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商部的办公室里，小火炉上的水壶腾腾地冒着白色的蒸汽。屋外，呼呼的北风拍打着窗户。安特生坐在办公桌前，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面前高矮、胖瘦各不相同的几件陶器，有些还沾着细细的泥土，显然没有来得及清理。安特生不时比划着手里的一个放大镜，他希望这个东西能帮得上忙，可以从中发现点什么。旁边的一张桌子上，铺满了稿纸，上面用钢笔画满了一些奇形怪样的符号。
一直以来，关于这些陶器的几个问题始终令他百思不得其解：这么精美的陶器，到底是怎么生发出来的？是哪个民族创造了它？它是本生，还是外传？它的发源地又在哪里……安特生的眉毛渐渐凝成了一个疙瘩。
忽然，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了，一个戴着棉帽、穿着棉袍的人走了进来。这个人一进屋，赶紧关了门，径直走到办公桌前。来人一边热情地打招呼，一边迅速从怀里掏出一些纸张，递给安特生。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安特生的助手刘长山，也就是发现这些陶器的第一人。他的到来，不知道会给安特生带来什么样的信息。
安特生先请刘长山坐下，然后就仔细的翻阅起这些爬满字母的纸张来。这是一份关于中亚地区的考古发掘报告，上面提到的遗址中也有彩色陶器出土。安特生眼前一亮：中亚地区有彩陶，中国的河南也发现了彩陶，那么二者是否存在着联系呢？安特生不禁陷入了深深地思考。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对比、研究，安特生逐渐发现，中原地区的彩陶与中亚土库曼斯坦的安诺及东南欧的特里波里等地的彩陶有许多相似之处，很可能出自同一源；中国的彩陶在年代上晚于巴比伦等地的彩陶，制作时间上也在中亚与东南欧之后，因此中国彩陶有可能来自西方，这个地区的文化也可能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这就是著名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由于它是以考古发掘的实证来说话，因此这个学说在当时具有更大的冲击力。
从专业角度来说，安特生仅仅是一位地质学家，对考古学只是热爱，他本身并不熟悉田野考古发掘的操作程序。而当时，中国的田野考古还处于萌芽状态，也没有出现可以参考和依照的有效方法。因此。在对仰韶村发掘时，安特生就是参照地质学的工作方法，以地层的水平深度分析取样，而不是以文化自然堆积分层收集遗物。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把早期文化和晚期文化混为一体，从而没有办法弄清楚仰韶文化的内涵及遗存的先后顺序问题，以至于出现了“彩陶文化”，“单色陶器”早于“彩色陶器”等非常模糊的概念。
事实上，安特生并没有就此罢休，有一个问题一直让他耿耿于怀：那就是假如中原的彩陶是从西方传入的，那么就必然会在通向中原的甘青地区留下传播的遗迹，他还设想西方的文化应该通过丝绸之路和草原之路两条道路向东传播，那么这个文化通道真的存在吗？
为了验证这个假说，1923年，安特生决定到甘青地区的河谷地带去寻找史前的文化遗址。5月，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支持下，安特生携带各省省长的亲笔信，写有汉、蒙、藏3种文字的护照和10名护送的士兵，沿着黄河一路西上了。在兰州，一个小摊贩上装着烟叶的旧彩陶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得知这件彩陶来自临洮后，安特生一行就沿洮河而行，先后发现了马家窑、齐家等遗址，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等。
这次考察之后，安特生发现，甘肃彩陶比中原彩陶要发达得多，但甘肃境内的比较早的彩陶文化中缺乏某些中国古代文化的典型器物，如陶鬲等。如果甘肃彩陶文化是从中原发源的，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他据此推测彩陶来自西方。于是，1924年，他在《甘肃省的考古发现》一文中提出中国文化是在新疆地区生长起来的，并从西方受到影响的观点。这个观点又一次在学术界引起了大争论。一些东西方的学者基本上否定了他的假说。 一年后，安特生又在《甘肃考古记》中肯定了彩陶及一些农业技术是从近东起源的，并沿新疆、甘肃传人河南，河南仰韶是自成体系的文化。随着研究的持续推进，1943年，安特生出版了《中国史前史研究》一书。他再次修正自己的看法，得出了仰韶彩陶与近东无关的结论，这也意味着他彻底抛弃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然而，在民族主义情绪极端爆发的年代里，人们却把安特生当成一个有种族偏见的帝国主义御用学者而大加批判，将其与其他一些“窃宝者”相提并论，这对他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
其实，安特生考古发掘所引发的争论，只是“中国文明起源说”的一种呼声。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很早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P21-24
