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元是著名抗日英雄，在淞沪会战中率“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在1941年4月24日被汪精卫收买的四个叛徒刺杀身亡。

戴胜德、谭元亨著的《挥剑四行(谢晋元传)》通过对谢晋元人生经历中的追忆，展现出这位英雄在抗战时期英勇奋战，永不退缩的精神。

戴胜德、谭元亨著的《挥剑四行(谢晋元传)》为“客家研究文丛”之一，主要介绍淞沪抗战中著名的客家烈士谢晋元，通过对他一生的追述，展现出谢晋元的传奇人生。本书通过对他人生经历中琐事的追忆，再现平凡生活中客家文化对谢晋元的熏陶和影响。

在客家精神的星空中(代序) 

第一乐章 “七七”抗战进行曲

第二乐章 客家魂畅想曲

第三乐章 风雨征程回旋曲

第四乐章 八一三淞沪之战协奏曲

第五乐章 八百壮士交响曲

第六乐章 淞沪铁血悲壮大合奏

第七乐章 正气凛然英雄悲怆咏叹调

第八乐章 民族英雄追思曲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各省，并于1932年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隔年并吞热河、进犯华北。总括日本自“九一八”之后所抢夺的中国土地，其面积约等于英、法、德、比、荷五国的总和。

1933年又侵占热河省，接着，日本侵略军开进山海关，步步向我华北进逼。

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发表《天羽声明》，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要用武力变中国为日本独占殖民地的野心。

1935年6月，日本强行要求中国签订从河北省撤出国民党党部和军队的梅津、何应钦协定后，又策动汉奸搞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并在河北省东部22个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进一步企图吞并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等北方五省。

1935年10月28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所谓“对华三原则”：①中国取消一切抗日活动；②承认伪“满洲国”，实现中、日、满在华北的经济合作；③中、日、满共同防共。

1936年3月，广田弘毅任首相，8月7日他主持召开的“五相会议”（即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和藏相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军部提出的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方案。4月，日本侵入华北的军队增加了两倍。5月，任命香月清司为华北驻军新任指挥官。

同年，日本军国主义又具体地制定了大规模入侵中国的计划：第一步，占领华北和上海；第二步，占领中国的其他地区。在外交烟幕的掩盖下，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行侵略我国华北的准备和部署。日本在中国多次召开领事会议、华北日军与关东军干部联席会议、武官会议等，具体策划对我国的侵略。

这时，驻守北平的是原属冯玉祥西北军的第29军。自1936年以来，爱国热情高涨的29军官兵，时常与驻平津的日本驻屯军发生摩擦，战争如箭在弦，一触即发。日军曾在喜峰口、罗文峪几次和29军交过锋，尝过被大刀队斩杀的滋味，也不敢过分嚣张，只是得寸进尺地多方面做试探性的进攻。在政治上，更是采取软硬兼施的阴谋手段。

29军军长宋哲元本是一个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他这时兼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而这个机构是南京政府和日本妥协的产物。他刚一上任，、便发现自己已经掉进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的漩涡，置身于蒋介石和日方的夹缝中。他既要听从蒋介石要他“忍辱负重”的旨意，又要严格控制摩拳擦掌的部队，而日本人没完没了的纠缠更使他烦恼苦闷，疲于奔命。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只是暂时达到了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最低要求。接着，“华北防共”、“经济提携”又像一条条绳索，紧紧地勒在宋哲元的身上，使他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而1937年上半年的几次外交，更使宋哲元感到了日本的奸诈和狡猾，他不由得生出防不胜防的恐惧感。

1937年3月17日，日本驻华北司令官田代皖一郎趁宋哲元在天津，指使汉奸陈觉生代他邀请宋哲元来到驻屯军司令部。没想到宴会中途，田代皖一郎突然取出早已写好的《中日华北经济提携协议》，满脸堆笑地放到宋哲元的面前。

望着田代阴险的笑脸，宋哲元感到一阵阵发冷。身后日本兵木然的脸，使他想起了匕首和子弹。他一扫当年长城抗战的豪壮之气，不得不在日本人的文本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震怒，当着宋在中央的代表李世军的面怒斥道：“我早已叫你告诉宋主任少和日本人应酬来往，一个负重要责任的人，为什么随便到敌人兵营里吃饭！”接着又发给宋一纸严厉训斥的电报。协议的风波尚未平息，出访东洋又引起了轩然大波。

由于华北抗日空气日渐浓厚，为了牢牢控制宋哲元，3月底，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又主动邀请宋哲元组团访日，其费用由日本人支付。这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邀请。被迫签订“经济提携协议”的教训使他明白，作为封疆大吏和29军首脑，一遇日方要挟，势必再铸大错。然而如果明确拒绝，不仅局势会更加恶化，甚至会和日本闹崩，而这是不符合蒋介石“忍辱负重”授命的。

于是，宋哲元借口身体不适，改派张自忠为代表访问日本。消息传出，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南京政府先是缄默，继之而起的是大加指斥，《中央周报》更是长篇累牍地抨击责骂。

宋哲元处于蒋介石和日本人的双重压力下，精神极度苦闷。他对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说：“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可日方时常无理取闹，滋扰无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日方系以我为交涉对象，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相信你有适当的应对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老家，为先父修墓。”

“不行不行，”还没等宋哲元说完，秦德纯就摆开了手，“此事绝非你个人的荣．辱苦乐问题，而是国家安危存亡之所系，中央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北平，责任总在你身上，所以总裁决不赞成你离开北平。”宋哲元哀叹一声，没再坚持，但在心里，去意已决。

5月，经蒋介石批准，宋哲元一家离开北平，返回山东老家。他总算摆脱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这个职位给他带来的尴尬处境。但是，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吗？

“七七事变”前中日间形势表面缓和，且双方先后互派经济使节往来访问，但在幕后，日本少壮派军人阴谋策划华北自治，不仅未稍收敛，且步步进逼，与日俱增。为专门研究日本动态，作抗战准备，1937年3月问，亦即“七七事变”爆发前约4个月，成立国研所，直接受命于蒋介石。

国研所早在5月问，对“七七事变”的爆发就做出正确判断。因此，在爆发之日，立即获得蒋介石的重视。最初是在1937年4月问，综合各方情报，判明日本陆军方面，无论在东京或现地，对华北问题的处理存在两种对立意见，斗争极为激烈。一派着眼于对苏作战，主张中止华北自治工作，而谋求所谓日支邦交调整，实行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并以退还日本在中国（除伪满外）的一切政治军事权益，包括以治外法权、华北特殊利益、陆海军驻兵权、租界等为诱饵，诱蒋府承认伪满（至少事实上承认），屈辱妥协。同时，谋求陆军内部的“整肃”，防止所谓“下克上”的重演，以期统帅部的意图得到贯彻。此即所谓稳健派，亦有称之为统制派的。另一派则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第二次合作，“现地事态恶化”，谋求断然一举解决华北问题，以免夜长梦多，并为此不惜于现地制造事变，强迫东京跟着走，重演“九一八”以来“下克上”的故技。此即所谓强硬派，亦即通常所谓少壮派，或称皇道派。

稳健派在陆军中央方面，受到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的支持，海军、外务及元老重臣方面亦多表赞同；强硬派在陆军中央方面受到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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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家精神的星空中（代序）

历史的巨浪，淘尽了千古风流人物，却留下了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这已非时光所能带走的了。在人类精神的星空中，一代又一代，都能读出那一颗颗璀璨的星辰的名字。可以说，没有这些星辰的照耀，人类至今仍在黑暗中摸索……而在这众多的星辰之中，有那么一簇耀眼的星星，则是属于客家民系的——当然，它也是属于中华民族这星谱中的。

是的，我们曾说过，客家人，是一个精神的民系，一个“形而上”的民系。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精神史上，它占有太多的光亮。精神总是在苦难中进发、升华的，客家人的千年迁徙、万里长旋，正是这样一抔滋生精神的土壤。

也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才成长出一大批历史名人。他们不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业绩，也以其伟岸的形象光照千秋；他们传奇式的生涯被代代传诵，他们的人格魅力更永成楷模，并不因岁月的冲刷、风雨的剥蚀而消减或迷失。

他们始终矗立在我们的身边！

一个时代总会造就属于它的巨人。

一个伟大民族总会产生它引以为骄傲的洪钟大吕式的人物。

近现代，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一大批叱咤风云、彪形炳赫的英雄人物，力挽狂澜，开创了我们民族的新纪元。其间，更有客家名人的熠熠身影。

客家在近现代涌现出相当多闻名遐迩的历史人物，遍及政治、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几欲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难解之谜。

因此，要从精神史着手，研究这么个民系，首先，便会触及占据这个民系精神史的一系列历史人物——这些人物，烘托起客家精神史的星空，他们便是锻造客家精神的先驱者、牺牲者。离开他们，一部客家精神史便无从说起。他们是历史之子，他们更是历史精神之子。一部历史可以被人说长道短，可历史滋养出来的精神，却是不能被否定的。

这部丛书，从一开始，便开宗明义，致力于客家精神史的发掘，其中的重要系列，便是客家历史文化名人的传记。

于是，我们便从缀连这部精神史的历史人物的研究深入下去。

这无疑是一条思路。

当然，还可以有更多的思路。  而这条思路，则肇始于这样一个历史的叩问：

为何自宋、明以来，尤其是近现代，客家名人出现的密度愈来愈大，可以说，发生了客家“名人爆炸”：从现代思维科学新成果之一——“群体激发效应”来解释，可否就能完全解释得通？‘‘群体激发效应”，当是指某个领域、某个学科中的相互激励，而客家的“名人爆炸”效应，几乎是遍及各个方面。

于是，这也就成为“客家名人爆炸”的历史之谜。

而要破译这么个历史之谜，光研究单个或几个人物是远远不够的，光研究某个或某几个历史时期，也同样是远远不够的。

客家研究文丛中的名人系列，我们已经选取的或即将选取的历史文化名人，则多有代表性。无论他们是民族志士、革命领袖，还是文化大师、科技精英、艺术巨匠，作为客家人，其最重要的，仍是忧国忧民、把百姓疾苦时刻放在心间的“医国手”，也正因为这样，老百姓也就同样把他们放在心间。

不同传记，出自不同人之手，自是不拘一格，或重考证与学，或重文笔与哲思，或重激情与诗意，读者当各有所得，各有所好。所以，不强求一律。

掩卷之余，仍沉入文前提出的历史之谜的思索中。

这么些个人物，英雄人物，历史人物，当在客家精神史上揭示出什么，以解开客家“名人爆炸”之谜呢？

他们也同样为民族的危亡，为国家的安危，挺身而出，义无反顾，甚至壮烈捐躯……

他们身上，也同样具有客家人的人格魅力：一生特立卓行、高瞻远瞩、舍生取义……

他们，也同样重文化、重教育、重孝悌、重勤奋、重节俭、重然诺、重情义……

他们，热情如火、坚韧如钢，始终有一种为人所称道的“天放的精神”……

他们坚忍，他们吃苦耐劳，他们能承受人世间的任何苦难，百折不挠……

一口气，还可以写下很多，对于这个民系，对于这些历史人物，任何赞誉都不为过。

然而，仅仅是赞誉，也还是不够的，当在这一切的背后，深掘出何以产生这一切的因由来。  这正是这些客家人物传记的“形而上”的任务。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只是一般地解释了英雄产生的大背景。没有人民，没有历史使然，是不可能有英雄的。但是，为何这两个世纪，那么多的历史人物都出在这样一个蛰伏千年的民系上？这却不是上面几句话或某种理论所能解释清楚的。

斯人已矣，来者相继。跋涉过历史的崇山峻岭，后来者可有先行者的坚忍不拔、光彩照人么？

正是为了未来，为了后来者，我们才给自己提出了这么个艰巨、艰辛也是艰深的任务。我们不知是否能完成。

但我们在努力。

客家名人“爆炸”之谜，当首先从这个民系的大汉民族意识上破译。

客家人，从来以中原古汉族的身份自矜，中土乃是他们古老的家园，纵然千年迁徙，万里长旋，到了东南沿海，独在异乡为异客，却不忘自己是整个华夏古国的主人。虽名为客，可身与心，却永远以主人自居。更何况汉族是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最早的主人，更是这片土地上文明的创始人，所以，他们始终有着走出中原之际忧国伤时之叹、慷慨悲歌之勇，以天下为己任，每每北望中原，拔剑击筑，龙吟虎啸不已。

而古老的汉民族文化，更强化了他们的忧患意识。毕竟，中原是孔子所称的“杀伐之地”，由于地理自然环境的严酷，这个民族与生俱来与忧患相伴，危机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其精英之蚤。而几千年灿烂的文明、厚重的文化，本就是一笔巨大的历史财富，值得一代又一代人去捍卫它、保存它并丰富它。作为汉民族的一支民系，客家人能不为光复昔日的伟业而奋起么？

他们背负的历史太光荣也太沉重了！

无论汉民族文化到了宋明二朝，已经怎样老气横秋，甚至成了自我虐杀，遭到汉民族中有识之士如李贽、黄宗羲、戴震、龚珍等尖锐的批判。但正是这种批判，更意味着汉文化所具有的更新、再创能力。而这，比落后、蒙昧的游牧部族的文化，毕竟要有底蕴、有生气，也厚重得多。一个古老的文明，当穿越“死亡之门”，来个凤凰涅架——重任在肩呀！

这便是客家名人爆炸之谜的第一个谜底。汉民族历史文化自觉的负载者，在这民族危亡之际，焉得不揭竿而起，一举冲天？

而千年迁徙，万里长旋，客家人自身的一部流亡史，本身也在滋养着忧患意识，以及更大的危机感。

……

应该说，这便是第三个谜底：客家人较早接受西方的先进文化，有敏锐的历史眼光以及再创辉煌的宏图大略。

当然，东南沿海的其他民系，也较早接受了启蒙思想及西方的先进文化，他们当中，虽然不乏锐意创新者，包括飞行之父冯如、铁路之父詹天佑，以及众多的大商人、大实业家，可是，从名人构成的成分，以及数量，却怎么也不如客家人，这又是怎样的一个谜呢？

应该说，在这点上，客家人仍带有北方士族的忧患意识，尤其是慷慨悲歌的义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们当中，成为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的比大商人、大实业家要多。而后者，由于缺少“北人”的忧患意识与重义轻利的观念，所以涉足的领域便大相迥异了。

谜底到此，也许已可知十之八九了。

首先，是汉民族意识；

而后，是流亡中激发的自强不息精神；

尤其是来到东南沿海之后对于西方先进文化的敏锐。

然而，如果光有汉民族忧患意识、慷慨悲歌的义气，而没有与先进文化的接触，那么，也就会仅仅局限于改朝换代或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出不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人物，而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更成不了叱咤风云的领袖或名人的，不可能顺应时代的大潮——关于这一点，近代史上已有了不少悲剧的证明，包括义和团等震动一时的反抗。

同样，如果只有对来自西方的先进文化的敏感，而没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慨当以慷的义气，那么，也很难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形成气候，毕竟，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不可能似西方那样迅速崛起，并且主动地去争取到说话的权利，所以，即便在广东，不少商人到头来也不得不“捐官”，而即使戴了个红顶花翎，还是低官一等。为何东南沿海的其他民系，在其他领域也有若干领先的人物，但在整体上，尤其是团结、组织革命力量上，却又远不如客家人那么有凝聚力？换句话说，光有敏感而无义的凝聚，同样是难以成气候的。  满清王朝的短视，恰恰在于它只看到汉民族文化优于他们的游牧文化，从而不愿再洞开国门，去吸纳正在上升并后来居上的西方先进文化，由此造成了中国在那一百多年的“盛世”中固步自封，大大落后于西方与世界，这才造成了本可以与世界同步的泱泱大国大倒退的历史悲剧。

虽说清初的大屠杀，康乾盛世对思想的大扼杀，导致中国思想发展史上这近200年的停滞与空白，但在汉民族文化区，尤其是东南沿海，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后来居上多少是有所闻的。

当清王朝再度把中国带进“死亡之门”的时候，汉民族崛起了，客家人冲出来了，他们已有积蓄几百年的历史能量了！

这不仅仅是忧患意识、危机感的问题；

也不仅仅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感；

更包涵这个民系在文化上自古以来积蓄的巨大能量！

这是一个文化的民系，是一个高文化素质的民系在历史紧要关头上的必然表现——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不可能有这么卓越的表现与反应的！

刘光第在菜市口从容就义，邓演达喋血“麒麟门”，谢晋元慷慨赴国难，曾生、陈安良也已于上世纪末辞别了人世，本丛书中的宋湘、黄药眠也历尽沧桑，可他们的人生呼唤仍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耳边响起，客家人的未来也正在这呼唤中到来，让生者在今世的锻击与淬火中，教生命愈加纯净与美丽吧！

这当是我们最好的回应。

谭元亨

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