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子等人编著的《空谈(关于人生的七件事)》围绕两性、生养、死亡、政治、信仰、文艺、智性七个问题展开对谈，凭借狗子率直、大胆的提问，陈嘉映、简宁、周濂智慧而思辨的回答，阐述了那些困扰残酷现实中社会人不得不面对的诸多问题。

　　书稿中所涉及的问题，往往是一些因为忌讳、伪装、禁忌而长期得不到解答的内容，几位作者通过巧妙地阐述，给出了正面回应。

狗子等人编著的《空谈(关于人生的七件事)》由七次对谈组成，话题分别是（1）两性关系（2）文艺现状（3）政治在个人生活中的位置（4）当代人有死亡观吗？（5）今天我们如何决定是否要小孩？（6）信仰是否离我们越来越远？（7）何为智性交流？这些话题或是当代人焦虑的核心所在，或是衣食丰足之后的自然追求。由一个小说家发起话题，哲学家娓娓道来，诗人纵横穿插，言语浅白但道理深邃。即便不说这些大难题被他们谈清楚了，至少他们各自的思路能读者许多启益。《空谈(关于人生的七件事)》中所涉及的问题，往往是一些因为忌讳、伪装、禁忌而长期得不到解答的内容，几位作者通过巧妙地阐述，给出了正面回应。

序

两性：我们该如何期待一种新型两性关系？

文艺：众声喧哗，文学已死？

政治：不关心政治是正常的吗？

死亡：当代人有死亡观吗？

生养：我们如何决定是不是生孩子？

信仰：没有信仰的生活是亏欠的吗？

智性：何为“智性”谈话？

2012年夏末到2013年春，我跟嘉映、简宁做了七次谈话，地点在嘉映家。

缘由是，多年来，我在跟嘉映、简宁的各种闲聊中每每能获得启发，他们的一些有见地的说法，经常被我拿来在各种场合（对我而言基本就是酒桌上）卖弄，后来就碰到一些做媒体的朋友，他们鼓动我何不就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集中做几次谈话，拿到媒体上发表，要弄就好好弄，要卖就真卖。

我把这个意思跟嘉映、简宁说了，他们答应试试，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三两朋友坐下来就一些问题安安静静交流一下挺好，别净是喝大酒扯闲天，或者——对嘉映来说——就是学术讨论。是否在媒体上发表，倒在其次。

这半年多来，大概每隔一个月我们聚在嘉映家谈一次，通常是下午两点半到六点左右，有茶，不喝酒。我带了录音笔做录音，我的一个拍电影的朋友对我们的谈话感兴趣，他带了摄像机在一边录像，他跟嘉映、简宁也认识，不好拒绝。关于录音录像对谈话的影响，在书中“何为‘智性’谈话”中有所涉及。

谈“政治”的那次特邀了周濂加入，他是嘉映以前的学生，现在主要做政治哲学。周濂也是我们大家的朋友。

每次谈话的题目由我来定，基本上是就我的一些困惑来展开，半年多下来，困惑并没有解除（甚至有所加深），但多多少少让我更看清楚了这些困惑的面目，这样的收益我觉得已算不小了，所以，这一系列谈话对我而言绝非空谈，这样的空谈，还是对我而言，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还不至于是个不切实际耽于空想的人吧？何况，有些问题只能空谈，就应该空谈，比如乌托邦之类的？

不谈也罢。

要感谢以下朋友对“空谈”的促成和帮助：高山、沈山、高子鹏、庄丹洵、项灵羽、王芫、刘晓丽；还要感谢徐晓、沈大园、灵子、傅金岳，是他们的努力和付出，使“空谈”成为《空谈：关于人生的七件事》。精彩书摘

狗子：关于我们这个谈话，之前想过一些话题，比如“中国的九十年代”，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啊，等等。不久前嘉映说，狗子，就谈你最感兴趣的。我想来想去，觉得我个人最想谈的就是这个两性关系，所以我们就先从这个题目试试？我之前跟嘉映在电子邮件中提到这个话题，嘉映你好像说这个话题不太容易展开……

嘉映：对，这话题不好谈，要不这样，狗子你先说一段，我跟简宁评论，看谁能接就接上？

狗子：以我的生活为案例？

嘉映：以谁的生活为案例都行。

简宁：我倒是希望以嘉映的生活为案例。

嘉映：那完了，那完了，我这生活就太枯燥了。  狗子：我想先问，为什么谈这个话题就不太好展开，是因为牵扯个人隐私还是什么缘故？

嘉映：我不知道，也许是你这个问题本身就能成为一个话题的。为什么不太好展开？性这个话题在历史上——古今中外我所知道的历史，绝大多数时候基本上都是个禁忌。为什么这一直是个禁忌的话题，可就不容易说清楚了，这本身就够谈一次甚至好几次的了，没准儿还真能谈出点儿别人没谈过的。那为什么到了近代或有些时代，它突然就可以谈了？如果这个话题本身真的包含着禁忌，今天虽然可以公开谈，实际上一定掺杂着一大堆掩饰、欺骗、自我欺骗，裹在这个话题上了，这里所谓的坦诚，其实都是大大地打了折扣的坦诚。我说不太好展开，大概就是这意思。

要不我们先把这个跳过去呗，狗子还是你先谈，是性还是性与婚姻还是性与什么，还是就是性，两性……

两型关系能否有个新型？

狗子：我一直疑惑，我是不是在两性关系的问题上一直就比别人关注的多，或者说为什么这些事老搞不定，我的大多数麻烦，或者所谓痛苦，差不多都来自两性关系，比如失恋啊、想摆脱啊之类的……

嘉映：失恋或者让别人失恋。

狗子：差不多吧，那种和平共处的恋爱是少数，多数都比较纠结，这是我个人的情况。然后我观察我周边的朋友，有在这方面不是特麻烦的人，但是和我平常一块儿玩儿、一块儿混的朋友，两性关系还是一个相当重的或者说相当困扰的那么一个问题，你会发现他们情绪低落的时候，八成是来自两性方面的困扰。于是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这个现象正常吗？

嘉映：你说到这儿我已经有一大堆的问题了，第一，就是说你碰到的这些事儿，基本上人人都会碰到，失恋，追求谁追求不到，两人好着一个想断，这是大多数人都会碰到的，那么你说这些事儿很困扰你，所以你就会对这些事儿想得特别多，你觉得你想的会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吗？再一个大的问题是，你说这正常吗？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你也能想象，两性关系这么困扰你或者很多人，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近现代的现象，这个你想过没有？第三个问题，你说你认识的有些人就没那么困扰，你比较一下为什么你就那么困扰而他不那么困扰？

狗子：我不确定我想的是否和别人不同，我老觉得吧，这个男女关系能不能有个新型？比如比照哥们儿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我跟哥们儿之间的相处就没那么多事儿，一到男女关系这儿就……这问题出在哪儿呢？

嘉映：因为男女关系很明显具有排他性啊。

狗子：对，就是在排他性这一点上，能不能……

嘉映：改改？

狗子：对，改改。  嘉映：嗯，改改呀……

简宁：我也同意大多数是排他的啊，但好像有个别例外，比如法国诗人艾吕雅，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拿他的太太来招待朋友。家里来客人，他就会故意营造一种气氛或提供某种环境来怂恿他的太太跟他的朋友做爱……这算是排他的一种例外呢，还是个变异？

嘉映：我觉得说到这儿，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得多。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case（案例）你掌握了多少细节，比如萨特和波伏娃的关系，一开始被当作一个新型，但你也知道后来披露了大量材料，那些细节你要读下来，就会发现，那个所谓简单的新型实际上有很多复杂的内容……

简宁：跟夫妻一样。

嘉映：里面有很多复杂的东西交织在一起，欺骗、哄骗、自欺、扭曲了的嫉妒、权力。这个案子单独可以谈，但是我想说，这些所谓的例外，得做个案研究，细节你掌握了多少，这是一个问题。第二，这个排他虽然是双方的，但主要是指女性，简宁刚才那个例子里是说男性有时不排他。

简宁：简直慷慨。

嘉映：第三个呢，我又得讲到古代跟现代的区别，我们知道有很多原始民族，拿自己的女人款待客人不是什么大事儿，当然，它首先就没那么多感情纠缠。

我觉得这种排他性是跟现代的好多东西连在一起的，比如说个人感情被看得特别重。在以往的时代，个人的私情它不是什么大事儿，社会有一大套规矩，现在没有规矩，全靠这个感情的纽结，以前都是靠规矩就都把它弄清楚了。

狗子：在我们受的教育里，五四的这一套都是很正面的东西，你怎么看这些呢？

嘉映：呃，怎么看，谈不上，我就是想说现在的这种爱情观，至少是主流的明面儿上的爱情观，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的，以前有个说法叫“爱情至上主义”，这“爱情至上主义”我怎么看，我说不上来……嗯，我至少可以说这一条吧，就是，我喜欢干的一件事儿是，指出很多我们在不经反思的时候被当作天经地义的东西，实际上都来历不长，当然这个“来历不长”也就暗示了实际上它也不是那么天经地义，就是在人类的绝大多数时代和绝大多数地方，人不是这么想的，我还没有说它因此就不值得这么想或不应该这么想，但至少我就不会把它看作天经地义，它是可想的嘛，可反对的嘛，如果你找到了反对它的理由的话。

简宁：这个我特别认同你的说法，比如说“爱情”这个词，或者说“爱”，这是二十世纪才有的，是白话文之后才有的词。现在女的总问男的“你爱我吗”，有时会把你搞疯。我碰到这问题，就反问她，那你爸爸和你妈妈会这么说吗？我就想，我们上两代人的感情生活是什么样呢？这里有一种怎样的认知的差异？我就说，你不能说古人没有爱情吧，可能形态不一样，纠结差不多吧？

嘉映：显然纠结的方式很不一样喽。比如希腊神话里，帕里斯对海伦，你说那叫爱情吗？他把海伦掠走了，然后海伦的丈夫、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就鼓动阿伽门农发动一场战争，把海伦抢了回来。P3-8

2012年夏末到2013年春，我跟嘉映、简宁做了七次谈话，地点在嘉映家。

缘由是，多年来，我在跟嘉映、简宁的各种闲聊中每每能获得启发，他们的一些有见地的说法，经常被我拿来在各种场合（对我而言基本就是酒桌上）卖弄，后来就碰到一些做媒体的朋友，他们鼓动我何不就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集中做几次谈话，拿到媒体上发表，要弄就好好弄，要卖就真卖。

我把这个意思跟嘉映、简宁说了，他们答应试试，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三两朋友坐下来就一些问题安安静静交流一下挺好，别净是喝大酒扯闲天，或者——对嘉映来说——就是学术讨论。是否在媒体上发表，倒在其次。

这半年多来，大概每隔一个月我们聚在嘉映家谈一次，通常是下午两点半到六点左右，有茶，不喝酒。我带了录音笔做录音，我的一个拍电影的朋友对我们的谈话感兴趣，他带了摄像机在一边录像，他跟嘉映、简宁也认识，不好拒绝。关于录音录像对谈话的影响，在书中“何为‘智性’谈话”中有所涉及。

谈“政治”的那次特邀了周濂加入，他是嘉映以前的学生，现在主要做政治哲学。周濂也是我们大家的朋友。

每次谈话的题目由我来定，基本上是就我的一些困惑来展开，半年多下来，困惑并没有解除（甚至有所加深），但多多少少让我更看清楚了这些困惑的面目，这样的收益我觉得已算不小了，所以，这一系列谈话对我而言绝非空谈，这样的空谈，还是对我而言，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还不至于是个不切实际耽于空想的人吧？何况，有些问题只能空谈，就应该空谈，比如乌托邦之类的7

不谈也罢。

要感谢以下朋友对”空谈”的促成和帮助：高山、沈山、高子鹏、庄丹洵、项灵羽、王芫、刘晓丽；还要感谢徐晓，沈大园、灵子、傅金岳，是他们的努力和付出，使“空谈”成为《空谈：关于人生的七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