游景点，这座古城，几乎已经一无所有。P2-6

对于一个城市的认识应当从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上展开。进入城市的空间不是难事，而进入城市的时间则并不容易。因为时间始终在逃逸，我们只能看到“现在”，时间的来路和去处，则都隐在黑暗中。而所谓的“现在”，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无法度量它的长度——是一秒钟，一分钟，还是一小时？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是抽象的、时时更换的、不稳定的，而“过去”则是永久的和具体的，像一个巨大的仓库，所有消逝的事物都将在“过去”聚集。

所以，在我看来，所有的城市都是属于过去的——一分钟以前的“过去”，或者一百年以前的“过去”。时间没有起始点，于是，我们回顾的目光可以无限延长。一座城市为我们的视线提供了奔跑的场所。视线延伸得越长，说明我们对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想象越是复杂和生动。空间是时间的容器，消失的时间将在城市的空间中留有痕迹。所以，时间和空间可以合二为一。从理论上讲，通过对城市空间的阅读，应该同时完成对城市时间的阅读。

遗憾的是，中国的城市管理者们对城市的特质缺乏起码的认识。他们似乎对“现在”更情有独钟，为了与“现在“保持同步，我们的城市总是以一幅动荡不定的面貌出现——到处是工地，拆除与重建的工作反复进行，具有传统价值的老房子遭到唾弃，推土机用粗砺的嗓门宣读它的判决。“传统”变成了尸体，很快便腐烂消失。“过去”与“现在”彻底断绝了关系。漂泊不定的“现在”，使我们永远站在一个点上，而不是一条延续的线上。这使我们四顾茫然，孤立无援，既不了解来路，也无法判定去处。浮华都市里隐藏着“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原始困惑。吊车高高在上却摇摆不定，无法承担为芸芸众生指明方向的重任。

我们不仅对“现代化”的进行了误读，而且混淆了“现代化”与“全球化”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现代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的时间过程，是存在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一条通道，而这个所谓的“现代”，既无固定模式，也无技术标准。每个国家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化”想象，没有理由认为中国(或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终极状态是与西方国家完全一致，或者整个世界现代化的终极状态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现代化”并不必然导致“全球化”。即使“全球化”，也应当是一个全球文明的互动过程，是在各种文化传统的参与下共同完成，而并非以西方为主导的、一个单极化的过程。“现代化”是时间行为，而“全球化”是空间行为。将“现代化”的目标转嫁给“全球化”，表明了以空间战胜时间的企图。北京已经变得与纽约越来越像，个抵达北京CBD的人可能认为自己还没有离开纽约，而北京的传统人文风貌，已经所剩无几。我们自行消灭了自己的记忆和传统的同时，也交出了参与“全球化”的主动权，变成这项游戏的被动参加者。

二〇〇四年，我和美国人文地理摄影师Kim Roseberry决定合作出版一本书，借此表达我们对侵犯城市历史的粗暴行为的不满。自从一九五〇年梁思成、陈占祥制定“梁陈方案”以来，这个话题始终未曾泯灭，这表明中国城市的处境没有得到改善，剥夺记忆的行为仍在持续。作为物化的“过去”，我们希望有价值的城市建筑能够得以保留，好让“现在”能够从“过去”中获得动力，使中国的历史记忆能够不断得以重温和延续，使未来能在历史的声援下更加健康和完美。我们最初的行动是从成都和昆明开始，然后逐渐向全国拓展。两年来，我们奔走于许多城市的建筑工地，目击了摧毁传统建筑的惨烈现场，并在一再遭受拒斥的情境下，完成了拍照和采访的工作，其中甘苦，一言难尽。城市的不幸成全了我们，大量惊心动魄的照片因此而生。它们将永久记录着中国城市永久无法愈合的伤痛。

我们记录的是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五年的城市状况。它像一个横断面，反映出中国老房子的命运。其中有的老房子，在有识之±的共同努力下，已重新列入保护之列。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我们工作的价值。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许多朋友的支持，比如作家杜丽、海帆、伍立杨、冉云飞、李永红、唐亚平，《开坛》主持人李蕾，德国友人Marcus Heming等等，还有拆迁现场的许多民众，比如北京的李捷等等，本书部分内容曾以专栏形式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广西《阳光之旅》杂志也发表了本书部分照片和文字。当我为书名冥思苦想之际，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先生为我奉献了这个书名。在行将付梓之际，不能忘记他们的帮助。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二日

祝勇着魔一般陷入了昨天的文化里。这样的人不多。因为一部分文人将其视做历史的残余，全然不屑一顾；一部分文人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写作的素材，写一写而已。祝勇却将它作为一片不能割舍的精神天地；历史的尊严、民间的生命、民族的个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都在其中。

他虔敬先人的创造，追寻祖辈的精魂，欣赏昔时的生活气质，并用精致的文字勾画出在时间隧道中失散了的画面。但他与“寻根文学”不同的是他更关切文化的本身。我想，不是任何人都会富于这种文化情怀的。可是在当代社会与文明的转型期，历史文化多么渴望这种关怀！

——著名作家 冯骥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