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力透纸背的揭秘之作，—抒满腹难言的文人隐痛！

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陈源为什么死保顾颉刚？胡适认老师与认学生，顾颉刚向蒋介石献九鼎铭文，梁实秋为什么不不告鲁迅？柳亚子的狂与不狂，钱锺书为何不要秘书？钱锺书为何“默存”？《管锥编》为什么用文言？

本书力图有个性地展现从世纪初的林纾、梁启超，经由鲁迅、钱锺书，到世纪未的余秋雨、王朔这些大牌文人的光荣与梦想、屈辱与隐痛。

20世纪是所谓“大时代”，这一百年，中国经历了“千年末遇之大变局”。这个时代的文人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和心理冲突，他们是一群遍体鳞伤、百感交集的“零余者”。因此，他们的隐与痛特别集中鲜明，耐人寻味。在书中，作者力图有个性地展现从世纪初的林纾、梁启超，经由鲁迅、钱锺书，到世纪未的余秋雨、王朔这些大牌文人的光荣与梦想、屈辱与隐痛。究竟是什么样的“隐”与“痛”呢？请看：

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

陈源为什么死保顾颉刚

梁实秋为什么不告鲁迅

钱锺书为何“默存”

钱锺书为何不要秘书

《管锥编》为什么用文言

顾颉刚向蒋介石献九鼎铭文

柳亚子的狂与不狂

胡适认老师与认学生

……

自序：镜子中的那些隐痛

林纾的气度

林纾、梁实秋及其他

晚年梁启超

苍蝇的发现

鲁迅拒客

拒客之后

我看鲁迅骂人

鲁迅拿钱骂人

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

陈源为什么死保顾颉刚？

鲁迅与爱国

鲁迅与胡适

鲁迅与钱玄同

也说梁实秋为什么不告鲁迅

宽容乎？

矫枉何必过正

公道不公道？

周作人的冷

周作人与道光

寿则多辱

周建人去商务

刘文典的自信

刘文典的爱憎

胡适与陈济棠

胡适与钱锺书

胡适扯谎了吗？

认老师与认学生

奇人黄侃

阉猪与割人

钱基博的耿介

也说牛人熊十力

文言白话优劣辩

不假毫毛之助的杨树达

顾颉刚献九鼎铭文

公布他人信件种种

玩味金岳霖微言

梁漱溟的悲剧

关于陈德征氏三二事

柳亚子的狂与不狂

可怜之人亦有可恨之处

解诗歧途

便纵有千般风情，更与何人说？——读《陈寅恪与中国文化？》

《管锥编》为什么用文言？

钱锺书与鲁迅

钱锺书不要秘书及其他

钱锺书改诗

钱锺书默存

两起美国特务案

文人，还是学者？

凭什么指责钱锺书

钱锺书两拒极峰

壮夫不为——兼谈小说中的人物的真假

夕阳未必好，何况近黄昏——李敖的悲剧

人间喜剧

李敖的另一面

余秋雨为什么替刘心武辩护

余秋雨与启功

不通得来头大

我看王朔看鲁迅

从刘心武被殴到潇湘馆，被砸

别教人“忏悔”

周作人与道光

鲁迅对他二弟周作人的评价是一个字“昏”，那么，他到底是怎么个昏法呢？鲁迅没有具体说，不过，周作人的学生张中行给我们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说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零用钱（所谓铜币）是要用银元换的，当时的兑换价是一个银元兑换四百六十个铜币。有一次，周作人跟人家谈起这银元跟铜币的兑换价，他坚持说市面上银元对铜币的兑换价是一比两百，理由是他们家里的仆人就是这样给他兑换的。大家当然一致反对，都说他给自己仆人骗了。见如此众口一词，周作人也就只好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仆人进行一番调查研究了。这一调查研究还真吓了他一跳：这仆人不仅在银元与铜币的兑换上对他这主人上下其手中饱私囊，还居然把他家的大米一口袋一口袋地偷走去卖！这一来，原本好脾气的周作人也生气了——这么吃里爬外，谁受得了？于是，在一再鼓足勇气之后，他把那仆人叫来，委婉地告诉对方，因为家道不济，没有多的事做，对不起了，请对方“另外高就”……话还没有说完，那仆人就倒地磕头。这一下，又把好好先生周作人吓坏了，他赶紧把对方扶起来，嘴中还道歉连连：“刚才我说的话算没说，不要在意。”结果，那仆人自然安然无恙！这个故事倒真能说明周作人的昏：首先，他叫手下去换银元，却居然连银元对铜币的比值是多少都不知道！其次，就是不知道，也该自己找靠得住的朋友问问，而他居然也不问，听任仆人说多少是多少；最后，知道真相了，他要炒仆人鱿鱼，这本来是正确决定，可仆人给他一下跪，他居然又收回成命，倒好像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如此待人接物，除了“昏”字，我们还找得到其他字眼来形容吗？对比他哥哥鲁迅当年因为自己学生李小峰在付稿费时拖拖拉拉就不客气地把对方告上法庭的精明举动，周作人这“昏”当然就更一目了然了。后来，周作人附逆下水，原因当然很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家用不足——想想：一个在理财方面如此之昏的家伙，家用再多，能足吗？

道光皇帝也有类似的故事：有一天，他宣一大学士上朝，公事完了后，两人就闲聊起来，无意间道光皇帝问起对方的早餐内容来。这大学士据实答道：“吃三个浣果。”——浣果者，北京人所谓荷包蛋也。道光帝听后给吓了一跳：“你好阔气，一早居然吃三个浣果！”这一下，对方奇怪了：我一个堂堂大学士，省部级官员，早餐吃三个荷包蛋怎么啦？！原来在道光帝厨房的账单里，每个鸡蛋的价格是三十两银子。三个鸡蛋就要值九十两银子，再加上加工费及服务费，一百两银子要吧？一顿早餐就吃掉一百两银子，也难怪道光皇帝要失声惊叹了！看到这里，大家肯定明白：这道光跟那周作人一样让手下人给蒙了！其实，当时鸡蛋的市面价也就三钱可买十来个。可一到了宫中就成千上万地涨价！为什么他们敢这样涨价？不就因为道光跟周作人一样昏吗？照说，一个省部级官员一个早餐要吃掉近“百两银子”，道光如果清醒的话，就应该问一问：你哪来那么多钱呢？这么一查，就既可以还大学士以清白，也可以挖出一串大窝案的，可道光帝只从惊叹始，到惊叹止，并不深究，并不认真；而这位大学士也不辩白，并不讲出鸡蛋的真实价格。大家就这么一朝天子一朝臣地昏下去，反正混混水养混混鱼，何乐而不为？据说，道光皇帝是皇帝中最为艰苦朴素的一位：连自己穿的龙袍上都打满补丁——想想也是：在他宫里，连一颗鸡蛋都值三十两银子，他能不这么艰苦朴素么？

周作人昏的结果是抗战中附逆落水，为自己本来开局良好的人生画了一个合不拢的圆圈；而道光的昏呢，则是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给中国社会画了一个至今合不拢的圆圈。所以，无论常人，还是皇帝，都昏不得。

寿则多辱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希望人能长寿尤其是那些志士仁人学者大师，因为他们活得越长，越能更多地为我们创造价值。可这也就一般而论——或者说，在太平盛世是这样，如果碰上天地玄黄的动荡岁月，那可就不一定了，有时，倒觉得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不如早死了的好一因为这样可以免除他们后半生的耻辱与苦难。

也许，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汪精卫了。此公年轻之时闹革命、造炸弹、刺杀摄政王，固一世之雄也。写的诗歌也慷慨激昂得让人肃然起敬，什么“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可，就这样一位举世无双的爱国志士，后来却做了天下无敌的大汉奸！假如此公在民国之前死，则不失为抗清烈士，其英名当与徐锡麟、秋瑾前后辉映，光照千古；假如他在抗战前死去，则民国元勋，一代豪杰的头衔还是有得戴的。可他竟活到了抗战，还在抗战中做了大汉奸，一生功劳毁于一旦不说，还遗臭万年——连个全尸都没落下。寿则多辱，有以也夫！

还有周作人。在1936年，他曾写过一篇题为《老人的胡闹》的文章，文章引用日本兼好法师的话中就有“寿则多辱”一句，他本意是讽刺鲁迅，可没想到这话却最后落实到了他自己头上：如果他在1936年死去，那他将会以著名学者新文学大师的光荣头衔载入史册；如果他在1939年元旦被刺身亡，他更将成为一个为国捐躯慷慨成仁的爱国人士而彪炳千秋……可惜，当初那颗子弹打在了他毛衣的纽扣上，周作人大难不死，也因此开始了他屈辱的后半生：是年八月，他出任日本人控制下的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第二年又任伪“华北政务会”教育督办，并赴东京出席东亚文学协会文学部会……也因此由学界先驱，一沦而成为文化汉奸，最后，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寿则寿也，辱亦多辱！

戊戌变法后，死里逃生的康有为不忘旧主，还兴致勃勃地主张“君主立宪”，由革新派成了顽固派。革命家开始滔滔不绝地骂他。其中骂得最为别致的是古文大师章太炎：他写了一副“寿”联送给康有为，联语是“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最后一字分别嵌入“有”“为”。更妙的是，这是一副歇后联，将其补全则为：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老而不死是为贼——这当然是骂康有为是祸国殃民的妖孽与老而不死的贼了，刻薄而文雅——看，就是因为长寿，而直接被骂作“老贼”，如果他死于戊戌变法时，成了变法烈士，又何来这样的刻薄？寿则多辱，岂徒然哉！

《大公报》记者群中有一个后起之秀刘克林。他十四岁加入地下党，燕京大学毕业，文才端的了得：抗美援朝时从前线发回的通讯，让总编王芸生眼睛一亮，感慨后生可畏！后来，他进入中宣部，曾是中央“反修”小组《九评》写作班子成员，当时广播中那铿锵有力的言论，许多就出自于他的手中。正当他平步青云炙手可热之际，却在“文革”爆发的“红八月”里神秘坠楼身亡——他要不死，很有可能成为那场大动乱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笔杆子！因此，他燕大时的老同学在1979年他追悼会上，曾写下这样一首诗：“莫论诗豪兼酒豪，昔日文坛抱旌旄。羡君应招天上去，胜似屠门握杀刀。”真的，与其长寿到“文革”中做打手做杀手，为害人间，还不如早点死去，做个好人。其实，这种情形也不限于刘克林，据《百年沧桑》中介绍，总编王芸生在临终前“大彻大悟。悔恨自己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痛苦，都不该写那篇‘自我讨伐’的长文，即《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该文不仅对自己，也对张（季鸾），使用了极为刻薄甚至污秽的语言，悔恨他自己也参与了那场对《大公报》的‘围剿’。”——换句话说，也是后悔自己“寿则多辱”！

当然了，一个国家如果老叫人产生“寿则多辱”的感慨，则这个国家也一定是一个让人不愿久留的地方。

P77-80

镜子中的那些隐痛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有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理解“一切历史”之所以成为“当代史”乃是因为作为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件，只有在后人的分析解读阐释乃至感动忧伤中，才能复活——否则，它只是一堆没有生命的材料文献。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同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的说法。

当然，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比喻：如果说，已经发生的事件是客观物件的话，那么，历史就是这些客观事件在人类心灵这个“镜子”里的反映。于是，一方面，“镜子”里的影像是过去事件的反映，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影像了解历史认识历史；另一方面，“镜子”里的影像又真实地反映了“镜子”自身的性质：它的光洁度、反光度、质地等等。因此，我们看这面镜子里的影像，在认识历史事件的同时，也认识了研究者。历史和现实，主观和客观，就这样在我这面“镜子”中彼此融合相互反映，历史也因此变得色彩缤纷，扣人心弦。所以，真正的历史研究是：他们中，有我们的影子；我们中，有他们的基因。像忧亦忧，像喜亦喜。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观下，我开始了自己对“中国现代文人的隐与痛”的研究和表达。

先需对“现代”进行界定，所谓“现代”，大致从上世纪初到上世纪末的这一百年，这一百年，是所谓“大时代”——也就是说：我们在一百年里，走过了其他国家也许要几百年才能走过的道路。具体说来：这一百年，是中国由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也是一个中国文化走向并汇人世界文化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大撞击大交流中形成现代民族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民族及其在大时代中新生并崛起的进程。

而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文人，面临的也是过去文人所不曾经历的巨大社会变迁和心理冲突。所谓“文人”之“文”，不外乎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他的敏感，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感应的神经”；其次，是他的表达欲望与能力，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攻守的手足”。两方面结合，再加上现代文人又是一群在“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挤压得遍体鳞伤百感交集的“零余者”，因此，他们的隐与痛特别集中鲜明，耐人寻味。而对他们发隐揭痛，就成为我兴趣所在——因此，在书中，我们力图有个性（“镜子”性质）地展现从世纪初的林纾、梁启超，经由鲁迅、钱锺书，到世纪末的余秋雨、王朔这些大牌文人的光荣与梦想、屈辱与隐痛。

那么，究竟他们什么样的“隐”“痛”我最感兴趣呢？钱锺书《围城》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三闾大学中文系主任汪处厚，发现自己年轻的妻子跟同样年轻的政治系主任赵辛楣在“半透明的夜色里”不清不楚后，大发雷霆，手拍桌子问老婆跟赵有什么关系：“你——你快说！”然后“偷偷把拍痛的手掌擦着大腿”。我感兴趣的不是现代文人在桌面上的大拍桌子，意气风发，而恰恰是他们“偷偷把拍痛的手掌擦着大腿”的私下举动。不妨聊举一例：  譬如，就“痛”而言，如果我们研究鲁迅这辈子最恨最痛也骂得最狠的人是哪一个，结论不是章士钊，不是梁实秋，不是胡适，不是林语堂，也不是“四条汉子”加郭沫若，而是顾颉刚！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恨与骂并未见诸公开文字，而只是出现在日记和私人通信之中。这是为什么？有什么难言之隐难言之痛？是因为阶级立场、哲学观点、还是经济利益？

我们如果深入探究下去，就会发现鲁迅的这个隐痛跟陈源在报上公开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那部分，“整大本的剽窃”的这一所谓“抄袭案”有关。而事实上，传播这一谣言的虽然是台上的陈源，制造者却是背后的顾颉刚！顾颉刚此举，可谓“阴险”之至：不仅是个谣言家，造谣说鲁迅著作抄袭；而且是个阴谋家，自己不说这谣言，却让别人去说，叫鲁迅无从直接批驳。鲁迅之隐之痛，可想而知（详见《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一文）。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挨了鲁迅夹头盖脑一通臭骂的陈源，却不敢将这种说法的真正制造者顾颉刚招供出来，以便自己摇身一躲，不再成为鲁迅投枪匕首下的狙击物。这又是为什么？他又有什么难言之隐？隐在何处？要解答这个问题，这又不能不谈到一桩几乎与这“抄袭案”发生在同一时间，涉及陈源、周作人、张凤举的现代文学史上另一桩公案——“叫局案”了（详见《陈源为什么死保顾颉刚》一文）。

是的，在解释这些历史人物的“隐”与“痛”的原因时，我的兴趣不在于一般书上的那些历史背景、经济地位和阶级立场，而在于这些事件背后当事人的特殊境遇、个人心理和偶发事件。

当然，我不敢肯定自己的解读都是正确的——好在圣保罗说过：“镜子里看到的影像是昏暗的”。我可以保证的只是：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个性化的，除了能反映历史事实外，还能反映“镜子”本身的光洁、质地和它的裂纹、暗斑。所以，欢迎您批评我这面“镜子”里的影像，同时，也欢迎您批评这面“镜子”。

2009年6月15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