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著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在新旧势力的斗争故事情节中，着力穿插描写了平凡琐碎的家庭之事，如父子冲突、夫妻夜谈、姑嫂对话、女且弟闲聊等等，将身处历史转折时期的青年人的内心世界精心细致地刻画出来。虽然小说讲述的斗争故事已成为历史，但是小说描写的各种人物的精神世界，仍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仍能带给我们启示。

茅盾著的《霜叶红似二月花》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期，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新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同时，封建地主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利用一切手段抵抗和挣扎。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以王伯申为代表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与以赵守义为代表的封建旧势力展开了异常激烈的斗争。

小说最后以王伯申与赵守义相互妥协、农民受害作结局。王、赵的经济利益斗争一方面展示出民族资产阶级取代封建地主阶级的艰难过程；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勾结、妥协，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

除了上述王、赵的斗争故事外，小说还重点描写了张、黄、钱、赵、王、朱等家族的家庭琐谈、琐事。如果说赵、王的斗争故事主要从经济层面揭示了新旧势力对峙与斗争，那么对家庭琐谈、琐事的描写则从日常生活层面揭示了新旧人物的思想状态，尤其是新生代青年人的内在精神世界。

导读 在历史转折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新版后记

瑞姑太太的到来，使得张府上那种枯燥沉闷的生活起了个波动。从老太太以至恂少奶奶，都像心头平空多出了一件什么东西，洗一个脸，开一顿饭，也像比往常兴头些了；可是兴奋之中，不免又带几分不安，似乎又怕他们自己向来不敢碰触的生活上的疮疤会被心直口快的姑太太一把抓破。

姑太太这次的来，在张府颇感突兀。旧历新年，那位钱少爷来拜年，曾说姑太太打算来过灯节，老太太因此曾叫陈妈把东院楼下靠左边那间房趁早收拾妥当。但是清明也过去多时，姑太太只派长工李发送了端午节的礼物来，还说是因为少爷出门去了，姑太太的行期大概要展缓到秋凉以后。却不料正当这末伏天气，姑太太忽然来了，事先也没有个讯。这可就忙坏了张府的上上下下，偏偏地祝姑娘又被她丈夫逼回家去了。顾二只能张罗外场，内场要陈妈一人招呼，这婆子即使退回十年的年纪也怕吃不消；所以今天一早老太太就差小荷香到黄姑爷家去借他们的老妈子来帮忙，带便就请婉姑奶奶也来玩几天。

只有恂如一人游离在全家的兴奋圈子以外。

九点钟了，他还躺在床上，这时三间大厅楼上一点声响也没有，人们倘不在东院陪着姑太太，就一定在厨房里忙着安排酒菜，这样的清静，正合恂如的脾气，可不知为什么，他又感得一点寂寞的威胁。早上的凉气，像一泓清水，泡的他全身没一点劲儿，可是七上八落一些杂乱的念头，又搅的他翻来覆去，想睡又睡不着。隔夜多喝了几杯酒，此时他头脑还有些发胀，心口也觉着腻烦。他侧着身，手指无聊地刮着那张还是祖太爷手里传下来的台湾草席，两眼似睁非睁瞧着蚊帐上＿个闪烁不定的小小的花圈；看了一会儿，惘然想道：“为什么卧房里要放着那么多的会返光的东西？为什么那一个装了大镜门的衣橱一定要摆在窗口，为什么这衣橱的对面又一定要摆着那个又是装满了大小镜子的梳妆台？为什么卧床一定要靠着房后的板壁，不能摆在房中央？——全是一点理由也没有的！”他无可奈何地皱了眉头，翻身向外，随手抓起身边的一把鹅毛扇，有意无意地扇了几下，继续惘然想道：“并不好看，也不舒服，可是你要是打算换一个式样布置一下，那他们就要异口同声来反对你了。”他冷笑一声，没精打采地举起那鹅毛扇来，又随手扔下。“为什么？也是一点理由都没有的。不过他们却有一句话来顶住你的口：从没见过这样的摆法！”他觉得浑身暴躁起来了，又翻一个身，嘴里喃喃念道：“从没见过！好一个从没见过呵！可是他们却又不说我这人也是从没见过的，可不是我也是不应该有的么？”他粗暴地揭开帐门，似乎想找一人出来告诉他这句话。首先使他感得不大舒服的，乃是房里所有的衣箱衣柜上的白铜锁门之类都闪闪发光，像一些恶意的眼睛在嘲笑他；随即他的眼光落在那张孤独地站在房中心的黄椐方桌上——这也是他所不解的，为什么其他的箱柜橱桌都挨墙靠壁，而独有这方桌离群孤立，像一座孤岛？他呼那些依壁而耸峙的箱山为“两岸峭壁”，称这孤零零的方桌为“中流砥柱”。这“中流砥柱”上一向是空荡荡的，今儿却端端正正摆着四个高脚的玻璃碟子：两碟水果，一碟糕点，又一碟是瓜子。这显然是准备待客的了。恂如这才记起瑞姑太太是昨天午后到来的，自己还没见过。他抱歉地叹一口气，抓起一件绸短衫披在身上，就下床去；正待拔鞋，猛可地房门外来了细碎的脚步声，凭经验，他知道这一定是谁，刚才那一点兴致便又突然冷却，他两脚一伸，头一歪，便又靠在枕上。

P9－11

生命的生长与文学的阅读

李怡

在为中学选编的“郭沫若诗歌读本”的“序言”中，我曾经表达了这样的感受：

“郭沫若的青春写作属于20世纪之初，在那样一个除旧布新的历史转换时期，留学东洋、目睹世界景象的郭沫若以青春的激情和自信勾勒着他理想的新天地、理想的新生命，没有这番激情就没有现代中国文明的动力；同样地，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继续走到了一个新旧更替的关节点上，历史继续召唤着中国的青春代。但是，青春代是否都如郭沫若当年那么主动、自信和胸怀宽大呢？阅读今天的‘青春文学’，我们可以读到很多的敏锐，很多的聪慧，很多的感伤，而恰恰在这些方面，其实当年的郭沫若都有过仔细而深刻的表达，在他的诗歌、小说与自传当中，只是常常为一味‘逐潮’的人们所不知罢了；但是，平心而论，与当年的青春郭沫若相比较，今天的抒隋却少了一份天狗的雄健、凤凰的昂扬与‘太平洋抒怀’的阔大与气势，新世纪的青春有理由从逼仄中冲决而出，从自恋中升腾开去，那么，回头细读郭沫若，或许就有新的收获、新的启发。”

这里道出的其实是我对当今青少年阅读状况的基本认识。追逐青春、享受青春永远也不需要理由，但是，什么样的文字最有资格成为我们青春的伴侣却实在大有讲究。郭沫若式的青春文学并不只有灵敏和感伤，更有雄健、昂扬与阔大，这就是文学经典的意义。

生命的成长需要它的伴侣，它的朋友，它的导师，而文学经典就是我们最好的同行者。

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记录的是那些曾经的“青春代”，一代又一代的生命和今天的我们一起梦想，一起失落，一起挫折，又一起忧伤和一起求索，他们的体温温暖了我们，他们的思考启迪着我们，他们的奋斗鼓舞着我们，于是我们也有了勇气、智慧和方向。

这样表述，并不是轻蔑和排斥当下流行的文字品种——青春写作、网络文学乃至各种博客、微博等等，而是提醒一个重要的事实：只有经过岁月沉淀的生命的记录才能够与我们的灵魂形成深度对话，才能够在一个更隽永的方向上释疑答惑，满足我们成长的需要。

那么，究竟怎样阅读这些文学的经典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则便是让经典回归我们自由的感受，让文学直接与我们的生命对话。作为这一原则的反面，指的就是教科书式的阅读和机械的理论搬用。

长期以来，在僵化的教科书学习中，我们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理解”文学作品的方式：在中小学阶段，那就是千篇一律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艺术特色”；到了大学阶段，也是各种理论概念的简单搬用，好像将这些教科书模式运用娴熟了，就“读懂”了文学作品。其实，这样一来，我们很可能恰恰远离了鲜活的文学本身，久而久之，甚至已经习以为常，再也没有办法打开我们的感受，真正进入文学的世界了。

今天，我们常常将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称作是“鉴赏”式的，以示其缺乏理性思辨的严密与知识概念的完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然而问题在于，让我们产生如此强烈的理性思辨与知识概念崇拜的却是近现代以后的事情，是引入中国的种种外来理论的形态给了我们直接的启发，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启发过程当中，被我们轻易抛弃掉的正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弥足珍贵的基础：文学的鉴赏与解读。

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超越鉴赏”、抛弃文本解读之后，试图直接进入理性王国的大厦，然而这个由别人的概念、别人的术语所建构起来的大厦却似乎并不那么听任我们摆布。特别是当外来的学术与思想一旦在政治形势的巨变中，缩小为某一类型的思想（如苏俄）之时，其消极性的一面便更加突出了。例如，在过去，我们总是在鲁迅小说中挖掘现代革命史的形象说明，将鲁迅的文学当作革命家论述的佐证，这样一来，鲁迅就慢慢脱离开了文学的鲜活，成为僵死的历史说教。

鲁迅小说必然蕴含重要的社会人生主题，这一点似乎无可怀疑。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对于所谓“社会人生主题”的理解不可过于狭隘，也就是说，“主题”往往存在于作家情感深处对人生的基本关怀，而不一定是当时流行的某些历史观念。鲁迅小说就是这样。过去的鲁迅研究，一味在现代革命史的长河中寻找鲁迅的“革命”意义。最后，鲁迅的意义只存在于教科书里的历史主题，似乎这些主题不存在于鲁迅小说就不能证明鲁迅的价值。政治家关于中国历史性质及近现代历史的论述直接被挪作鲁迅小说的主题，这些理解都大大地曲解了鲁迅，也缩小了作为“文学”的鲁迅小说的丰富性。例如，在传统的鲁迅研究中，人们常常提及他小说的“社会批判”主题，其实这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判断。因为，仔细阅读鲁迅小说，我们就不难发现，作为鲁迅这一“社会”关注的创作，其中并没有中国现代化所必要的政治主题、经济主题与军事主题，尽管过去也有人不断将它附会于一些政治主题（如《风波》与张勋复辟，《药》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等等）与一些经济主题（如《伤逝》与自由婚姻的经济基础问题等等），但事实证明都与鲁迅小说的文本逻辑相去甚远。从总体上看，鲁迅并没有致力于空泛的“社会批判”，如何提高和改善中国人的生存质量才是他“社会”关怀的核心。如果说他进行了怎样的“社会批判”的话，那么这样的“批判”也就集中于我们这个生存的环境是如何以种种的形式剥夺和扼杀人的生存权利，削弱人的生存质量的。

也就是说，鲁迅社会批判的中心其实就是对摧残人权现象的批判，鲁迅所悲哀的是中国人的“非人间”生活。

这样的文学阅读也就才与我们自己的生命关怀、人生成长联系了起来，文学经典也就成了我们亲切可感的对象。

本套丛书从生命成长的角度出发，精选近百年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时间跨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们看来，无论哪一个时代的经典作家，都无一例外地书写了生命成长的主题，而凝结于其中的种种喜怒哀乐与人生智慧，都能够对今天的青少年产生深刻的启迪。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在编入每一种作品的同时，都附注了简洁的导读性文字。这些文字不是用来牵制大家的理解，相反，它们都力求在某一方向上打开我们的思维。青少年读者不妨将之与一般教科书上的讲述两相对照，细细品味其中的思想启示。

这部书已经停印了好几年，这是由于我的要求。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这部书本来是一部规模比较大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当初（一九四二年）迫于经济不得不将这一部分先出版，现在就应当暂时停印，等待全书脱稿然后一总再印。但是惭愧得很，荏苒数年，没有续写一字，——而且自审精力和时间都未必有可能照原来计划中的规模把它写完成了。那么，在出版社要求出文集的当儿，姑且把它编进去罢。

趁此机会，打算解释一下这部书何以题了这样一个好像和内容不发生关系的名儿。因为这是有些读者曾经来信问过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下一年春天，我到了桂林。我的家很简单，夫妇二人而已，然而也找不到安顿的地方。在旅馆住了半个月，总算找到了一间小房，一榻之外，仅容一方桌；但是，也还是朋友们情让的。这是一所大楼房的一间下房，大楼房住着三四家，都在楼上，只我一家住在楼下，我这小房虽然奇小，我倒也觉得够用。方桌上摆着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就在这些瓶瓶罐罐的旁边，我写了《劫后拾遗》，又写了几十篇杂文，亦写了《霜叶红似二月花》。

我的小房外边就是颇大的一个天井（院子）。每天在一定时候，天井里非常热闹。楼上经常是两三位太太，有时亦夹着个把先生，倚栏而纵谈赌经，楼下则是三四位女佣在洗衣弄菜的同时，交换着各家的新闻，杂以诟谇，楼上楼下，交相应和，因为楼上的是站着发议论，而楼下的是坐着骂山门，这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和立部伎，而戏称之为“两部鼓吹”。

《霜叶红似二月花》就这样在“两部鼓吹”声中一点一点写起。大约花了两个半月，刚写完第一部（即现在的这本书），而条件变化，我不能在桂林再住下去，不得不赴重庆；为了张罗盘缠，就把这已成的部分交给一个私家出版社，可是还没有书名。

那时候，残秋向尽，我在桂林已经住了九个月了。为了料理行装，偶然到某处，看见半林红叶，忽然想起了杜牧的题为《山行》那首七绝来，便反复讽咏这诗的最后一句；于是“灵机”一动，想道：何不把这一句借作我的书名呢？杜牧的诗，已经没有版权，我借用它一句，不会发生侵犯著作权的法律问题，可是我还是改动了一个字，为什么要改动一个字呢？也有我的想法。现在先把杜牧的原诗抄在下面：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第四句，杜牧原来用了个“于”字，我借用此句，却把“于”字改为“似”字，既然申明此句是借用，那么，擅改一字，大概可免于粗暴之罪；然而我还得把理由说一说。

让我先来冒险一回，试解释原诗此句的意义。我以为杜牧此诗虽系写景而亦抒情，末句双关，无论就写景说，或就抒情说，都很新颖，乃前人所未曾设想的境界。这一句（霜叶红于二月花）正面的意思我以为是：人家都说二月的花盛极一时，可是我觉得经霜的红叶却强于二月的花。但是还有暗示的意思，大抵是这样：少年得意的幸运儿虽然像二月的花那样大红大紫，气势凌人，可是他们经不起风霜，怎及得枫叶经霜之后，比二月的花更红。这样，霜叶就比喻虽不得志但有学问抱负的人，也可以说，杜牧拿它来比自己的。

杜牧出身于高门世族。他的祖父就是编辑那部有名的《通典》的杜佑，做过唐朝德宗、顺宗、宪宗三朝的宰相。杜牧的伯父、堂兄们，也都做了大官（堂兄杜惊做过节度使，也做过宰相），但是杜牧一生却不得志。他少年登科，关心国事，颇有用世之志，然而夹在那时党争之中，做京官备位闲曹，而迫于经济（杜牧的父亲早死，他这一房并没多大产业，所以他自说“幼孤贫”，后来他不得不靠官俸度日），不得不屡求外放。中年以后，这位“十年一觉扬州I梦”的诗人颇有点苦闷，转而为旷达，同早年的豪放，成一对照。凡是读过《樊川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一点来的。这一首《山行》，何时所作，已不可考，但诗境既属旷达一类，当系中年以后之作（杜牧四十以后，八年中间，做了四个地方的刺史，皆在江南；五十一岁卒），我把《山行》的第四句作了如上的解释，就是根据了杜牧的身世和思想的特点而作了大胆的推论。

但是为什么我又改“于”为“似”而后用作我的书名呢？

这就要谈一谈我写这本书的企图。

本来打算写从“五四”到一九二七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想在总的方面指出这时期革命虽遭挫折，反革命虽暂时占了上风，但革命必然取得最后胜利；书中一些主要人物，如出身于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最初（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以前）都是很“左”的，宛然像是真的革命党人，可是考验结果，他们或者消极了，或者投向反动阵营了。如果拿霜叶作比，这些假左派，虽然比真的红花还要红些，究竟是冒充的，“似”而已，非真也。再如果拿一九二七以后反革命势力暂时占了上风的情况来看，他们（反革命）得势的时期不会太长，正如霜叶，不久还是要凋落。

这就是我所以借用了杜牧这句诗，却又改了一个字的理由了。

当然，这样地反用原诗的意义，截取一句作书名，不免有点牵强，但当时急切间想不出更好的书名，而出版社又催的紧，便姑且用了再说。

谁知道此后人事变幻，总没有时间续写此书，以至这书名和本书现有的一部分更加联系不上。年来亦常有人以此见询，现在趁本书改排新版的机会，特在此简要地说明其中的经过。如果我能够多活几年，找出时间，续成此书，了此宿逋，那当然更好。不过，我不敢在这里开支票。

茅盾于北京，195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