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近代中国的11个寻路人)》是曾纪鑫先生的一部系列文化历史散文集。作者选择了影响近代中国近代历史的11个关键人物，从晚清的洪秀全到民国的宋教仁，可以说，对略懂一点近代史的读者而言，曾纪鑫在此书中所写的每一个人物，都不陌生。然而，一到他的笔下，不仅个个栩栩如生，带着其特有的遭际、命运、性格、气质乃至音容笑貌向你走来，而且强烈地叩动着你的心弦。原因何在？除了作者苦心搜奇记逸，巧妙地运用了精彩的细节，努力把人物写活以外，从总体上看，其中最大的奥秘，就是充分调动、发挥了思想的魅力。正因为如此，此书读起来才让人感到笔墨酣畅，势如破竹，大有醍醐灌顶痛快淋漓之感。

时至晚清，老迈昏聩、日薄西山、风烛残年的老大帝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曾纪鑫著的《千古大变局(近代中国的11个寻路人)》即以影响近代中国的关键人物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严复、慈禧、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为载体，兼及林则徐、魏源、徐继畬、郭嵩焘等人，叙述国门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进攻下被迫打开，历经血与火的碰撞，中华文明逐渐走出几千年自成一体的封闭怪圈，与世界融为一体的艰难历程，从而对近代中国历史进行多侧面乃至全方位的探究与反思。

楔子：千古大变局

洪秀全：“天国”的实验与失败

曾国藩：天降大任的自觉担当者

李鸿章：国破山河在

张之洞：逸轨的新政

严复：弱肉强食的危机与适者生存的图强

慈禧：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

康有为：传统“乌托邦”

梁启超：“少年中国”的呼唤者

孙中山：民国之父

袁世凯：挥之不去的专制与皇权

宋教仁：走向民主的挫折

跋：历史的杠杆

一位名叫洪秀全的落第书生在广州街头获得了一本传教士的布道读物《劝世良言》。正是这基督教的通俗册子，不仅改变了一个书生的命运，而且改变了大清帝国的发展走向，加速了它的崩溃与灭亡，甚至差点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命运。

洪秀全：“天国”的实验与失败

鸦片战争的结果大大出乎清朝统治者的意料，不仅没有收到禁烟之效，反而使得鸦片贸易合法化，带来了战争赔款、割让香港、开埠通商、自由传教、协商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屈辱条款。

《南京条约》签了，西人堂而皇之地来了，战后清廷，不仅没有吸取半点教训，奋起直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而是更加顽固地坚持闭关自守的传统“国策”，一方面不得不在表面上恪守约定，另一方面则敷衍其事，尽可能地将洋人的活动范围与影响限制在五口通商之地。

尽管如此，铁板一块的大清帝国仍被大不列颠帝国凿开了六扇大大的窗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与割让的香港。洋人虽不能进入内地，却可在六地自由出入、自由贸易，最为关键的是，长期遭禁的基督教在这些划定的地盘取得了合法身份，可以修建教堂、自由传教了。

经济与文化，就这样以一种缓慢而顽强的方式，开始一点点地蚕食、改变、重塑古老帝国那已然衰朽的肌体。  

基督教曾三次较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即唐代初期的“大秦景教”，到元代的也里可温教，然后是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最后都免不了以“笙歌散尽花落去”的结局收煞。但因枪炮胁迫而签订的《南京条约》，基督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新变局与机会。一时间，西方传教士纷纷涌人中国，加快传教步伐，尽可能地将影响深入内地。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一位名叫洪秀全的落第书生，在广州街头获得了一本传教士的布道读物《劝世良言》。正是这基督教的通俗册子，不仅改变了一个书生的命运，甚至差点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命运。

洪秀全是在1836年第二次参加科举考试名落孙山后，获赠《劝世良言》一书的。科考落第，本属正常，不少人从小考到老，考了一辈子也没考中秀才，何况洪秀全当时还只二十二岁，这于一般士子而言，根本算不得什么，可对洪秀全来说，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洪氏世代务农，家境贫寒，洪秀全排行老幺，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七岁即入村中私塾就读，除诵读科举考试不得不研习的四书五经外，还自个儿阅读了不少古代历史方面的书籍。据族弟洪仁玕回忆：“其天宣呈聪，目不再诵，十二三岁经史诗文，无不博览。”家人、塾师、族人都十分看好洪秀全，认为他前程无量，日后必将发达。“确信他将及时取得功名，甚至成为翰林……这样，整个家族也将因他的高位而得到荣耀。”因此之故，家人哪怕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也要供他继续念书。特别是父亲洪镜扬，更是对幼子寄予无限希望，将他视为光耀门庭的骄傲。平时聊天，父亲总是喜欢以幼子为话题，每当听到别人对洪秀全的赞许之辞时，洪镜扬便高兴得眉飞色舞，有时还兴犹未尽地将对方邀至家中，继续围绕幼子的聪颖刻苦与美好前程谈论不休。

可以想见，在这种环境与氛围中长大的洪秀全，对科举的一再落第该是多么失望与沮丧。考中秀才、举人、进士，不仅是他个人的期待与光荣，也是整个家族的企盼与荣耀。

就洪秀全的现存诗文及人生谋略而言，平心而论，他并非那种有着特殊天赋的奇才。只是他出生的那个村子十分偏僻，人口也不多，约三百村民，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洪秀全的确当之无愧。然而，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比较，别说在中国古代科举史上，即使与当时的风云人物相比，他在才华上也要略逊一筹。洪秀全的落第，虽有几分遗憾，也并非特别冤。然而，封闭环境的长期生活，乡民“歌功颂德”氛围的熏陶，族人殷切期望的特殊影响，使得洪秀全不可能客观而真实地认识自己、评价自己，他不仅对功名利禄过于敏感，也形成了自视甚高的傲慢与狂悖。

第二次科举落第，洪秀全十分郁闷、痛苦而失望，连个秀才都考不上，更不用说什么举人、进士了。不能高中，又如何能够发迹高升、光宗耀祖?他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不禁徘徊在广州街头，迟迟不肯回到九十里之外的故乡——广东省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官禄布村。踯躅之际，他在龙藏街遇见了一名传教士，不由得驻足听了一会儿布道。根本就没有听出什么内容，不过是觉得有趣便稍加关注而已。第二天，惘然而失落的他，仿佛被一种神秘力量牵引，又不知不觉踱到那儿，并且得到了那位传教士赠送的《劝世良言》。

在广州逗留一段时间后，洪秀全强打精神回到家中，他决心继续攻读四书五经，以参加下次科考。整理行李时，自然翻出了那部《劝世良言》，他稍作浏览便搁在了一个木箱之中。

……

无论个人，还是群体，乃至一个民族，只有冷静客观地正视自身，正视历史，才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才能扔掉包袱很好地走向未来。跋：历史的杠杆

很长一段时间，我视野里的中国近代史，是教科书里的近代史，是强势媒体笼罩下的近代史。这是一部血与火的历史，是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压迫、剥削的历史，是一段晦暗、屈辱、压抑、丧气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历史。我不愿提及，不愿涉足，害怕所引起的苦痛使我难以忍受，害怕那片黑暗的天空将我吞没，我尽可能地，有意无意地回避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却又不得不浸淫其中。特别是近年来，更是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进入越深，了解越多，特别是触摸到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与局部细节之后，对近代史的认识，竞发生了较大改变。

一部中国近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遮蔽了的历史。

重读、深读、细读的过程，也是去蔽与还原的过程。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才智的时代，这是愚昧的时代，这是充满了希望的春季，也是失望的冬季。”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对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评述，同样适合于中国近代史。

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既是专制的，又是民主的；既是愚昧的，又是科学的；既是落后的，又是进步的；既是黑暗的，又是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既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腐朽败坏的时代……古与今、中与西、新与旧，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汇集一身、纷纭复杂、交错并存，它们在对立中统一，在冲突中转化，在涅槃中新生。

而教科书与过去的宣传告诉我们的是，以鸦片战争为肇始，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推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干涉、禁锢、遏制了中国的进化，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愚昧、腐败、积贫与积弱。一句话，中国近代史上的几乎所有灾难，全由帝国主义一手造成。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学贯中西，早年推崇西方文明，晚年又回归孔孟的严复认为，中国的病症并非要由帝国主义负主要责任，其困境与落后百分之七十来自“内弊”。

严复的这种认识，无疑相当清醒而深刻。

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了中华几千年铁板一块的封闭状态，国人随着林则徐那渐渐睁开的双眼，透过弥漫的硝烟，开始窥视、打探、了解外部的世界——一个与中华传统文明迥然相异的从未了解的难于想象的世界。

不错，鸦片战争是屈辱的，我们以失败者的身份不得已签下了条约，打开了国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的积贫积弱、老迈僵化，我们的文明已失却了往昔的博大、恢宏、开放、引进、拿来等基因与成分。华夏民族五千年前就有了原创的先进文明，而五千年后的传统文明，却并不先进了。自春秋战国以降，中华原创文明每况愈下，由争鸣的诸子百家到独尊的唯一儒家，再降为儒家中的理学流派，又降为理学流派中的分支朱子学。道路越走越逼仄越狭隘，原本充满智慧、富有活力的文明，成为一种知识与材料的累积，沦为一种区域性文明。

黑格尔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此言虽不无偏激之嫌，但的确道出了中国社会、传统、历史中的诸多事实、本质与真相。中西文明是两种体系与结构截然不同的文明，中华文明不论如何发展进化，其内里怎么也诞生不了西方“船坚炮利”式的异质文明。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部迫不得已的推动力量，没有鸦片战争的爆发，没有西人的来华，没有西方文明的介入，没有一种新的文明体系作参照，古老的帝国将没有危机，没有改革，没有断裂，没有变异，仍处于封闭自敛、静止循环、自我陶醉的状态，仍是长辫、裹脚、皇帝、太监、宫女、磕头、奴才之类的与专制皇权相适应的糟粕，仍走着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轨道，在晚风的夕阳中唱着一首古老的歌谣，一直晃晃悠悠地唱到今天。

是鸦片战争打破了大清帝国的封闭，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国门一旦打开，哪怕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似的仅仅拉开一条缝隙，推开一扇窗户，打开一道窄门，就再也无法关闭回到当初。中华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中，舞台更为广阔，内容更其丰富。当然，伴随着的，也有深广的忧愤，不懈的求素，无边的血泪，连续的受挫……犹如分娩时的阵痛，不论何时，中华民族都难以逃脱这一冥冥中的劫数，不过时间或迟或早罢了。开放越早，就越能图强自存；越迟越顽固，则失去的机会越多，付出的代价越大；如果完全拒绝开放与进步，则如那些至今仍生存于原始森林、孤僻荒岛的部落居民，面临全面失语、整体终结的悲惨命运。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果我们全面开放，力求进取，顺应潮流，早就融入世界文明体系，成为一个先进、自由、民主、强盛的国度了。

令人悲叹的是，受制于专制传统文化，我们步履蹒跚。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反而成为民族前进的包袱，成为抗击西方文明的利器，成为回避先进文明的遁词与隐居所。历史的惰性如铠甲般坚硬厚重，在儒家教条文化的笼罩下，要想达到预期的收效与进步，真是难之又难。对此，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写道：“中国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文化优越感。当然，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现代落后状态中受到的耻辱感觉，也就格外强烈。总而言之，中国要现代化不得不比多数国家走得更远些，改变得更多些，就是因为它停滞不前为时太长了。结果是有一种强大的惰性扼制力，使中国的革命性变革有痉挛性，有时内部抑制住了，有时还带有破坏性。”

拿破仑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常被我们自豪地加以引用： “一旦中国醒来，世界都为之震动。”可我们却忽略了另外一名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了解的英国人赫德的一段论述：“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着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一部中国近代史，由被动挨打，到观望审视，而主动变法，仁人志士真是殚精竭虑，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心机，追寻一切可能，付出一切代价，探索一切道路，可谓百药尝遍——林则徐禁烟、洪秀全造反、李鸿章洋务、康有为改良、孙中山革命……每次运动虽然都没有获得真正成功，但它们一环紧扣一环，新陈代谢，下环连着上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推动着中国社会朝着更加理性、更趋先进的方向呈螺旋状上升发展。由器物的引进与模仿，到制度的学习与更替，发展为文化的变革与创新，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次互相渗透，因缘共生，不断推进，最后的落脚点便是国民性的改造。如果广大民众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行为等方面向近代化、现代化转变，没有“全人格的觉悟”，则器物的效率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建立的制度将扭曲变形面目全非，一切美好的理想与设计，不过水中月、镜中花而已。

“给我一个杠杆，我将撬动整个地球。”如果我们将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阿基米德两千多年前发出的声音类比于中国近代社会，那么“杠杆”无疑就是西方文明，“地球”则是古老而板结的传统社会。有了杠杆，还需一个强有力的支点，才能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杠杆固然重要，如果没有支点的话，将是无用之物。支点在哪里?其选择具有多种可能性。从理论上而言，最佳的支点只有一个，其余的则为佳、较佳、一般、较差、差、最差。没有最佳的支点，难以用力“发功”，杠杆哪怕再好，也无法撬动地球，无法改变铁板一块的中国专制统治社会。

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真理、改革社会、改变中国的过程，也是寻找杠杆，更是寻找最佳支点的过程。杠杆找到了，而落脚的支点，实在不敢恭维。当然，这并非仁人志士之过，而是历史给予的选择空间有限，传统局限了他们的视野，现实束缚了他们的手脚。

系列文化历史散文《千古大变局：近代中国的11个寻路人》，便从“杠杆”的角度，切入一段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中国近代史。《千古大变局》不仅在时间上与我另一部以中国古代历史为内容的系列文化历史散文《历史的刀锋》相连接，创作体例也一脉相承。在鸦片战争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段内，以林则徐、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严复、慈禧太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等近代关键性历史人物为载体，兼及魏源、徐继畲、郭嵩焘，从而探究、剖析、描述、反思中国近代历史的方方面面。

整个创作过程中，我一个最强烈而深切的感受，便是近代历史人物大都被漫画化、脸谱化了——不是被拔高神化，就是被矮化鬼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实与历史赋予的使命密切相关。近代所面临的任务，一方面要抵御西方列强的渗透与侵略，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与尊严；另一方面，则要除旧布新，改变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促使中国摆脱赢弱与困境，走向繁荣与富强。抵抗侵略、维护主权的英雄通常被推崇为道德与理想的楷模，比如林则徐就是；而另一类精英，既要经受自我认识、自我嬗变、自我转型的痛苦煎熬，还得改革旧有传统，触及广大民众认可的固有观念，触犯某些集团的既得利益，遭到方方面面的误解反弹、无端掣肘、谩骂指责乃至猛烈攻击，在一种起而哄之的情绪化氛围中，被“妖魔化”地贴上“汉奸”、 “买办”、“卖国贼”之类的标签，比如郭嵩焘、曾国藩、李鸿章就是。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形，那就是政治与宣传的需要。

因此，《千古大变局》的创作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去魅、去惑、去蛊的过程，为近代人物正视正听、正名正身，去掉“神化”或“鬼化”的外衣，还原为七情六欲的真实的“人”。

中国近代史只有七八十年光阴，不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期而已，与几千年漫长的古代史相比较，就时间而言，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它却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型阶段，其内容远比中国古代史更为丰富、复杂与深厚。

《千古大变局》是我创作耗时最长的一部作品。除了不断地阅读，不断地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地思索，不断地深化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冷静。我时常处于或激动愤慨，或郁闷消沉的状态。于是，就强迫自己停下笔来(严格地说是停止电脑的敲击)，待情绪平静，复归正常后“再续前缘”。无论个人，还是群体，乃至一个民族，只有冷静客观地正视自身，正视历史，才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才能扔掉包袱很好地走向未来。因此，我必须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既深入其中又超乎其外，不能被某种情绪、某一观点左右。我不得不再三再四地对自己说，要尽可能地客观一些，公正一些，公平一些，留一份清醒与真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尽管如此，当敲完最后一篇的最后一个字时，我仍然情不自持，热泪盈眶……

我们生活在历史之中，逝去的一切无时无刻不以或深或浅、或显或隐的方式作用于我们，影响着我们。我们从历史中获得生存的定位与行动的立足点，获得理性的思索与人生的启迪。与此同时，我们的一切，也将凝为具有无数诠释方式与可能的永恒历史。

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与意义来看，孙中山的遗言不仅适合于近代和现代，也同样适合于我们今天：“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

《千古大变局》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近代先行者自我认识、自我嬗变、自我转型的艰难而痛苦的历程。“重读、深读、细读的过程，也是去蔽与还原的过程。”我很赞同作者书中的这句话，但我更想说的是关键还是自己的眼睛。

——钟叔河(著名学者，出版家)

用优美的文笔重叙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悲壮人生，用了解和同情的笔触解剖历史人物的隐秘内心。这是一本让人感慨万端的作品。

——丁东(著名学者，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曾纪鑫是中国最早写作文化历史散文的作家之一，他是一位有现实关怀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他的文化历史散文偏重于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现代认识与评价，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更富有当代作家的人文情怀，是中国近年来散文写作最重要的收获。

——谢泳(著名学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曾纪鑫的文字沉重、密实。他对历史的个人观察，史料丰富，见地明晰，温情之中不乏苛责，驳难之时尤见谨慎，隐忍的言辞下面，也往往藏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心事。他的关切和忧患，使我们站在历史面前，想到的却是现实如何展开、人类如何前行等一系列切身的精神疑难。很多的问题，先贤们曾勇敢地面对，我想，今天的我们同样无法回避。

——谢有顺(著名批评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