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这些日子有时候就想，我还当不当这个导演？拍来拍去，觉得有点木了。我在想，拍这种城市片到底有多大的意思？这是忽然间产生的一个想法。一旦产生了这么一个想法，我就觉得很可怕。比如我原来画画，从来毫不动摇，我觉得画画的人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忽然有一天开始对这个产生怀疑了，马上就投身去做编剧导演。现在又忽然觉得，导演这事有意思吗？
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挺好的制片人。我做过导演，写过剧本，也跟演员打过交道，我知道什么样的题材对这个市场合适。想到这个的时候就完了，晚上睡不着觉，也冒汗。觉得怎么产生了这么一个想法？原来以为我做了导演，这一辈子就干这个了，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好。
我觉得如果你有了这种想法，说得好听点儿，就是你又要超越自己了，又要突破自己了；说得不好听点儿，就是冯小刚这人没常性。其实对一个东西特别热衷追求的时候，我就是没常性。
许戈辉：开始是因为没拥有那东西，所以热衷去追求；拥有的时候，能驾驭的时候，就开始厌倦了？
冯小刚：对对对，我觉得我就是没常性。
许戈辉：那你有没有这么问过自己，你要是没常性的话，那势必达不到大师那一级？
冯小刚：其实我在脑子里头也盘算过：所谓的大师值多少钱？它能给我带来多大乐趣？我想大师有大师的乐趣，就是被大家供着，到哪儿去都是一个标准，一座山，一个高度。但是我觉得当那种人挺不适合我。我有我自己的乐趣，自己的标准，我同样活得有滋有味儿——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许戈辉：你觉得你是一个自信的人，还是一个自卑的人？
冯小刚：我觉得我是因为自卑而在有的时候表现出有些过于自信。
许戈辉：你觉得是什么事让你在生活中，第一次觉得自己找到了自信？
冯小刚：这个我还真没想过，可能就是考上文工团。那时候考部队文工团都得有很多的关系才能考上，就是关系里的关系，它是重中之重。我什么关系都没有，就是凭着自己画画考上了。我觉得这个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自信，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了，而是一个文艺战士了——“专业的”。从那时开始我就有一种想法：我得朝我自己想要的那个方向奔去。从部队下来经过了一段时间，等于在那儿晃荡，既没有什么目标，也没有什么想法。
许戈辉：那个阶段又怎么过来的？
冯小刚：那个时候觉得心里头特别不舒服。我想：哟！我都已经挣蹦出来了，怎么又缩回去了？七年的时间——我1978年去了部队，1984年转业——我又原地踏步地缩回去了，又成了一个待业者，不知道干嘛。这个时候有点失落。还好，最后又抓住了机会，重新进入了这个领域。
许戈辉：你到底怎么抓住这个机会的？
冯小刚：当时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有一个叫郑晓龙的主任。我那时候在一个工会当干事，我们工会里的一个女孩叫晋直，晋直的姐姐叫晋云，这个晋云和郑晓龙的老婆丁丹都在北京市口腔医院，我们都住集体宿舍，这中间隔了好几层。有一天郑晓龙的老婆找我们这个同事的姐姐到我们那儿玩，郑晓龙也就跟着来了，我就跟郑晓龙认识了。我那时候画了好些画，都是那种形式大于内容的变形啊、抽象啊什么的，写实的画到一定程度上觉着没劲了，就开始画那个变形的抽象画。所以现在一说起这帮伪另类们，我就特别有感触，我知道那都是怎么回事，怎么邪乎怎么来。郑晓龙看了就说：“你这纯属是形式大于内容，胡掰。”我就跟他抬杠来着：“是瓶子重要还是酒重要？”我们俩还不欢而散。后来我们那个单位不要我了，那时候工会都属于局一级的机关，里面都要有大学学历的，而我也没上过大学。他们便说：“那你去材料公司看仓库去。”我说：“那我调走行不行？”他说：“行啊。三个月，三个月调不走就不发工资了。”也是瞧我有点不顺眼。所以这时候我就跟郑晓龙说：“你看我也会画画，我原来也干这专业的，你们电视艺术中心是不是要人？”郑晓龙说：“只要你能干，我愿意给你提供这个机会，但是你要干不了这事儿，我也无能为力，你先上一个戏看看。”我就跟着去了一个电视剧剧组。
许戈辉：那时候你是不是特珍惜这个机会？是不是在组里什么都干？
冯小刚：这次是非常珍惜了。原来在文工团的时候，我老跟那领导对着干，领导说东，我就是西。后来我吃一堑长一智，觉得跟领导作对是没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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